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视阈下的古希腊文明衰落机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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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希腊人在不甚适宜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中独辟蹊径，通过疯狂的海外殖民来减轻人口压力，积极发展国际贸易，出口橄榄油等商业化农产品和陶器等手工制品敛聚财富，进口粮食弥补国内的差额。依靠这种经济制度使希腊成功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开放式海洋文明。但古希腊的经济归根结底是一种奴隶制下的经济，奴隶的广泛应用，逐渐阻碍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土地贫瘠、资源短缺、人口过剩增长使古希腊工农业难以持久发展，在激烈的城邦斗争和对外竞争中日渐衰败，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制度亦最终湮灭。
　　[关键词] 古希腊；文明；衰落
　　
　　古希腊是欧洲古代文明的发源地，雅典则是古希腊文化的摇篮和中心。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以雅典为中心，古代希腊世界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突然迸发出空前的创造力，文明的辐射力远远超出了地域和时间。地中海东部地区聚集了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爱琴文明，深具开放海洋文明特性的希腊文明，在与周边的民族竞争中后来居上，并一度遥遥领先，建立了古代世界独一无二的奴隶制民主制度。这个制度曾令古希腊的经济、政治、文化大绽异彩，然而在经济视阈下，经济实力薄弱，经济后劲不足，是最终导致古希腊发展停滞不前的诱因。自然环境的恶劣、物质资料的短缺以及经济制度的缺陷使希腊最终在激烈的民族竞争中败下阵来。
　　一、贫瘠的土地、资源短缺、人口过剩成为古希腊社会难以持久存在的瓶颈
　　希腊的地形分为山地、丘陵、盆地和平原，其中山地和丘陵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山多地少，既没有肥沃的大河流域，也没有广阔的平原，耕地面积狭窄，水资源也较为缺乏，阿提卡地区只有小块平原和由泥灰、片麻岩、火山熔岩构成的山地通过修梯田和造台地才可以耕种，坚硬的石灰岩山地则无法耕种。雅典的农耕面积占总面积的1／5。古希腊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温和多雨，夏季炎热干旱，水热组合较差，不利于农作物果实的成熟，农作物产量往往不高，即使勤劳耕作，往往也是收获甚微。这种地形、土地、气候、水源等条件的影响，大大限制了农业和其他种植业的发展。[1]由于自然条件的不足，希西阿德在《田功农时》中描述：一个希腊农民须在一年四季不停地劳作，既从事谷物生产，又兼营园艺种植和畜牧，才能勉强维持生计，有半点怠惰，则将受贫困煎熬。
　　在畜牧业中，古希腊人以养殖山羊为主，山羊繁殖迅速、喂养方便、易于管理。但山羊的放牧需要大片土地，对于环境也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山羊不但将地表上的植物啃食得一干二净，也改变了大地的面貌。[2]为了养活相对过剩的人口，在有限的生产力下，希腊人以环境为代价，过度畜牧和农垦。在环境破坏后，可耕地面积进一步缩小。希腊城邦周围的土地通常物产贫瘠，过度放养和资源耗尽的希腊农村缺乏能力来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
　　人口过剩增长的原因在与希腊人的生育观念。希腊人认为婚姻的主要目的是生育，不仅要生育健康的后代，而且要尽可能地多生。希罗多德说：“多子是男子除勇武外第二大美德。”[3]这种生育观念使分流后缺少的人口很快就得到填补，继而又不得不开始新一轮的海外殖民或移民。土地贫瘠、资源短缺、人口过剩增长成为古希腊难以持久存在的瓶颈。
　　二、疯狂的殖民和暴力的商业扩张，加剧了与周边民族的矛盾
　　在人口过剩引起的生存压力下，已经出现的城邦必须不断地调节自己的人口，以维持自己的继续存在。殖民既是城邦国家产生的结果，又是它的原因。马克思指出：“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环节。这两个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背的一定数量的对比关系来决定。那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4]
