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出现的新问题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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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失范问题，是当前社会中矛盾与问题中较为突出的一个方面。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在公德和私德两个方面都存在着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既存在着宏观的历史背景因素，也存在着微观的社会原因。在加快深化改革的前提下，可以从法律与行政、社会舆论、一体化教育和个人努力等方面来进行改善。公德比私德更能够体现出社会的道德风貌和文明程度，与私德相比，人们更为关注社会公德的状况。因此，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的构建，重点在于社会公德的建设。
关键词：转型期；社会道德；公德；私德
社会道德是维护社会成员之间正常的社会秩序、保证社会和谐稳定最起码的一套约定俗成的行为标准，是公民在公共生活与社会交往中应该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其本质是一定区域的群体，在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实践活动中积淀下来的行为规范和思想传统[1]。社会道德对维系社会公共生活以及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是文明法制社会必要的组成部分，道德的柔性约束是对制度刚性约束的必要补充[2]。道德是个体选择行为和判断是非的标准，作为公民内在的评判系统和观念系统，是个体对外部环境的直观评价体系。
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在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同时，要着力加强社会道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当中指出，我国社会当前正经历着一系列的重大社会转型。“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流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这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改善了人们生活状况、推动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与问题。这其中，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失范问题就是矛盾与问题中较为突出的一个方面。
一、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的新问题
近年来的新闻报道中，各类影响深远的公共事件层出不穷。从毒奶粉到染色馒头、从李启铭到药家鑫、从彭宇案到李凯强案等等，这些备受关注的社会公共事件让本就脆弱的人际关系更加的趋于冰点。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化变革的转型期，传统的社会道德正在悄然改变，从传统到现代的交替阶段社会道德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一百多年前，梁启超首次把社会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来讨论，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从公德和私德两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当下的社会道德问题。
公德是指在公共领域中的道德表现，这里主要指公共场合的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在公共场合的行为规范中，近年来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公共秩序中的社会公德缺失。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中国现阶段社会公共生活空间不断扩大，与此同时违反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随处可见。如：无视交通规则，抢道、占道、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导致交通拥堵，甚至交通事故的行为；不按秩序排队，随意插队、一拥而上的行为；不遵守公共场所对号入座、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行为等等。其次，公共交往中的社会公德缺失。随着国内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人口流动性的加快，信息技术与电子产品的普及，人们之间的公共交往更加频繁和广泛，交往的形式不再局限于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下面对面的交流与互动。电话与网络在带给人们便捷生活的同时，也使得公共交往环境进一步恶化。电信欺诈、网络语言暴力、人际间的不诚信等行为在这些新式交流媒介上蔓延的更加迅速。最后，公共环境中的社会公德缺失。经历了以环境换经济的粗犷式发展阶段之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应该更加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但当前的社会现状，是大多人人只关注自身的个人利益，无视社会公共环境的维护与保持。公共绿地随意践踏、公共场所随意吐痰、垃圾随意乱扔、名胜古迹信手涂鸦等等现象不胜枚举。
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传统的职业道德正在趋于底线。近年来，在职业道德问题上存在以下问题：首先，行政服务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缺失。行政从业者的职业特点，要求其行为应以制度为准绳，以责任心与使命感为依据，兼顾人性化为行动指南。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环境下，越来越多的行政人员价值观发生转变，崇尚权力、迷恋金钱、贪图享乐，滥用国家和人民赋予的职权为个人谋求私利，置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于不顾。各类挪用公款、贪污挤占、公款公贿、权力寻租、买官卖官、生活放纵等问题层出不穷。行政道德失范在本质上是行政权力主体违背行政权力的公共性，从事非公共活动，实现非公共的私人利益行为[3]。其次，商业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缺失。商业从业者的社会责任意识正在逐渐消解，对商业利益过度追逐，致使中国当前商业领域道德失范行为令人瞠目结舌。商业从业者“责、权、利”严重失衡，无视商业诚信，甚至无视法律，诸多行为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如产品质量不合格，故意模糊产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肆意添加化学物质、虚假的广告宣传，不予兑现的售后服务承诺，商业虚假合同，“豆腐渣”工程等等。这些不良商业行为，不但对他人财产、生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同时也破坏了大众的社会信任感，从而影响了社会与经济的整体良性发展。最后，文化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缺失。文化从业人员作为道德传播的主要途径和载体，其职业特点让他们具有更广泛的受众群，也受到更为广泛的群体监督。这一群体在精神引导方面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与社会义务。然而，近些年来在中国文化领域的道德失范现象频频发生。如书籍、刊物的盗版，文章作品的抄袭，伪造事实的报道等等，这些行为给当今社会道德文明的发展带来了错误的示范和导向。
