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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空间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实践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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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基于社会空间理论,分析了贵州省J村易地扶贫搬迁实践中,村民因地理空间的转变而导致的社会空间层面不同程度的断裂和适应情况,从物质生活空间、社会网络空间、文化空间、制度空间4个方面解读易地扶贫搬迁实践过程的社会空间形态和变化,提出了致力社区建设和重构移民区社会空间的思考。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社会空间;空间断裂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9)15-0185-05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9.15.042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Reflections on the practi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lo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pac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J village in Guizhou province
  ZHANG Meng
  (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space,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fracture and adaptation of the social space level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geography space in the practice of ex situ poverty alleviation in J village of Guizhou province is analyzed. The social space form and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ex situ poverty alleviation of J village is interpreted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material living space, social cyberspace, cultural space and institutional space. Thoughts o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space of the immigrant area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ex situ poverty alleviation; social space; space fracture
  21世纪以来,中国进入了扶贫开发的新阶段。2007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易地扶贫搬迁“十一五”规划》,系统阐述了扶贫移民的形势、指导思想与原则、搬迁对象、搬迁与安置方式、搬迁目标与任务、主要建设内容、资金筹集等,提出了相关保障措施,明确易地扶贫搬迁亦称生态移民,旨在达到消除贫困和改善生态双重目标[1]。但是生态移民过程中出现了目标瞄准偏离等一系列问题,造成扶贫资源的渗漏,非贫困人口享用了扶贫资源,而贫困人口却得不到扶贫资源。201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易地扶贫搬迁“十二五”规划》,明确规定易地扶贫搬迁是开发式扶贫的重要内容,是在贫困地区组织实施的一项重要专项扶贫工程,要通过对生存环境恶劣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搬迁,根本改善其生存和发展环境。2013年“精准扶贫”概念被首次提出,给贫困户建档立卡,使中国“贫困家底”首次实现到村、到户、到人;提出了精准脱贫的具体路径,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大力度投入扶贫资金,并且要求精准使用资金;聚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实施对口帮扶。