　　新的铁制工具使人们能制造较为精良、大型的船舶，从而使航海的距离更远，贸易的规模更大，开拓的殖民地更多。希腊城邦（包括殖民城邦又进行新殖民者）共有44个，共建殖民城邦至少在139座以上。殖民地用船把谷物为主的各种原料运到人口过剩的希腊，得到酒、橄榄油和布、陶器等制成品。由于多岩石的山坡能用来种葡萄树和橄榄树，土地的开垦面积大大增加。转向商业性农业，希腊能够养活的人口比从前经营自然农业时增长二至三倍。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使古希腊世界连成一个有机整体。雅典用输出手工业品、原材料等来平衡贸易，大量出口橄榄油和葡萄酒，进口的则主要是粮食。为了粮食，古希腊人东北至黑海，东南抵克里特、塞浦路斯和埃及，西达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甚至更远的地方。
　　希腊人虽然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但传统上缺乏对商业的尊重，赫耳墨斯既是商人的保护神，也是盗贼的保护神。在对外贸易中，希腊人经常扮演商人和海盗一身二任的角色，在地中海的对外扩张和商业发展中，并不是凭借商业竞争，而是依靠暴力。尤其是海军的力量。
　　三、建立在繁荣的商业贸易之下、奴隶制之上的工业和农业后继无力
　　雅典用于购买进口粮食的产品，如橄榄油和啤酒，主要由小规模的独立生产者经营。根据陶器上的签名判断，这些工匠极有可能要么是奴隶，要么是被赋予公民权的奴隶（自由人），而绝不可能是“雅典公民”。在古希腊，公民是个法律概念，既不包括妇女、侨民和奴隶，甚至也不包括老人和儿童。如要获取公民权，一方面必须从血缘关系上证明自己是属于公民共同体，另一方面是从经济关系规定，即必须从土地关系上证明自己是属于区域共同体。就雅典而言，平原地区的有限耕地在史前时代就被土著居民所占有，可耕的山地也为先期而至的移民所分割。到梭伦改革前夕，雅典已出现土地负载饱和的迹象，这意味着以后来到雅典的人口只能在土地之外寻找谋生出路，这样到古典时代拥有土地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公民的特权，更是血统纯正的标志。[5]
　　雅典30万人口中，公民人数不到五万，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借贷行业。外邦人在雅典不得拥有土地和房屋，主要是依靠手工业和商业为生。比外邦人人数更多的是奴隶，雅典的奴隶人数多达36.5万人，是雅典市民人口的4倍。工业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甚至小农一般都拥有一两个奴隶，矿业和工厂的雇工以及警察都是奴隶。
　　奴隶制度是所有文明的普遍公认的促成部分，但奴隶制度使奴隶失去改进其所操行业的传统操作方法的积极性；只要有大量的奴隶劳动力可获取，也使主人丧失促进技术革新的动机。当工业使城市变得越来越富足时，随之出现了不合理的追求――他们把财富投资于奴隶，将其用于手工业和各种体力劳动。地主和商人们愿意投资“活的”工具，而不是造价昂贵的木制机械，奴隶更廉价。
　　占有奴隶的社会自然倾向于把体力劳动与奴隶相联系，从而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有损于自由民的尊严。奴隶制使工业生产看起来成为有失身份的事，柏拉图说手工业者的思想“受机械生活的束缚和挤压，正如他们的身体受到手工劳动的压迫一样”。柏拉图也曾愤怒地痛斥研究力学的欧多克索斯和阿契塔，说他们切合实际的试验和运用工具证实理论，贬低、败坏了优秀的几何学，让几何学由非物质的、智力方面的事物降为物质的、实用的东西，迫使几何学去利用物质，从而需要有大量体力劳动介入，使几何学成为奴隶们从事的对象。[6]而正是哲学家有条理的思维与工匠的实践经验及传统知识这两者间的相互影响，才使西方在近代完成了伟大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希腊人在科学上最具原创性的活动、划时代的发现、建设性的伟大设想等在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3世纪里全部倒退，而此时正是经济疯狂扩张的时期。
　　奴隶制阻滞了工业的扩展。限制了国内市场，两手空空的奴隶劳动者买不起自己生产的产品。公元前5世纪，像雅典那样的富裕城市，典型的企业家不再像克发罗斯那样是由奴隶协助的劳作工匠，而是靠剥削奴隶劳动为生的资本家。希腊的奴隶制工业确保了城市粮食和实际财富的供应。但是在实践中，它没有为日益增长的农村人口提供有效和广泛的出路。 在奴隶制手工业上获益的工场主不是将收益投入到再生产中，而是投资到名声更好的农业生产和借贷行业中，大高利贷主成为大地主，并仿效迦太基的腓尼基人，利用战争俘虏的奴隶来耕种他们的大片地产。农业商品化不仅意味着获利，也意味着负债，小土地所有者很容易成为土地兼并的牺牲者。由于在连年战争中长期服役，敌人对农场的破坏及债务缠身，很多小农被迫离开了土地。工业同样没有为人们提供出路，因为小工匠无法与雇佣奴隶的工场竞争。工业产品的国内市场收缩，因为高利贷和拥有奴隶使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在公元前4世纪，没有出路和一无所有的农村人口，像雇佣兵一样为波斯国王或其他野蛮人卖身，或当海盗或土匪。在大部分城市中，暴力的社会冲突成为地方病。
　　在公元前4世纪时，殖民地已经扎下根来，发展了自己的工业、葡萄园和橄榄园。青铜时代方式的工业，是自己“出口”到异地，而不是出口产品。不但在意大利，而且是黑海周围的殖民地，以移民工匠组成的当地陶工，成功地为当地市场仿制以前从雅典进口的陶器。[7]缺乏技术进取心和革新动力的希腊丧失了出口市场，依赖出口的工商业大幅萎缩，手工业者实际工资灾难性下降，对外支付进口粮食越发困难，希腊本土不仅政治晦暗，经济也衰落下来。