私德是指在私人生活领域中的道德表现，这里主要指家庭伦理及社区人际行为规范。梁启超口中的国人所偏重的私德，也在社会变革的今天有所转变。在家庭伦理方面，存在以下的问题：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的“百善孝为先”、“父母在，不远游”，在当下的社会很难保证。近年来，随着农村大量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城市中的独生子女去外地工作，导致了“空巢老人”大量增加。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加，年青人中甚至出现了“啃老族”。其次，随着婚恋观的改变，婚前性行为，婚外情时有发生，婚姻的草率也导致了离婚率的大大提高。最后，在亲子方面，由于外出务工或工作原因，产生了大量的留守儿童；由于婚姻原因，出现了大量的单亲家庭，甚至孤儿。这些孩子很大一部分是隔代扶养，这样产生了很多教育和管理上的问题。家庭是整个社会的基本元素，良好的家庭伦理道德既是社会祥和的基础，同时也是个人幸福的保障[4]。社区人际行为规范方面，存在以下的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原有的以村镇为集体的、相对固定和熟悉的集体正在瓦解，大量的新社区在形成，大量的流动人口，导致了传统意义上的邻里关系正在消亡，邻里之间都是关起门来过日子，越来越形同陌路。 二、当代中国社会道德问题成因
当前所出现的社会道德问题有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原因。宏观上，国内学者汪应曼认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失范状态中，社会原本既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被普遍怀疑、否定，或被严重破坏，逐渐失去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力与约束力。同时新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又尚未形成，或初步形成而尚未被人们普遍接受，对社会成员不具备有效影响力与约束力，从而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力，呈现出某种紊乱与无序[5]。从时代背景来说，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社会高速发展，过快的发展速度致使思想意识的转变跟不上物质生活的发展。不断开放的社会，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导致社会上产生了更为多元的文化和价值观。
微观上，首先，社会原因对社会道德失范的影响。在舆论导向上，个体的社会地位、生活状态，与个体的道德水准不相联系。公众人物自身道德水平存在问题，官员贪污受贿、包养情妇、明星聚众吸毒，生活糜烂等等新闻时有报道。其次，学校原因对社会道德失范的影响。应试教育对德育的重视不够，现有的道德教育大部分仅停留在说教的层面，不能与社会生活相融合，学生缺乏学习的积极性。甚至，承担德育课程的老师自身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致使道德伦理在理论上的高调，在实际行为中的虚伪和堕落，很难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第三，家庭原因对社会道德失范的影响。家庭教育的缺失，以及教育方法的不当，未能在教育的关键期为孩子建立起正确的道德信仰体系。甚至，有的父母自身的价值观与道德体系都存在问题，对孩子起到了反面示范与引导的作用。最后，个人原因对社会道德失范的影响。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原有的道德信仰被打破，而新的道德信仰尚未建立起来，造成部分人信仰的缺失，没有道德信仰的人生并缺乏了畏惧感和羞耻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崇尚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
三、当代中国社会道德问题对策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首先，依靠法律和行政途径构建基本社会公德体系。道德的实施需要道德主体的自觉，也需要法律和行政的约束力作为保障，道德体系的构建本来就需要经历一个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加强法制建设，从法制的角度保障社会群体的基本共识。同时，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完善全社会的诚信网络与监督系统，实现道德由他律到自律的自然转变。其次，社会舆论媒体应该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在正视当前社会矛盾与问题的同时，倡导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价值观，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社会公德建设就是要构建和宣传符合我国现阶段的道德信仰，使人们形成一定的公德意识，从而形成特定时期的社会公共道德素质。在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上积极宣传正面典型，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弘扬社会主义正能量。第三，建立家庭、学校、社会一体化的教育体系，家长、老师、成人应做到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正确的榜样，共同构建良性的社会风气。最后，加强个人品德建设。个人应该努力培养独立的人格品质，建立正确的道德信仰，形成健康的人生价值观，构建起自己的道德判断体系，避免人云亦云的盲目从众。
私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衡量一个人道德境界的标尺，集中体现了儒家礼教文化的精髓。作为整体人格的一部分，私德是个人在群体生活中安身立命的根本，私德体现了生活小环境下个人的教养和良心。梁启超曾说过“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但问题是“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 [6]。也就是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重私德而轻公德。社会公德的本意，实际上是一种公共关怀，是一种公共参与精神，是关怀超出个人界限以外的公共领域的事情[7]。公德的内涵不仅仅是公共场合的行为规范，更应该是对公民所处公共环境的促进与发展，包括公共制度完善、社会风气的改良、价值信仰的坚守等等。
相对于私德而言，公德更能够体现出社会的道德风貌和文明程度，是社会显象的道德，与私德相比，人们更为关注社会公德的状况。因此，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的构建，重点在于社会公德的建设。
参考文献
[1] 编写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129.
[2] 马清伟.私德不私[N].大众日报，2013-2-3（7）.
[3] 刘志平.试论当前我国行政道德失范及其治理[J].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4）：43.
[4] 朱巧香.论家庭伦理道德的失范及建构途径[J].江西社会科学，2001，（5）：15.
[5] 汪应曼.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道德失范”分析[J].海南金融，2003，（3）：62.
[6]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60.
[7] 尤西林. 漫谈公德与私德―社会转型中的道德建设[J].中国职工教育，2008，（4）：35.
作者简介：王成宝（1981-），男，安徽省巢湖人，硕士，讲师，主研方向：学校心理学，咨询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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