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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楚国巫乐之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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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楚人偏居南国,非夷非夏,亦夷亦夏。楚文化的显著特色是“信巫鬼,重淫祀”。 它代表了中国南方音乐文化的成就和风采,与中原北方的音乐文化并雄于世。楚国巫乐的形成有其独特和深厚的地理历史背景和政治文化背景。
  [关键词] 巫乐 楚国 歌舞 文化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分成南北两大系统,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共同构成中国文明的源头。南方的“楚文化”与北方中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对我国整个文化的缔造与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楚乐作为一种远古文化的延伸,与古老的巫觋风俗有关, ,在许多史料典籍上也都讲到了楚人是全民性的信鬼神而好祀,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庶人,巫风特盛。楚人偏居南国,非夷非夏,亦夷亦夏。楚文化的显著特色是“信巫鬼,重淫祀”。楚人立王储要卜之于鬼,御敌征战要祷之于神,选官择帅要用“枚卜”尊为“巫觋”为国师。在管弦乐中,迎神送神,娱神乐神。“楚乐”是楚文化在音乐领域的典型代表,一般指战国秦汉间楚国地方的音乐,也泛指长江中游、汉水一带以至徐淮间的音乐,亦可称“南音”。楚乐一直被视为南方音乐文化的光辉代表。
  (一)巫乐形成之地理历史背景
  楚之巫乐作为一个地域文化概念,其涵盖面实际十分广阔。以湖北为中心,又包括川、湘、陕、豫部分地区。其地理位置正处于上下江、南北方的中枢地带,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中国历代王朝多在此封王置府。周初,熊绛受封于丹阳,建立楚国。春秋时期,楚文王迁都于郢(今荆州纪男城)。此后,楚国日渐强盛,发展成为“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颖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的泱泱大国①。并且创造了一种与中原文化迥然不同的、对周围产生了强烈影响的区域性文化,即“楚文化”。
  荆楚文化自成系统,不合宗法制度,“重淫祀,……没有严格的等级制,未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家族组织不强。”这里的地域性格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温顺、理性,而是“放言无忌,浪漫无涯,不言孝和礼”②。楚文化在“巫”“史”两大文化源流中属于“巫官文化”系统,与中原地区崇尚理性与秩序的宗法文化(史官文化)并驾齐驱。巫文化发端于夏商时期,在宗法文化占统治地位的西周时期常遭排斥而难以在正统文化中立足,但他并未消亡,反在南方诸民族的社会生活中茁壮成长起来。楚声因其地理、历史、人文的因素,承袭夏商巫乐传统,故楚乐的特质与夏商巫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它集中代表了中国南方音乐文化的成就和风采,与中原北方的音乐文化并雄于世。
  当北方的巫觋文化在春秋时代就已逐渐被史官文化所替代时,在南方楚国,举国上下依然“信巫鬼,重淫祀”。李泽厚先生说:“当理性精神在北中国节节胜利,从孔子到荀子,从名家到法家,都逐渐摆脱巫术宗教的束缚,突破礼仪旧制的时候,南中国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残存,便依旧强有力地保持和发展着绚烂鲜丽的远古传统。……在意识形态各领域,仍然弥漫在一片奇异想象和炽烈情感的图腾――神话世界之中。”③古代社会的巫术礼仪活动是热烈的,载歌载舞的。这种“歌乐鼓舞”的巫术活动有着沟通鬼神、祭祀祖先、团结部族的重大意义,现代的人类学著作对此亦多有描述和评论。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尔在其所著的《人论》一书中写道:“在这样的庆祝活动中的、跳着巫术舞蹈的人们,是彼此融为一体并且与自然中的一切事物融为一体的。他们不是孤立的;他们的欢乐是被整个自然感觉到并且被他们的祖先分享的。空间与时间突然消失了;过去变为现在,人类的黄金时代回来了。”④ 流行于楚地的这些民间巫术歌舞,往往带有丰富的幻想,富于浪漫情调。由于是歌、舞、乐结合在一起的巫术和祭祀表演,因此,除抒情之外,还兼有一定的故事情节,语言活泼,节奏鲜明,结构比一般诗歌更为宏大,讲究跌宕起伏。楚地的神灵不同于北方,没有三头六臂,与现实中人的现象差别不大,而且依恋人问,与人相亲相爱,神的爱情生活真挚细腻地体现了人类的情感,如湘君和湘夫人,就是一对湘水配偶神。山鬼也不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妖怪,而是一个“既含睇兮又宜笑”的美女。屈原是楚国重臣,作为三间大夫,执掌巫史之职,他对这些活动内容和表演场面是非常熟悉的。在现存的屈原作品中,《九歌》就是直接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改写而成。此外,《离骚》、《天问》、《招魂》等作品中有关礼神祭祀的场面,也是当时社会民风的艺术记录。楚辞作品浪漫、浓郁的文采风格,诗句的丰富联想,铺陈描写的规模宏大,这些特点,都是和南方楚国巫风盛行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的。
