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化进程中的科学精神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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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科学精神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科学实践的范式，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一种最基本的推动力。中国科学精神是随着科学化运动的不断深入和中国人科学观念的不断泛化和提升而逐渐形成的。本文通过解析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历程，揭示了科学精神建构的轨迹、特征和影响及其对近现代中国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刻意义。
　　关键词 科学精神；科学化进程；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1）56-0010-02
　　1 科学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科学作为人类文化的支柱之一，具有超越功利主义的功能，即具有构成人世和人性本原的精神价值和超体意义。萨顿认为，“科学不仅是改变物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是改变精神世界最强大的力量。事实上它是如此强大而有力，以致成为革命性的力量。[1]” 这种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即是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一种相当稳定的、科学共同体一致认同并自觉遵循的、合乎科学自身目的性的秩序、规范和价值的总和，是贯穿并深藏于科学之中的内驱力和灵魂。与科学所包含的知识体系、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内涵相对应，科学精神及其哲学和文化意蕴体现在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气质三个层面。科学精神是科学共同体文化的一种反映，它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一种最基本的推动力，是一种社会力量，诚如杜威所说：“我们文化的将来全由科学精神之广扩和紧握而决定”[2]。科学精神发源于古代希腊，兴盛于近、现代欧洲，但在古代中国，科学精神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发育，因此在对西方科技引进、吸收、利用的过程中必然与先于它存在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产生碰撞，这使科学精神在中国的建构格外艰难。
　　2 中国科学化进程中的科学精神传播
　　2.1 西学东渐与科学精神在中国的播种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与实学思潮的合流使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思想[3]。明末学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文化策略为西方科学在中国的启蒙打开了通道，近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大量输入，明清之际学界空气因此发生明显转变。《几何原本》和《明理探》的出版，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法系统――演绎逻辑完整地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后世科学家多把晚明学人揭橥的思维方法纳入自己的视野。明清学人对科学思维方法的推崇，具有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意蕴，提升了科学的价值，使中国固有的文化结构和思维模式开始发生转变。但“实学”与“西学”的首度结合并没有让整个民族意识到科学的未来价值，直至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惨败使实学思潮和西学东渐再度联袂而起，推动中国跨入近代科技时代。虽然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器物技术观”对西方近代科技的认识还停留在浅表层，“技”、“器”混而为一，但它成为近代中国科学文化逻辑展开的起点和基础。
　　2.2 科学启蒙时期中国科学精神的萌芽与扩张
　　科学技术被提升到文化层面上获得理解和传播始于维新派的崛起。甲午战败宣告了“器物技术观”的终结，“维新”思想家的目光由形而下的“器”与“技”转向了思想、观念、制度等更深的层面。维新派极力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康有为、严复等通过《实理公法全书》、《穆勒名学》等著作介绍科学方法，并将其运用于政治理念的论证，梁启超、毛子水等人则将科学方法引入国学研究范畴。严复通过将达尔文与斯宾塞进化论的沟通，表明了以进化论唤起救亡意识的历史意向，作为实证科学的进化论，被引入政治哲学与思辨哲学，从而获得了世界观的意义。对科学观念的升华，使科学内核从“器”演进为“道”，使科学超越形而下的范畴，而被赋予形而上的特质，科学精神开始为先进的中国学者深刻认识并成为“维新”的重要理论武器之一。到19世纪末，科学最终获得了中国人双重价值上的初步认同与推崇。
　　进入20世纪，国人逐渐从器物、制度层面改革屡遭失败的教训中意识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认识到改造思维方式的重要意义，“民族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于是开展了一场效法法兰西文明的思想启蒙运动。自然科学家竭力弘扬科学精神，任鸿隽专门著《科学精神论》，指出近代科学之所以能“成经伟世界之大学术”，就是因其背后有科学精神存在。学者们还揭示了中国缺乏科学精神的事实：“好虚诞而忽近理”，“重文章而轻实学”，“笃旧说而贱特思”。社会科学家则把科学精神同社会问题的解决紧密联系，对传统社会进行了全方位地批判。陈独秀、李大钊等呼吁国人凡事皆应“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思想要“一遵理性”，“改变无知妄作之风”[4]。《新青年》宣告：科学内涵是“求真、实证”，中国文化的出路“必以科学为正轨”。《少年中国》明确提出了“本科学的精神，为文化运动”的办刊宗旨，同类新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出来。对科学知识的普及与科学精神的弘扬，促成了国人变革社会之积极态度的形成以及信仰体系的扩充，奠定了“五四”运动的思想基础。
　　20年代初，在欧洲人文主义及反科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所竭力倡导的个性解放、认识自由价值理念间的内在冲突终于演化为一场“科玄论战”，即科学是否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的争论，涉猎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胡适称之为“空前的思想界的大笔战”。“科玄论战”之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明尽入科学方法之域，科学与哲学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趋向于统一，科学主义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时代思潮。“科学主义观”首先表现在科学方法论层次上，实证的观念、数学化的追求被普遍地引向存在的各个领域。“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方法是万能的。[5]”
　　明末以来，传入中国的近代科学之发展从动机、辩护、方法到内容，都要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寻求支持和灵感源泉。“科玄论战”后情况恰好相反，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从科学中寻求支持和证实。科学替代了神，也替代了人，成为万物的尺度，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又成为一种新的“经学”，而作为科学灵魂的求真、理性、批判等科学精神却被很多中国学者抛到九霄云外了。
　　2.3 科学本土化阶段中国科学精神的曲折发展
　　“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的追求，理性的科学精神在焦躁、愤感、忧戚、亢奋的民族情绪笼罩下难以为继，科学启蒙所造成的影响停滞在价值信仰系统层面，且仅局限在知识界，这就为建国后不能真正继承“五四”精神传统提供了可能性甚至必然性。建国后，由于科学政治化的限制以及计划科研体制与生俱来的僵化性和功利性，导致现代中国严重缺乏竞争、批判、创新和自由开放等科学精神。集权思想很快取代了民主作风，愚昧迷信彻底压倒了科学理性，以至于60年代~70年代出现了对科学的全面背叛和反动，整个科学领域都成了“全面专政”的对象，科学精神及价值理念被摧毁殆尽。直到70年代末，震动全国的“真理论战”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结论而告终，“科教兴国”被确立为国家战略，科学的生产力功能才得以恢复。
　　综上所述，自明末至今，科学本土化与科学精神在中国的建构互为因果、密切相关，两者都是步履艰难，时而中断，有时甚至是严重倒退。科学作为“一种革命的力量”已经在中国顽强地扎下了根，但在社会制度、组织逐步理性化的同时，国人的某些观念和行为却越来越非理性化，“在思想观念上，我们现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五四时代还落后，消除农民革命带来的后遗症的确还需要冲决网罗式的勇敢和自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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