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行会权力发展的讲座制及其启示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 基于行会权力发展而来的讲座制度，保证了教授学术与行政权力的实施，在加强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讲座制学科细化与教授寡头统治的特点也容易造成学科壁垒、学阀垄断、学术依赖，教授权力缺乏监督等一系列影响学术发展的问题。随着大学组织的扩散、学科系统的日益庞大，讲座制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其重视教授影响，尊重学术权威、强调科研能力，以科学研究为主的教学方式等一系列优点与特性却被保留了下来，在大学学术组织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关键词 学者行会 讲座制 学术组织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z.2019.02.007
　　Lecture System Based on Guild Power
　　Development and Its Enlightenment
　　LI Jiayi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Abstract The lecture system developed from the guild power. It guarante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ademic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 of professor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trengthening academic freedom and university autonomy. Howev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 refinement and oligarchy of professors in the lecture system also tend to cause a series of problems affecting academic development， such as subject barriers， academic monopoly， academic dependence and lack of supervision of professors' power. With the proliferation of universi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growing discipline system， the lecture system gradually withdrew from the stage of history， but a series of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influence of professors， respecting academic authority， emphasiz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teaching methods based on scientific research， have been preserved， and continue to play a role in university academic organizations.
　　Keywords Guilds； the Lecture System； Academic Organization
　　1 行会——大学组织的初期形态
　　我们所熟悉的学术组织——“大学”，其英文为“university”，从词源上看是由“universitas”发展而来。但“universitas”在一开始并不是作为学术组织的专有名词，而是作为受法律保护的联合团体的代名词，与知识领域并无联系。无论是商业团体，还是手工行业团体，其内部成员都可以说自己是属于“universitas”的一部分，而这是他们为了保护自己行业利益与抵制垄断才自觉孕育出的权力组织，即行会组织。不难想象，行会组织对大学的创生与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1 学者行会的形成与发展
　　行会，是指在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彼此共同生活、具有相同职业方向追求的人们，为保护本行业利益而互相帮助、限制内外竞争、规定行业范围、保证经营稳定而自发成立的一种组织。[1]另一方面，源于教会对知识的垄断，为吸收更多世俗子弟，教会也开始向世俗开放受教育的通道，建立起教会学校，中世纪教育机构逐渐兴起。随着欧洲智识的复兴、对古典文明的传承以及东方思辨精神与知识的交融，人们在追求知识与文明的路上越走越远，逐渐人们也自发组织形成了以知识为代表的学者行会，并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学者。直到11、12世纪，欧洲大陆上形成了两个最为盛名的学者行会：一是主要由学生掌权的博诺尼亚学生行会，二是主要由教师领导组织的巴黎教师行会。
　　行会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促进作用，不但有当时罗马法对社团组织的支持与保护，教会也希望学者行会能对其壮大起到重大帮助而也对其不余遗力的帮衬。同时，学者行会也在世俗政权及教皇统治间的抗争间隙中不断汲取各种特殊权利。随着学者行会组织的壮大，其拥有的学术威望以及社会地位致使其成为当时其他学术研习机构的标杆。13世纪初，各学术组织、研习所被王权、教会勒令需获取有授予教师资格证（执教许可证）的资格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大学组织，这意味着大学组织的正式成型。显而易见，学者行会就是大学组织的前形成状态模式，也是大学组织存在的内在核心。
　　1.2 学者行会内部等级结构