2016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更加明确指出,易地扶贫搬迁是指政府主导、群众自愿,将居住在自然条件恶劣地区(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搬迁到生存与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从根本上改善其生活条件,实现脱贫致富的一种扶贫方式,它作为一项重要扶贫举措和惠民工程,是国家扶贫攻坚行动的重要内容;搬迁对象主要是居住在深山、石山、高寒、荒漠化、地方病多发等生存环境差、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以及生态环境脆弱、限制或禁止开发地区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优先安排位于地震活跃带及受泥石流、滑坡等地質灾害威胁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从上述国家文件规划来看,易地扶贫搬迁范围首先是地理空间上的考虑,因地理形态特征的固定性和难以改变性及其与生态的脆弱性密切关联,来确定搬迁的必要性,充分证明了地理因素作为一种空间对人的活动的重要性。从政策的目的性和优越性来看,将地理条件恶劣、生态脆弱地区的群众搬出应该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对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实地调研发现,易地搬迁搬迁率低、返迁率高、产业发展困难、工作难以开展等各种问题交错的情况屡见不鲜。由此可见,仅仅在地理空间上考虑搬迁的必要性往往是不够的。因此,应从以一定地理空间为载体形成的社会空间的角度探讨易地扶贫搬迁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社会空间层面进行解读。
  易地扶贫搬迁是国家脱贫攻坚阶段的重大举措,是一种脱贫的方式和手段,旨在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至生存条件较好的地区,这一实践首先是在地理空间上的位移,然而空间具有社会性,也是在相应的地理空间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空间的再造。研究中有关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资料主要来自2018年6月笔者在贵州省J村的田野调查。应用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分析视角解读贵州省J村在易地扶贫搬迁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通过深入仔细的参与式观察和实地调研,感知易地扶贫搬迁实践过程的各个方面,深度解读和把握问题出现的原因,理解易地扶贫搬迁实践的政策性环境和实践性环境。   1  社会空间理论
  1.1  空间的社会属性
  长久以来,人们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之下看到了空间的自然属性,社会科学在研究社会的过程中忽略了空间的重要性和研究价值,事实上任何社会情境都必然是空间性的存在,空间的社会属性高于其自然属性。从社会学出发研究人地关系,从地理空间转向社会空间,首先要承认地理空间或地理环境具有多维性,而非单一的自然环境(如地形、气候、土壤等)维度,或者说具体地理位置——地点(Place)的维度[2]。
  在社会学分析中,空间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空间是全面理解社会关系复杂性的一个基础性因素,并且空间以及空间性关系是现代性分析的一个必需要素。自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社会空间”的概念,并提出“社会空间与群体居住的地理区域直接相关”,格奥尔格·齐美尔、亨利·列菲弗尔、布迪厄、吉登斯等后现代社会学家都对空间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格奥尔格·齐美尔是第一个空间社会学家,他真正探讨了社会学中的空间,认为社会学就不应该再是对社会事实的研究,而是对社会事实的仪式性相互作用或相互结合的分析。其“社会关系的几何学”,正是展现了社会学的空间性特征,他在《空间的社会学》中提供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对社会关系的空间重要性进行社会学说明的机会。对社会空间的研究是作为社会相互作用以及文化形成过程的一个关键性维度,社会活动和相互作用必须是空间性境遇化的。齐美尔大致从4个方面来考察“空间社会学”,一是空间的独占性。空间的独占性赋予某些联结形式一种惟一的和潜在的主导性存在;二是空间的边界性。空间的边界性赋予对象和人类活动之间发生的空间关系与社会关系以结构;三是空间中社会形式的固定性。指社会形式被空间固定的能力;四是空间的临近性和距离。主要关注不同的相互作用形式之间显著的区分或者可能性。这些相互作用是亲缘关系远与近的一种条件。另一个与空间中的固定性相关的一个方面是空间的移动性,基于人口建立的关系。
