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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宫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影响因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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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大明宫是我国首次以国家遗址公园形式实施保护与利用的宫殿遗址。遗址区的文化产业发就是让静默的历史文化资源重新完整、鲜活地再现于当代人民的生活之中。大明宫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体制因素、人才因素、创意因素和资金因素:体制方面,需要对权衡经济功能与文化价值、推行系统保护与长效规划、定位政府角色等问题继续探索和完善:人才方面,存在整体产业人才培育机制滞后、文化产业经营模式落后、地域局限等问题;创意方面。面临因微观产业环境不佳和人才匮乏导致文化内涵和技术创新两个产业核心竞争点实力薄弱的挑战:资金方面,经受政府投资有限、市场吸资难、预期和民间集资不畅的考验。
  [关键词]大明宫;历史文化资源;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K87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24-0107-05
  
  作为陕西倾力打造的周秦汉唐大遗址文化区的重点工程――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已于2010年10月1日盛大开园。然而,对于一个存续千载、见证盛唐历史的宫殿遗址而言,这只是展现它辉煌历史文化内涵的冰山一角。千年前的大明宫不仅是大唐政治的权力中心,更富集盛唐璀璨的历史文化资源:不仅形成了令世人叹为观止的恢弘建筑,书写了戎马倥偬的269载辉煌历史,更是彰显唐朝文化艺术成就的舞台,极具文化开发价值。那么,现实课题就是“在保护好历史风貌和重点文物古迹的前提下,努力使隐性文化显性化,使在地下的、书本里的文化,走上来、走出来、活起来,使之变成为可读、可感和可消费的文化产品”,让早已静默的历史文化资源重新完整、鲜活地再现于当代人民的生活之中。而如何做好这一点恰恰是大明宫遗址区文化产业开发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考验。这一考验不仅在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自身存在不足,还在于大明宫遗址的特殊性。大明宫遗址现存留的主体是夯土台基。而不是辉煌的实体建筑形态,在这样的黄土台基之上怎样实现“可读、可感和可消费”?这决定了大明宫遗址区文化产业开发更大的意义在于实现大明宫遗址承载的厚重历史文化内涵与现代经济相融合,达到传统文化内核与现代文化要素的对接,促进文化的复活和再生。因此,这种转化不可避免地与国内政治、经济、文化需要和国际趋势紧密相连。这些要素助推文化产业开发的同时,本身的发展缺陷亦成为资源转化的阻障因素。总之,影响大明宫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的因素主要是体制因素、人才因素、创意因素和资金因素。
  