　　四、受限于奴隶制经济体制的民主政治狭隘和难以为续
　　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希腊的经济和政治生活都是围绕城邦来进行。伯里克利曾自豪地宣称：“我们的政体并不与其他人的制度相敌对。我们不模仿我们的邻人，但我们是他们的榜样。我们的政体确可以称为民主政体，因为行政权不是掌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握在多数人手中。当法律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公正地调解人们的私人争端时，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也就得到确认。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这是作为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黯淡。”[8]
　　“全民化”肯定是夸大其词，妇女首先在公共生活中没有地位，其次公民权是世袭特权，外来定居者被严格排除在外，这些外来者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大部分是工匠和生产者。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奴隶更是没有丝毫权利。 古希腊城邦对于非公民的限制无处不在，一旦古希腊城市遇到危机，外来居民就会尽快搬出城去。古希腊城市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暂时的聚居地，需要付租金，古希腊人才能容忍他们。[9]为了保持公民的比例，雅典几次调整对公民的法律定义，限制公民的数量，并在人口过剩的时候，将一部分无公民权的居民驱除出去。
　　增长的财富分配异常不平等，大部分为城市的统治阶层消耗，少部分配分给从事农业生产的公民，留给工厂和奴隶的所余无几。与通常的印象相反，在万神殿等宏大建筑的阴影下，雅典居民住宅房屋矮小、街巷狭窄、害虫肆虐、瘟疫盛行。旅行者描述雅典：“城市干旱，缺乏供水，街道只是破旧的小巷，像样的房屋屈指可数。”[10]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突然爆发的瘟疫使雅典损失惨重，伯里克利也在瘟疫中去世，直接决定了战争结局的走向。
　　雅典的“民众”就是异常庞大、多元的统治阶级，经济民主也并非是平均分配财富，利用剥削来的财富使穷人摆脱贫苦。经济扩张暂时掩盖了分配的不平等。当外部供应因帝国的失败而被切断时，贫富之间再次爆发暴力冲突。伯罗奔尼撒的战败，海外贸易的切断，国内经济的衰落，日渐偏狭狂热的民众，对异见者和外邦人的迫害，终于雅典丧失了完全的自治，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又倒退回借助外来支持的适度寡头政治时期。
　　五、为了获取政治或商业霸权，希腊城邦之间无休止的争斗，逐渐毁灭了古典经济，并导致其政体的摧毁。
　　经济矛盾的大规模爆发加剧了城邦狭隘的乡土观念，希腊分为许多小单位，各自依靠带有自杀性狂热的地方自治。希腊的城邦在殖民过程中由于远离故土，同舟共济，共同对敌，血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平等的契约关系萌芽开始出现。这有利于形成一种新型的较为民主的政治体制―――城邦制度。这种新的政治制度不是以血族为基础，而是以契约为基础。新建立的城邦和母邦之间的纽带十分薄弱。
　　贫瘠的土壤和恶劣的气候使生活资源总是处于稀缺状态。每个城市和邻邦的战争几乎持续不断――首先是通过劫掠他人的土地，使自己能够保持自给自足的理想状态；尔后就是为了获取政治或商业霸权，在经济、政治乃至艺术，各个方面，希腊城邦都要一争高下，激烈的争斗一直不曾停止，甚至兵戎相见。希腊的“工业城市”不但分裂成内部相互竞争的阶级，也像自治城邦一样互相对抗，持续把大量财富耗费在自相残杀的战争中，其中只有奴隶贩子坐收渔利。这种持续内耗的斗争，逐渐毁灭了古典经济，并导致其支持之政体的摧毁。
　　参考文献：
　　[1]张永秀.论自然环境对古希腊文明的影响(J).潍坊学院学报,2006,(5).
　　[2]罗杰・卡拉斯[美].完美的和谐――人类的动物伴侣(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3]王大庆.古希腊的人口和人口思想初探(J).求是学刊,2002,(11).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5]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6][7]戈登・柴尔德(英).历史发生了什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8]修昔底德(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9]房龙[美].人类的故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0]保罗・诺克斯,史蒂文?平奇(美).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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