  亨利·列菲弗尔提出三位一体的空间概念的定义,是第一个社会空间的概念。社会空间是在与生产力(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联系中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他提出了空间生产的3个必需要素,一是空间活动。空间活动指在空间中发生或者经由空间发生的个体的、群体的或者商品的物理流动和物质流动、循环以及相互作用,以某种方式得以构造的空间活动保证了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就是说特定的地方和空间性的组织或者安排对于社会关系的组织和结构化是必要的。二是空间的表征。空间的表征是指社会中的主导空间与“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关系所蕴含的秩序密切相关,进而与相应的知识、指示、编码和各种表明的关系密切相关”,它可以被认作为是关于空间的话语分析的体制。列菲弗尔强调,正是那些控制着空间如何表征的人控制着空间如何生产,如何组织,如何使用。三是表征的空间。表征的空间是指关于空间的话语。关注日常生活的空间,这个空间是一个心智和社会相互作用的二分的复合体,例如吸引/排斥,接近/拒绝,恐惧/向往,开放/封闭等[3]。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性结构,它参与了实践,而不是外在于实践。换句话说,空间是生产出来的。场域和惯习是理解空间生产过程的两个重要范畴[4]。场域、惯习和资本是布迪厄分析社会空间的重要概念,空间是场域的空间,并受惯习影响。资本存量决定着人在空间中的位置[5]。在同一场域中,不同阶层所占有的社会地位不同,得到的利益和拥有的权力、资本也存在差异。场域中地位较高的优势群体会维护自身所处的优势地位,地位较低的弱势群体会尝试实现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動。因此,场域本质上是一个不同地位的阶层或群体争斗的空间。简言之,布迪厄认为社会空间是多维的[6]。多维性意味着社会结构不会一直静止不变,也意味着特权并不能永恒而是有所限制,社会绝非只是经济一个领域,还意味着空间,虽然是客观的,但不是客观主义的,而是行动者的主要参与[7]。
  因此,所谓社会空间是被社会主体赋予了一定社会意义与价值的空间,是人及人群的行为和社会构成在空间上的表现。社会空间是人们以一定的地理空间为载体,通过社会互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某种社会属性和价值认知。处于不同地理空间的人们和事物存在不同的社会化过程,即地区在分层的地理空间背景中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空间,并且这两种空间相互重构,并丰富其内涵。综上可以看出,空间概念是错综复杂的,空间具有多维性。社会空间的概念和内涵也是多维的,易地扶贫搬迁不仅是地理空间的位移,更是社会空间的再造,日常生活嵌入空间,空间亦被日常生活所形塑。社会空间的再造是人与人在新的地理空间上互动而成的过程。
  1.2  文献综述
  国内对易地扶贫搬迁实践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具体的经验研究及对政策的解读上,如周恩宇等[8]从社会文化转型视角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及其后果。部分学者从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证研究出发发现问题,分析影响,提出建议。如刘宗华[9]基于实证调查对扶贫搬迁移民社会适应问题进行研究;鲁能等[10]对易地扶贫搬迁精准扶贫的效益进行评价;陈坚[11]从政策执行过程视角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执行困境及对策;叶青等[12]从资本角度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践中的资本要素和资本重置;马良灿等[13]从主体间的利益分化和关系重组视角分析了利益分化对村落社会关系结构重组的影响。可见,易地扶贫搬迁实践研究多从经验研究出发,从表面现象上看到问题的存在,并作适当的解释及对策建议,少有能深层次解剖现象背后的原因和从社会空间的视角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实践过程。即移民在原住地的地理空间背景中所创造的社会空间结构在搬迁到安置区新的地理空间背景下出现断裂或者不相适应的地方,需要移民在新的地理空间背景中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空间,并且两种空间重构并相互丰富内涵。通过对贵州省J村易地扶贫搬迁实践过程的考察,提出易地扶贫搬迁不仅是地理空间的位移,更是社会空间的再造,挖掘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互动关系。   2  贵州省J村易地扶贫搬迁实践
  贵州省地处云贵高原,地形地貌条件脆弱,长期以来为深度贫困地区,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国家提出了“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的措施,贵州省委省政府决定对深度贫困地区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本研究选取的调查点是位于贵州省D县P镇西南部的J村。
  2.1  J村地理区位
  J村位于P镇的西南部,村委会距县城32 km,距P镇镇区13 km。目前J村共有7个村民小组,共238户1 007人,苗族占87%,劳动力人口685人,60岁以上138人;国务院扶贫办系统登记建档立卡贫困户134户550人;农村低保户19户44人。J村土地总面积1 537.05 hm2,耕地面积80.37 hm2,林地面积1 310.58 hm2。田土破碎,以25°以上坡耕地为主。全村海拔500~900 m,7个村民小组间最远距离15 km。J村土质为偏酸性黄壤土,年光照时间1 100 h,农业生产季节性缺水。农业生产以水稻、玉米为主,养殖以黑毛猪和土鸡为主。