　　中世纪大学初期组织中同样也存在这种以学生（学徒）-讲师（帮工）-教授（师傅）组成的类似于行会组织的等级结构。以巴黎大学为例，学生在入校时上缴学费给院校掌管者即教授，经历4-6年的艺学院低阶学科的学习与生活后，經引领自己学习研究的教授审核并认定学者已能将自己的学识传授与他人的话，那便给予相应专业方向的授课许可证以证明学者已完成并熟练掌握自己的专业知识。此时的学生可从事教师行业，作为讲师或者助教给普通学生们讲授知识，并从院校获取一定数量的报酬。当学生在高级学科经历更长久的学习后，并拿出更具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之后，学者便可被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参与执教礼与就职礼。同时，大学组织内部管理者也是根据各行会能自由选举裁判官的法律，通过“全体协商大会”或“全校大会”从各学院中民主投票评选而出。 　　可以说，学院内统治即在这种教授（师傅）平等权力下自同僚中选举出能代表大部分教授（师傅）意愿的院长或主任的统治模式，即行会式的。用伯顿.克拉克的话这样来概括就是：在行会控制里，每个师傅都有一个王国，他控制着下属；而师傅们又组成一个平等的团体，控制着一个更大的领地。[2]
　　2 讲座制——学者行会权力基础上的发展
　　在意大利、德国或欧洲大陆等地区，大学内部组织权力基于由教授组成的学者行会之中，其表现形式即由正教授全权负责统治的讲座制度。讲座制内部组织结构来自于行会模式，可以说，学者行会作为中世纪大学的前期组织形态，在后来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中，讲座制又汲取了行会的内部结构特征而踞于大学基层组织管理模式之中。
　　随着16世纪莱比锡大学的发展，讲座制度的基本成型，而直到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建，讲座制度才被正式确立并被运用于欧洲各地大学组织管理模式中。与行会制相比，讲座制延续了其组织意义以及对内部责权的划分，为了延续及保障自己的学术成果与利益而建立讲座，并将行会的内部责权划分折射到讲座内部。讲座内的最高掌权人——教授就类似于行会里的会长，只是在讲座制的发展中，掌权人的决策权力变得更为集中与权威。
　　2.1 讲座制的内部责权划分
　　在大学或学院里主要是靠由知识领域或学科方向作为权利的基本划分界限，每一所大学机构里都可以有由不同主要知识群类组成的学部（学院）。在16世纪传统的法国和意大利大学中，学部内部控制和组织的落脚点却一直是专业讲座教授，每个讲座都有自己的研究和教学领域。随着教师行会地位的不断升高，讲座制度的不断成熟，讲座内部职责也集中在一名讲座教授身上，包括科研、教学、人事、财物的领导权。当教授带领讲座中的副教授、助教、助手、学生参与项目时，除了讲座教授的其他人只能以他为导向并处于从属地位。讲座教授集教学科研与行政于一身，即拥有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下的双重领导地位，也可以说，讲座制从成型之时，便成为了教授的囊中之物。
　　由于讲座负责人必须是正教授，而教授的晋升本身就需要本人以高超的学术能力作为支撑。并且在成为讲座教授后要负责所有学生下属的研究方向及学习进程，所以在讲座教授的选拔上，对教授学术研究能力的考核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德国史1800—1866》就有这样的记载：在选拔教授人选时，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地区的考虑，不是同事个人的好恶，不是社会交往能力或口才好坏，也不是笔头或教课能力，而是研究工作及其成果的独创性。[3]
　　2.2 讲座制特点的双重性质
　　19世纪后的讲座制随着柏林大学的成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与完善，之所以讲座制能在欧洲大陆被如此多的大学组织采纳运用，其特点的合理性与适用性在当时确实是值得推崇的，当然，在其特点带来优势的同时，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弊端，并且随着大学组织的扩散、学科系统的日益庞大，讲座制原本值得推崇的特点也会出现应付不了其现状甚至会反过来抑制其发展的现象。
　　讲座制具有两面性性质的特征主要集中在学科细化及教授寡头统治上。
　　2.2.1 学科细化
　　一个教授如果想要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就需负责一个学科方向的研究以及带领下属学者获取学术成果，在这种情况下，组织讲座是再好不过的方式。久而久之，教授越多，讲座就越多，同一个学科大分类下，可能都会出现针对不同研究方向的讲座。最终学科分支及研究方向丰富，学者在教授的带领下，针对一个研究方向进行细致深入的思考与研究，这对于探索学术的深度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带来了高质量、高水准、高影响力的学术效应及规模。
　　讲座教授对于学科的划分以及划分后的学科分支建设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学科方向进行自由的研究与分析。但由于学科是按讲座教授的自我追求加以人为划分的，这使得讲座内学科探索的边界附有教授强烈的个人意识，教授的命令对学者进行学术探究的边界、方向、进度起着各种各样的束缚与垄断。学者只能在教授的领导之下进行学术的探究，也容易造成下属学者对教授的依赖性。同时，因对其他涉及到的相关问题缺少探究意识，这也使得跨学科研究、多学科研究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盲区与重复。另外，讲座运行依靠政府财政拨款，因此大家都想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研究而获得国家拨款的优势，所以讲座教授之间也会有相应的竞争与仇视心理，讲座间缺少相应的学术交流及研讨活动，缺乏跨学科、宽广的视野进行更有价值的学术探究，非常容易造成学科方向间的壁垒与隔阂。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的扩张，知识量和学生人数的增加，讲座也相应增多，他们不仅肢解了学院与大学，而且使学科也四分五裂。[4]
　　2.2.2 教授寡头统治