  一、体制因素
  
  对于历史遗址的文化产业开发,国际性共识是:把保护、恢复和重新使用同城市现代建设相结合,保证经济价值的同时延续文化生命力。这表明文化产业开发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担负着传统传承的文化使命,必然需要政府的引导、体制的保障。大明宫遗址富有中国文化传统与精神财富的标志性人文价值,具有文化产业开发的极大前景,但其仅存夯土台基的实物形态,因历史久远、破坏巨大而缺乏观赏性的特点又极有可能在开发中带来周期长、见效慢的经济负担。因此。文化产业开发的启动要以政府为主导,形成政府为主、市场为辅的转化模式。
  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是后发市场经济与文化保护、文化发展叠加的必然结果。在积攒大量成果和经验的同时,也暴露出旧体制存在的弊端。大明宫遗址是我国首次以国家遗址公园形式进行保护和利用的文物古迹,实施文化产业开发具有特殊性。所以,全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带有共性的问题和开发中遭遇的新挑战,都使政府对新文化产业发展格局的探索面临巨大考验。
  第一,显性的经济利益功能与隐性的文化审美价值的权衡问题。政府力图通过行政行为探索动态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最佳结合点。实现双赢效应。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通过推进市场经济进程,加速实现的现代化建设步伐也助长了实用主义的经济倾向,惟GDP论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滋生出资源浪费、生态破坏、交通拥塞、城市膨胀、官民紧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受“惟经济”理念的干扰,文化产业开发中获取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经验渐为一些地区的实际操作所取代,随即以文化旅游为主导打造的文化产业成为地区经济比拼的筹码,愈演愈烈的名人故里之争、省级贫困县引资50亿打造“夜郎古国”的豪举,无不使其背后密切挂钩的经济利益追求昭然若揭。历史文化资源的人文价值和审美情趣在过热的经济利益导向下归于消隐。
  大明宫文化产业开发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得天独厚的条件是西安市曲江新区成功开发的建设运作模式和资金运作模式,可为大明宫项目的实施提供经验。但大明宫是不同于大唐芙蓉园的尚有历史遗存形态的大型遗址。有别于简单修建然后商业开发的运作模式。也很难在国内找到类似的成功案例。它作为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部分,展现的不仅是遗存的实物形态,还包括对应的人文表达方式。民俗风情、礼仪庆典、艺术活动是其独特性的体现。既然裸露地上的建筑实体已不复存在,那么,就需要通过文化产业运作使静态的历史文化资源动态传承、衍生价值,这必然要加大对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和周边地区的商业运作和招商引资。但是,如何使具备显著人文价值的历史文化资源免受过度开发之痛。在合理利用的同时不掩盖大明宫遗址本身资源的富有和恢弘,仍是开发面临的现实问题。
  第二,系统保护与长效规划问题。对特定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需要社会形成相对稳固的文物价值认同感,从而与区域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提升相燮合。这有赖于政府提出一套超前、系统、科学的保护与长效规划举措。成功的案例是存在了150多年的纽约中央公园,因政府的长远规划和合理景观设计,虽居核心区而不改其用。成为当地居民的精神绿洲。就文物古迹保护与开发而言,需要建立历史文化资源档案,详尽展示历史文化资源的数量、分布及其价值等信息和文化产业开发状况,建立独立核算的文化产业统计指标体系。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还不够完善。另一层面的现实问题是,政府官员受制于有限任期的政绩利益,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回避具体操作过程中复杂的现实矛盾,导致文化产业发展的短视效应;文化产业发展薄弱和经验不足又会消弱系统、长效规划的现实效应。
  被誉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的西安曲江新区选择由介于政府与企业间的城市运营商即曲江新区管委会全力打造,而继续由曲江新区管委会鼎力负责大明宫遗址区文化产业开发工作。因此,可以汲取已有的成功经验推进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但曲江新区文化产业发展仍处于初期,园区可持续发展、文化产业的有效营利模式尚处于探索附段,同样会在大明宫遗址区开发中遭遇到一系列问题。如何超越大明宫遗址的局限,发现商机,做到保护与利用的相得益彰,处理好诸如遗址公园功能定位与遗址保护、城市空间格局与遗址保护、招商引资与失地农民就业等问题;如何在产业运行主体、运作模式、政府角色分期定位的探索 上树立典范,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
  第三,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完善问题。良好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但在旧有文化体制模式下,由于文化产业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即文化产业负载了主导方、生产者的文化品位、价值趋向、道德品格,产品通过复制性批量生产,塑造着消费者的知识结构、思维模式和精神境界,进而巩固或消减社会的精神内壳,补充或再造国家的文化架构。因此,我国的文化管理体制是一种直接、微观的权力导向型行政管理模式。
  大明宫遗址区开发采用政府主导模式,为转变职能,政府由微观领域退场向宏观层面强化,突破功能瓶颈,重新定位角色,做好制定政策法规、建设规划、住户拆迁、周边环境整治、招商引资、日常保护和维修等工作。在后期开发中,要形成企业为主的运行模式,从而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形成自主动力机制。那么,作为大明宫遗址区这样一个特殊的案例和我国大遗址建设的试点,如何实现这两个阶段的衔接?政府先期要提出怎样的长效规划、运营方案推动文化产业集群步入良性循环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是否有灵活的应对机制以缓冲由此带来的损失?现实中的管理体制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仓促开园,路标指示不明、服务设施不全等问题,暴露出的组织、管理问题是需要直面的话题。如何实现大明宫历史文化资源的有效循环、转化,达到政府和市场双赢,仍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二、人才因素
  
