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韩愈散文的明道与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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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愈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主张辟佛兴儒，是唐代儒学及文风复古运动的倡导者，“文起八代之衰”，其“文以明道”的主张影响巨大。他提倡三代两汉散文，用散文代替骈文，在文学形式上力主创新，对后世散文的影响尤其深远。
　　韩愈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文以明道”是他一贯的文学主张。古今对韩愈的褒贬皆在其“道”。关于“道”，韩愈有较多的言论。“道”是韩愈面对中唐的社会现实和士人的生活状态的洞察后的一种理性描述。赋予“道”一种形式，一种“永恒的超验的形式”。蕴涵着最具阐释性的功能。在理性的模式中凝聚着情感和体验。
　　“道”，本义是道路。“道，蹈也；路，露也，言人所践蹈而露之也。”后来，“道”发生了变化，引申为抽象的哲学概念。由“道”的指向性和目的性，而引申为治国方略，如“王道”。道家之“道”是世界本源，儒家之“道”是日用伦理。
　　韩愈的“道”则有多重内涵。一是原始义与引申义并用。“夫沿河而下，苟不止，虽有迟疾，必至于海。如不得其道，虽疾不止，终莫幸而至焉。故学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杨墨老庄之学……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送王秀才序》）这里的几个“道”既有本义“道路”，又有引申义“方法”。二是指原则、方法、道理、道义、风尚、风气等。如“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师说》）此“道”为道术。再如“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争臣论》）其中的“道”则为道德准则。三是指具有对人生、自然、社会的看法和哲理性思考的体现，是其自然观、历史观、天命论、人性论等方面思想的概括和表述。如“天道乱，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乱，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乱，而夷狄禽兽不得其情。”（《原人》）此中的“道”则为社会自然规律。四是指对人事的主张、观点和看法等，是对所持有的价值观念的具体表述。如“然观古人得其时，行其道，则无所谓书。”（《重答张籍书》）此中的“道”则为思想、观点、主张等。五是指儒家的道统。是指儒家的政治理念和伦理道德观念。这集中体现在韩愈的《原道》一文中，“仁义之谓道”和“自尧舜至孔孟历代相传的儒家道统”。我们常说的“孔孟之道”亦为此意也。
　　韩愈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韩愈一再说自己“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其主要目的，除了致力于建立儒家道统外，便是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使文成为参预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由此可见，出于一定的政治目的，韩愈走向了以文明道、反对不切实际的文体文风的路途。他将文体文风的改革作为其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创作了大量包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感召力的古文杰作。
　　韩愈虽然规定了“明道”是为文的目的，“为文”只是明道手段，但其古文理论的精华却在于对“文”的论述，也就是说，他论“道”只关系到写什么，而论“文”则重在解决怎么写，怎样才能写好。相比之下，后者无疑凝聚了他更多的心力。他在文学观念上否定了六朝的“文笔”之分，把散文引入了杂文学的发展路途；但在创作实践中却颇为重视辞采、语言和技巧，突破了一切文体的界限和陈规旧制，把大部分应用文写成了艺术性很强的文学散文。从辞采来说，韩愈既反对“绣绘雕琢”、“ 类乎俳优者之词”的骈文末流，又在自己的文章中尽量吸收骈文的优长，用不少整齐有力的四字句夹杂于散体文句之间，造成长短错落、音调铿锵的声情效果，从语言来看，韩愈既力倡“去陈言”，又强调“文从字顺”（《南阳樊昭述墓志铭》）和体备、词足，“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答尉迟生书》），其雕琢词语、匠心密运的程度丝毫不亚于骈文作家。他的散文语言准确、生动、凝练、独创，时而运用或长或短的连琐句造成一气直下的浑灏气势，时而兼收前人语言和时下词语，熔铸成精警独到、别具一格的新词，如“蝇营狗苟”、“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崭然见头角”、“ 弱肉强食”、“ 痛定思痛”等等，都是前人笔下所无的创造性成果。
　　韩愈还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之中，大大强化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把古文提高到了真正的文学境地。读韩愈的散文，会感到一股股迎面扑来的情感浪潮，会感到令人心悸魄动的鲜活灵魂和生命力。韩文如长江大河，澎湃流转，作者横绝奔放的气魄借其滔滔雄辩而溢诸行墨之间。更重要的是，韩愈在应用文中感怀言志，以感激怨怼奇怪之辞，发其穷苦愁思不平之声，既变“笔”为“文”，又使“文”具备了源于现实的情感力度。有一气贯注的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展现出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特征。尤其是韩愈的一些议论性的短文，带着充沛的感情，写得真挚动人。如《送孟东野序》为孟郊鸣不平，激动地发泄着对时代与社会埋没人才现象的一腔怨气；《送董邵南序》则借安慰因“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而只好去燕赵谋事的董邵南，抒发对才士沉沦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慨；在韩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韩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哀吊之文前人多用骈体或四言韵文写作，在整齐的格式中求得一种庄肃之感。而此文全无格式、套语，而且不像韩愈其他文章那样讲究结构。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家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而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之辛酸悲恸；中间一段写初闻噩耗时将信将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心理，尤其哀切动人。
　　由上可见，从韩愈的散文中我们不难看出，韩愈既重视“文以明道”，又重视“不平则鸣”，既不完全保守，又能注意其功能。把明道与抒情做到了很好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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