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航乘客机上发病引发“急诊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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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我还活着，我才可以告诉你们，我遭遇了什么。”2015年11月22日，一篇名为“生死间，一个记者有话想对你们说”的文章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微博名为“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的乘客张先生自称，11月9日他乘坐南航CZ6101航班时突发腹内疝并急性肠梗阻，飞机降落时他已疼痛到浑身湿透。急救车正在外等候，但大约50分钟后飞机舱门才打开。随即地面急救人员和机组人员又为谁该将他抬下飞机发生争执，其最后只得自己勉强爬下舷梯、爬上救护担架。11月26日，张先生表示，南航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急救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均就此事登门道歉，并提出对其进行补偿和赔偿，但他主动放弃，“只要求南航和首都机场医院理清急救程序”。
　　生命经不起相互推诿
　　“谁来将我抬上急救车”是一个令人心寒的问题。这个在众目睽睽下艰难爬行的病患，是不是像极了那曾经倒在大街上无人上前搭一把手的老人？就倒地老人而言，旁人终究是“路人”，但当时那些环立于张先生身边的人，都并非无责任者。机组人员对乘客伸手搀扶，医护人员对病患救死扶伤，至少都是责任所系。
　　然而，让人心寒的问题远不止于此。“谁来陪护我就医？”“谁来将我尽快送到医院？”“谁来为我第一时间诊治？”……当所有这些疑问被一名病患以生命为代价逐一体验而成为问题之时，我们只想知道，在某些行业，在这样一个社会，生命意识及公共资源供给的意识到底匮乏到了何种程度。动用一切资源，极尽一切手段，本来是生命救援的题中之义。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无论是空乘还是医护，无论是航空公司还是医疗机构，这些本该为消费者提供基本服务的专业机构，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生命的推诿塞责。
　　当事人张先生的诉求只有两个。一是理清急救流程，不能让下个人再重复他的遭遇。二是他想搞清楚，他的病情被耽误，该不该有赔偿和补偿。张先生的追问，是为所有人所问，亦是为所有人所痛。我们希望所有涉事方面，应有必要的追责、真正的反思和有效的应对。或许当所有的市场服务主体及公共机构，其现有的应急保障资源都能为每一个普通公民所用时，个体生命的尊严才不会在濒危时刻倒地不起。
　　越怕担责越要严格追责
　　虽然南航和机场医院都有自己的一套说辞，但实际上，无论是严格比照有关航空服务和院前急救的法律法规，还是从当时抢救急症患者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都可以明确：一方面，机组人员有责任把乘客安全转移给地面的医护人员，由医护人员予以紧急妥善处理；另一方面，急救医护人员应当用专业设备搬运、护送患者就医，将重病患者抬上急救车是急救人员的基本职责。也就是说，将患者从飞机上抬下舷梯送到救护车上，不是空乘人员和急救人员可以推卸责任的“空白地带”，而是双方都必须共同参与、协同履职的“责任重地”。
　　空乘人员和急救人员都坚决不肯动手抬担架，除了双方想当然地认为不该由自己负责以外，另一个原因是舷梯上很滑（可能有薄冰），双方都担心在抬张先生下舷梯时可能出现闪失，自己不参与反而能够免除责任和风险。然而对公权机关和公共服务机构而言，恪尽职守永远都是第一要务，即便在履行职责中出现失误，也可以从轻追责或得到宽谅。有些公职人员和公共机构的服务人员，因为害怕承担责任和风险而选择不作为，其结果往往反而会造成责任事故，甚至酿成重大祸患。他们都必须明白一个道理：有职必有责，履职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任何职责在身的人都不能逍遥于责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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