  21世纪,知识经济愈发突出表现为人才竞争,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要达到高起点、高水准,尤其需要具备专业素质和国际视野的人才。文化产业是一种对文化价值进行符号性商品经营和服务的活动,其开发、经营商品的基本经济价值源于它们的文化价值。尽管对文化产业的界定存在诸多差异,但并不乏共性和互补性。综合起来,文化产业的内涵包括符号性商品和服务、凝结知识产权、传递象征意义、传统与现代共存、具备产业体系。这就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
  大明宫遗址改造后将成为世界上惟一、最大的唐文化遗址公园,而要完美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由西安的“新引擎”壮大为“新支柱”,就需要专业素养与综合能力兼具的“多面手”。这种人才不但要具备敏锐的文化产业意识,还要兼具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深谙西方文化特质,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能够将大唐开放、宽容、大气的民族精神融于现代城市发展中,更好地借助现代手段和现代元素实现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中西文化比较与融合中促进文化的现代化。我国文化产业人才培育机制滞后、文化产业经营模式落后、地域视野局限等都揭示出招才、用才的现实困境。人才缺乏成为大明宫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的瓶颈之一,阻碍了文化资源有效地转化为文化产品,使其难以形成具有品牌效应的文化产品。
  从国家整体培育机制剖析,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关注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并适时提出人才强国战略,但是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才被正式纳入国家发展的战略考虑,文化与经济搭台由此迎来发展的“蜜月期”,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人才培养被提上日程并得到快速发展。然而,八年多的时间所培养人才数量和质量对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态势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仅就人才数量看,与现实需要相比。文化产业相关的各类创意文化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技术开发人才和市场营销人才十分紧缺,尤其是应用型人才、高端人才的更加短缺。
  从文化产业经营模式看,脱胎于经济快速发展需要的文化产业化,遵循的是经济链条下的经营模式。在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之时,文化产业也必然要摆脱原有的粗放式、经验型经营,转向依托科技、创新和专业人才的发展。也就是说,目前支撑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力军,还不是能创意、懂经营、善管理的专业人才。换言之,我们不仅没有相应完备的教育机制。也缺乏培养和锻造优秀文化产业人才的实践经验。这种人才质量状况与大明宫文化产业开发的需要极为不相称。大明宫作为国家首个大型遗址公园,有着巨大的资金投入支持。因此,用优惠的条件,如在住房、户籍、职称、家属安置、子女上学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甚至允许以管理才能、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作价入股来招贤纳士。但从优的条件却难以纳到从优的人才,而简单开发或不合理利用,都会让传统文化传承陷入庸俗化和功利化的泥淖。
  从地域层面看,东部、沿海城市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前期发展积淀的综合优势吸引、集聚了大批高素质的文化产业人才,尤其是学贯中西并有海外工作经历的综合性人才,而西安地处西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等因素大大限制了优秀产业发展人才的吸纳和引进。西安有各种高校近百所,每年培养的人才数以万计,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设有相关专业或成立有相应的文化研究所,向社会输送了大量人才,但高素质的文化产业人才真正留在西安发展的并不多。就教育投入而言,中西部地属院校生均教育经费只达到部属院校的1/2,在地属院校中。东部地区生均拨款又比中西部投入高出几倍。而地属院校实为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的中坚,巨大的投入差异加剧着东部与中西部人才培养层次的差距。
  
  三、创意因素
  
  文化产业被视为“21世纪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产业”。“最具活力”不仅在于它是一种新兴的产业形态,还在于它作为文化与经济的耦合体。以创新为其核心动力。文化产业在美国叫版权产业,在英国则称创意产业,其实都突出产业创意、创新的定位。其中,文化内涵和技术创新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大明宫遗址区要以保护为契机。建设集文化、旅游、商贸、居住、休闲服务为一体的。具有国际水准的城市新区,就必须引入富有创意的产业和项目,形成科学的创新机制,这也是目前大明宫遗址区开发亟待解决的问题。
  文化产业创意要以其依托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根基,体现既定的文化内涵。由此衍生的文化产品才能具有持久生命力。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华晨骏捷将极具民族特征的“中”字造型的脸谱设计融入汽车开发理念,宝马则新推出中国京剧脸谱造型的汽车主打中国市场。这两种创意的成功都是把民族文化元素植入产品设计理念中,从而开发出富有创意的产品。文化产业作为以文化为前提开发、运作的产业体系,无法脱离文化元素。在历史文化资源可能包含的众多传统文化符号中,应该着力挖掘具有开发价值的资源,其中,在规划设计和创意中应明确哪些为核心利用资源,哪些为辅助性资源。
  大明宫遗址资源不仅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独特见证。因此,大明宫的开发需要独特的文化创意,要融入中国元素和国际符号,既能再现昔日文化辉煌,又能实现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对接。然而。大明宫遗址的现实状况是存留辉煌的建筑体已不复存在,只是数堆黄土台基,只靠再现或稀 释经典展示古人遗址来吸引大众注意力,并不能表现出当今中国文化应有的创造力。这就需要在挖掘其附属文化内涵上下功夫。但要明晰大明宫遗址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内涵以及可供开发的前景,仍是有待继续加强的工作。如果对待挖掘的文化内涵没有准确定位,就很难利用其传透出的传统元素进行现代创意。正如前所述。我国创意人才的短缺和国内没有可资借鉴的遗址保护和开发典范都加剧了上述的困难。
  文化产业的另一核心竞争力是技术创新。文化产品创意要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需要高科技作为助推,高科技也相应的有赖于可操作性创意的反哺。显然,在技术与创意的结合上,西方已经走在我国前面。当我们苦于优秀的文化产业人才匮乏时,西方文化产业已将带有中国元素的产品输入我国,由迪斯尼公司制作的美国版《花木兰》、《功夫熊猫》,并非对中国元素的简单搬用,而是融入迪斯尼特有的加工处理。也就是说,其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了美国式文化产业的研究与借用。他们不仅有优秀的文化产业人员,而且抢占了先进的现代技术。《阿凡达》所创造的全球近19亿美元、中国大陆10亿元的票房纪录,就源于高超的3D元素的运用,汇集了众多先进技术:三维建模、数字高清、高速虚拟摄影、图像渲染及合成等。堪称科技、创意与市场结合的典范。虽然我国在一些核心技术上与美国尚有一定的差距,但3D技术并不亚于国际水平,之所以没有产生如《阿凡达》般的震撼效应,是因为我国有技术,却没有值得称赞的创意。或者说缺少耐下心来搞技术创新的研发精神。在未来的大明宫遗址区产业开发中。迫切需要技术、创意、资金的支撑,但如果不能克服目前国内存在的资源整合不佳的状况,就不能发挥合力效应。
  