　　在讲座制中，教授拥有很大的权力——从学生的录取、课程的设置，到人员的招聘和经营的管理，均由讲座教授一人独立掌控。[5]教授在完全自由的环境里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力，在自己所划分的学科领域里畅快的遨游，并对讲座里的人、财、物等方面拥有绝对的掌控权。伯顿.克拉克也认为个人的权力保证了个人研究室的创造自由和个人的教学自由。[6]在科研学术的基础上，授予拥有高超学术能力的教授以自由的权力可以激发其专研兴趣，这为大学的自治发展及对社会的促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讲座教授拥有的学术与行政双重权力，在当时的学科规模并不十分庞大的情形下，不但能够帮助教授游刃有余的对讲座内学术及行政事宜进行管理与约束，也能在讲座内享受教研自由的充分理想。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对大学学科设置要求的提高，院校内学科划分及方向的扩张，为讲座教授带来了逐渐增加的管理壓力。其次，讲座制内独特的教授寡头统治模式在学术创新、学术发展上对学者们造成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他们对于讲座教授而言就是下位者、依附者，需要通过教授的权力以达成自己的目标，这也使年轻学者对知识的追求变得不那么纯粹。另外，令人最为担心的就是教授个人权利被滥用的可能，由于对教授权威的规避，对于某些领域内的相关利益核查就可能被半推半就的忽略与回避。长期发展下去，教授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对于其做出的错误决定很难察觉并进行纠正，其影响是长远的。 　　3 讲座制的启示
　　对于大学发展而言，讲座制实际上就是一把双刃剑。教师型大学特有的讲座制，保证了教授学术权威以及行政权力的实施；保证了教授的学术自由；保证了每一位学者研究的细致深入而不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但也造成教授私权过大缺乏监督；教授负担过重；学科壁垒、学阀垄断、学术依附等一系列问题。
　　讲座制从16世纪的基本成型到18世纪的正式确立；从基本整个欧洲大陆大学都采用这种组织管理模式到19世纪后从美国对讲座制的引进与借鉴后在本土上发展起来的学系制，再到20世纪后德国对讲座制的改进发展而推出的系科制。讲座制逐渐在历史的长河中失去其当年的威望，但讲座制本身所具有的一系列优点与特性却被保留了下来，在大学学术组织中继续发挥着作用，并影响至今。
　　3.1 重视教授影响
　　早期行会制度模式中，师傅对学徒传授技艺的过程在学者行会中逐渐演变成在教师型大学中教授对学生进行学术指导、对院校进行行政管理的讲座制制度，其中逐渐发展并集中的教授权威统治在院校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教授不仅仅只是在研究与教学方面起引领作用，在维护学校自治、课程设置、安排考试、学生生活管理、选举职称等行政方面也担任着不同的职责。讲座制时代，欧洲大陆的大学主要由讲座教授把持学校事务，甚至达到架空学校层级管理的程度，在美国的教师则是通过教授会等形式参与治校，尽管形式不同，然而其表现出来的“教授权威”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这不仅有效保障了大学的管理与决策不会偏离其作为学术组织的特性，而且尽可能地保护了教师群体的利益不会随意受到损害。[7]在现代大学管理机制中，教授权威依旧具有影响力，甚至在学校学院内担任有行政管理职位的人员基本上都是教授，他们不仅在学术研究、教学引领上承担着属于自己的教师责任，同时对于学校事务管理一直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及重要性。
　　3.2 尊重学术权威、强调科研能力
　　无论是行会制、讲座制，对于师傅或者是教授而言，自身的技艺或者是学识才是他拥有学术权力及行政权力的基础。对于教授的选拔，最看重的就是他们的学术能力水平。从学术能力上发展其学术权力，又从其学术权力的重视上延伸出教授的行政权力。对于大学组织而言，学术权力的集中也说明了大学就是一个追求学问的地方，无论是学者行会对于教学的保障以及知识的传递，还是讲座制对于学科研究的垄断以及教授的权威统治，大学组织对于学术能力的重视与对学术权威的尊重随着学校内部学术组织结构的改变，其本质也并没有发生改变。这为保证高等教育质量，为当代大学对知识的崇高追求，为推动尊重学术权威、强调学术能力的研究型大学的建设与改革指明方向。
　　3.3 以科學研究为主的教学方式
　　德国柏林大学的成立，不仅正式确立了讲座制在大学里的地位，也推进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并将培养人才及研究学问作为大学的主要职能。为保证学生获得必要的学识以及科研思维能力，讲座制创造性的将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相结合，在完成理论教学的同时，使学生在实验室中受到系统的训练，然后学生转入独立的研究阶段。[8]教授作为讲座与实验研究所的管理者，通过这样的科学研究方法向学生传授高深学问、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带领学生继续自己的研究问题，从而最终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另外，讲座制中最具有特色的习明纳（seminar）教学模式加强了师生间互动研讨的机会，通过交流与辩论，使学生们的思想发生碰撞，不仅思维方式、视野变得更加多样化与宽广，也使老师的灵感得到启发。习明纳突破了作为教学制度的单一含义，从而成为大学进行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基本教学手段。[9]总的来说，无论是实验室、习明纳，都深刻的体现了在讲座制教学模式下，要求学生开拓视野、将科研与学习结合起来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只有基于科学研究上的自主学习，也才能使学生的学术能力得到最快速、最高效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邓磊.中世纪大学组织权力研究[D].西南大学，2011.
　　[2][4][6] [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成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26.
　　[3] 马超.从讲座制到系科制：欧洲大学内部管理权力的变更[J].比较教育研究，2006（04）：61-64.
　　[5] 缪榕楠，谢安邦.教授权威的历史演变[J].高等教育研究，2007（01）：7-12.
　　[7] 袁果，雷湘竹，白静.中世纪大学行会制度中的大学基因探析[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3.33（02）：126-128.
　　[8][9] 伍醒.从讲座制起源看19世纪大学学科制度化的变革意义[J].中国高教研究，2013（08）：37-42.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8/view-1472257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