  2.2  J村易地扶贫搬迁实践情况
  2.2.1  贫困户基本情况及贫困户的识别  截至2018年6月,J村还剩下8户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共30人,其贫困原因主要是重病重残、丧失主要劳动力。贫困户的收入很不稳定,且多有现金流动形式,在贫困户精准识别时收入认定比较困难,所以D县发布了一个贫困户“9评9不评”文件。另外,州、县每年都会有贫困户的指标,包括错评漏评的贫困户指标等。易地扶贫搬迁识别是在贫困户识别的基础上进行再次识别,其范围更小,主要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问题。现在有一种情况:2016年参加搬迁后拿到的安置房面积小(人均20 m2),上级检查不合格,2018年还可以得到一套50 m2的房子,但前提是2018年旧房必须拆除。2018年应拆35户,目前实际拆除9户,村里拆房率低,低于25%,基数比较大,全镇195户要进行旧房拆除,J村就有44户(2016年拆除旧房的任务压至2018年完成),县里要求2018年6月底必须拆完。安置房5年之后补交房屋出让金可以获得房产证,10年之后房子可以交易。
  2.2.2  J村产业发展情况  J村目前成规模的产业主要是茶叶,2015年由P镇引进,将93.3 hm2土地租给茶叶公司(浙江XX白茶公司),流转费是7 500元/hm2,签订了28年的协议,以270万扶贫资金入股,年底给所有贫困户分红,2017年每户分红2 500元,贫困户在茶园里务工,工资70~80元/d,平时茶园用工40人左右,雇佣的基本都是贫困户。浙江XX白茶公司的用工是长期用工,一般农户喜欢去茶园务工,因此导致村里其他短期用工产业找不到务工的人。另外还有火龙果种植试验地,红米、糯小米种植产业。黑毛猪养殖主要是农户散养,由合作社帮忙销售,由于环评的影响,暂未形成规模养殖。仔猪都是农户自己购买,政府给予一定补贴,一头补贴600元,最多补贴5头。一头猪能卖2 000元,2017年猪肉价格在26~28元/kg。
  2.2.3  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1)旧房拆除困难。J村存在贫困户有多套房子的情况,但为了能获得县城新房,2016年参加易地扶贫搬迁后,他们只拆除比较老旧的房子,仍保留相对较新的原住地房屋。
  2)政策实施效果偏差。按政策要求,搬迁后贫困户所有吃穿住用行都在安置地解决,但是实際情况是贫困户还在村子里住,只是家里有孩子、年轻人在县城打工的贫困户住在县城的比较多,年纪大的老人都在原住地居住,老人在村里住的比重大约占1/3。
  3)搬迁意愿波动大。在2016年易地扶贫搬迁报名时没有告知搬迁的前提是拆除旧房,贫困户报名踊跃,至2018年要拆除旧房时,80%~90%的贫困户就不愿意搬迁。大部分是由于J村距离县城比较远,村里人比较保守,文化程度不高,害怕出去后找不到工作,生活得不到保障。
  4)安置点社区建设不完善。调研发现,安置区的常住户普遍较少,菜市场、商店寥寥无几,基础设施并不完善,社区氛围冷清,大多数中青年人依旧依靠外出打工来脱贫。虽说现在已经将贫困户搬迁出来了,但是就目前来看,后续安置区的发展还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3  易地扶贫搬迁的社会空间特征解释
  从空间性质出发,空间可划分为社会空间、精神空间和物质空间。而从人所要面临的外部空间背景来说,可将空间进一步细分为物质生活空间、社会网络空间、制度空间和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着眼于人类社会主体间的关系,无论是内部空间还是外部空间,实质都是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交互的映射,它可以反映不同环境下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面貌,其总体构成了多维度的人地关系。社会空间的断裂造成了J村易地扶贫搬迁困难和搬迁效果不理想。因此,可以从物质生活空间、社会网络空间、文化空间、制度空间4个方面来探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背后的社会空间特征解释。
  3.1  物质生活空间
  易地搬迁不仅改变了传统村落的居住空间形态,也使传统农耕生计模式失去了再生产的根基。搬迁后移民的生产方式出现转换,物质生活空间受到挤压。首先体现在村民对旧房拆除的不满。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村民怕搬迁到安置区后生计困难,想留有旧房作为后路,再加上旧房建房成本高,但补贴标准低。其次是产业发展问题。产业发展面临着经济风险,后劲不足,难以拓展移民的经济发展空间。当前J村形成的规模产业是茶叶,而火龙果、红米、糯小米、吊瓜和黑毛猪养殖产业都没有形成规模收益。最后是就业的问题。当地经济基础薄弱,产业发展不足,仅仅依靠政府推荐的工作岗位是远远不够的,并且工资较低,难以摆脱贫困,移民就业困难。