  四、资金因素
  
  任何文化产业的开发都需要资金支持。而资金不足始终是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作为国家大型遗址公园的示范案例,大明宫遗址区开发依托国家财政资金支持,也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据统计,从大明宫遗址公园建设到周边地区的拆迁和改造需要资金1400亿元,而政府投资仅350亿元,其他约1050亿元的资金需要自筹。而大明宫遗址公园每年日常维护、运营就需1.8亿元,因此,大明富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
  资金压力一方面源自政府的有限投入。名胜古迹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先期主要是政府的作用,像大明宫遗址区这样的大型项目概莫能外。而实际出现的一些地区依托名胜古迹进行文化产业开发,最终陷入收支失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现行文化的投资体制依赖政府投资。缺乏园区可持续发展的长效规划。除去一些必须靠政府财政供养的文物古迹外,一旦政府投入减少或者资金涨幅低于物价涨幅的情况,就可能出现文化产业区资金链不畅而难以维系的局面。著名的纽约中央公园年预算2800万美元,只有1/3来自政府,却依旧是纽约城的核心地标,其经验值得借鉴。目前大明宫遗址区的建设主要为纯投入,但是进行文化产业开发就必须有利益回报。因此,大明宫遗址的系统保护和长效规划加快兼容大明宫遗址区的文化产业化进程,通过招商引资、土地收益等途径筹资,向开发大明宫的操盘团队提出了更大的现实挑战。
  资金压力另一方面源自市场吸资。文化产业作为新型产业模式要参与市场运作,作为吸纳资金的主要渠道,通过招商推动市场活跃。大明宫遗址区开发目前的城市运营思维是进行单纯的住宅地产开发和动力地产开发。住宅地产开发无法引进外资,只能由国内房地产商来投资。但在日益紧张的通货膨胀趋势和国家坚定的房价调整政策下,开发商是否有信心顶住压力,巨额投资建设商业住宅,是大明宫运营方规划面临的考验。
  除以上两种吸收资金方式外,民间集资是易被忽视的一种途径。民间集资主要表现为社会各界捐助,可纳入公益范畴。普通民众广泛参与文物保护公益事业,可以缓解资金不足的瓶颈性障碍。有利于形成文化价值认同感,推进公民的文物保护意识。美国纽约中央公园、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日常运行所需资金,绝大多数来自社会筹集。有别于西方文物古迹的保护与开发多实行政府投资、民间集资与市场吸资相结合。以民间集资为主的模式,我国以政府投资为主,并未形成有效吸纳捐资以保护文物的机制和畅通渠道。大明宫遗址虽然“无法留驻帝王的疆域和荣华”,但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物证”。因此,大明宫遗址保护应该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尝试激发社会捐助热情,但在相关机制缺失和渠道不畅的情形下,收效多少不可预期,最终聚集的资金还面临信息公开和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的完善。
  大明宫遗址区的保护与开发寄托了当地人民改善生活、城市和谐发展的希望。面对实践中的种种制约因素,惟有迎接挑战、正视问题,才能真正化解矛盾,实现遗址保护、城市发展与人民生活的互动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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