  楚国地处南方,水网密布。长江与汉水时有水灾,大水到时。弥山漫野,虫蛇出没,使人产生了对鬼蛇的畏惧。此外,楚地东西北三面环山,山涧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至今神秘莫测。南面古云梦泽,水害频繁,楚地的地形诡秘、奇峻、威临四方,使当时科技不发达的楚人,相信冥冥之中有神在主宰一切,于是就萌发了对自然神的崇拜。所有山、川、风、云、天、地、日、月都在崇敬奉祀之列。美学家宗白华曾在《美学散步》一书中论及钟鼎镜盘的境界时说:“当时人尚在山泽原野中与天地的大气流衍及自然界奇禽异兽的活剥生命相接触,对之有神摩的感觉,他们从心灵深处感觉可能有神魔的生命和力量。”自然地理条件形成的“江山光怪”,与黄河流域黄河阳光朗照的情况很是不同,自然产生了“神魔的感觉”,自然也就产生了具有浪漫主义气息的巫乐文化。
  (二)巫乐生成之政治文化背景
  殷商时期,商王朝对荆楚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建立起较为巩固的统治,荆楚地区是商朝的南土方国。商朝末年,楚人鬻熊投靠周族人,采取联合政策,推翻了商王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建都丹阳。所以,楚之巫乐的形成发展,与商代的巫乐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虽具有自己的特色,但依然不能否认商乐的所带来的影响和作用。
  楚声音乐承袭商代巫风,但楚之巫音“惊采绝艳”,以其声音的繁复、色彩的鲜明、强烈的震撼力异于追求“中和宁静之美”的北方中原音乐,它有比北方艺术远为大胆的想象和情感的抒发。《楚辞•惜诵》 中所说的“发愤以抒情”是楚艺术重要的美学纲领,不同于北方偏于理性的“言志”。楚声艺术有极为强烈的情感色彩和奇丽的想象,并在原始神话的基础上形成了楚人特有的象征体系,其基调是中国古代条件下产生的积极的浪漫主。当今被划为“江汉色彩区”的荆楚民歌,以其丰富多彩、奇拙不群的体裁与声腔仍在华夏乐苑独领风骚,当是楚巫音艺术延续至今的明证。
  楚巫音的丰富多彩与高度成就来源于楚文化的多源。“荆楚部落形成之前,经历了两次外族集团的大迁入过程。这两次移民集团都带来了大量北方文化因子,第一次是远古时期苗族先民迁入。第二次是芊姓楚人部落迁入” 。因此可知楚文化在立国之前就已深受中原文化浸染,立国后又受其周邻蛮夷文化熏陶。但楚巫乐的主源仍是商周中原音乐。春秋时期,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使楚国迅速发展成为当时的一大文化中心。《论语•微子》也记载了春秋末鲁国乐师四散的情景:“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使得楚国拥有了技艺水平很高的乐师,音乐文化日益繁荣。战国时,随着楚国势力的强盛,楚文化的发展,楚乐后来居上,盛极一时,成为中华大地上最富色彩最具影响力的音乐。
  楚国的统治者喜爱带有浓郁巫术色彩的音乐,也常常利用音乐的力量对臣民进行精神上的统治。楚人受商朝遗留文化习俗的影响,他们的统治者和民众依然十分信仰巫术,楚国的统治者酷爱巫乐一方面是满足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的个人需求,另一方面是“移风易俗”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把他们的统治归为天意,兴衰归于天理。所以,而楚国的巫乐在统治者的推行支持下、在充满巫风气息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等条件下飞速发展,狂热、风靡、浪漫,甚至超越了商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战国] 吕不韦编.吕氏春秋•古乐篇[M]. 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2.
  [2] 苗晶、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9.
  [3] 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释[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4]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5] 蒋菁、管建华、钱茸.《中国音乐文化大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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