  3.2  社会网络空间   社会网络空间因为人的互动将空间变为“场所”。社会学意义上的“场”是主体间的。吉登斯认为“共同在场的社会特征以身体的空间性为基础”“共同在场是以身体在感知和沟通方面的各种模态为基础的”。在布迪厄看来,“场域”是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14]。社会网络空间本质上是个体与其发生互动的其他个体间的社会关系网络,比如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社会网络空间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包括强关系和弱关系。关系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个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在新的社会网络空间内,如果互动的群体、关系和模式,也即个体依据原住地的惯习开展社会交往,没有发生变化,很难建立新的社会网络关系,并且很难在移民区与当地居民快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相应的,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少,个体可以支配和得到的资源就会越少。目前调研来看,搬迁户的社会交往网络仍然局限于旧村落所构建的社会网络,没有开拓新的社会关系网络。J村规模小、人口少、入住率不高,基础设施不健全,加之治安无保障,移民很难结识新邻居,扩大朋友圈。
  3.3  文化空间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整体,这些都是人作为社会一员所必需的”[15]。不同生活环境造就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移民搬迁到新的社区后,由单一的文化向多元的文化适应,尤其体现在移民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感。大多数移民的文化空间狭窄且局限于居所,包括语言、礼仪、行为方式在内的文化差异对移民的社会融入带来巨大挑战,并进一步影响其内在心理舒适度和身份认同感。身份认同感最初被界定为人对归属于某群体的认知。但有学者提出,身份认同感不仅是个体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属群体的认知,也包括与之相伴的情感体验。布劳认为,流动者不能简单抛弃旧有角色属性与角色关系,但若不接受和建立新角色属性,就无法适应新位置。若没有制度上的认同与确认,即使流动者建立新角色属性,他们在身份认同上也难以达到一致。同时,移民的文化水平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提升,文化素质低是造成就业困难的重要因素,相应开展的技能培训的成效差,并且所授技能种类有限,对移民就业帮助不大。经济空间和文化空间是相互融合、相互贯通的,社会空间的各个方面都是相互发生作用的,共同发生在社会空间之内。
  J村移民搬迁之后的交往方式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村民之间的红白事等仍然在旧居住地进行,文化空间并没有随着地理空间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说明搬迁是不彻底不完整的。同时,对于苗族村民来说,热情好客的文化使他们经常邀请邻居、客人到家里做客并且邀请客人住家,但搬迁至安置地后,拥挤的居住空间无法满足他们邀请亲戚朋友做客并在家里休息的需求,好客的人情风俗与安置地居住面积狭小相背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尊重当地民情的政策必定会产生某种政策不适应,也就是说政策的执行难度也会加大。
  3.4  制度空间
  一个国家的制度环境影响着政策的运行效果和运行模式,国家政策的不断演变和政策运作方式的不断调整则影响着基层扶贫制度的运行及其效果。调研中发现,生态移民政策、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以及乡村振兴政策的要求使基层工作出现矛盾和交叉,工作重心难以调和。同时,垂直的管理体制使一线工作的村干部和基层干部的诉求难以向上传达,亟需更加重视基层工作人员的意见,找出任务指标和考核指标完成的最佳方法,避免造成基层干部对工作的疲倦和无奈,影响真正为老百姓干实事的机会,避免弄虚作假或者选择性执行政策要求,造成政策的执行效果难以落实,造成群众和干部之间的关系紧张,增加开展工作的难度。
  4  小结与讨论
  本研究梳理了当前学者在易地扶贫搬迁实践中讨论的角度,提出了从地理空间转向社会空间的分析角度,搭建了物质生活空间、社会网络空间、文化空间、制度空间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在易地扶贫搬迁实践中,在地理空间发生转变的基础上移民所经受的社会空间的断裂和适应情况。无论是原住地还是安置区,首先都是地理空间的呈现,村民在原住地常年的生产生活、交流交往,已然将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相融合。因此,易地扶贫搬迁首先是地理空间的位移,随之是已形成的物质生活空间、社会交往空间、文化空间、制度空间的改变。易地扶贫搬迁实践过程中,不能只考虑搬出来,还要注重安置社区的软硬件建设,帮助搬迁群众在安置区这一新的地理空间上构建完整、适应的社会空间。这不仅需要搬迁户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政府、社区管理人员多创造条件、创造机会,不断为移民提供就业机会,共同致力于社区建设,重构社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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