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扶老案”被讹当事人举家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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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9月1日，是开学的日子，但小江的身影却没在达州此前自己就读的学校出现。就在8月底，因中国好人网所颁发的“委屈奖”，原本沉寂的达州“扶老案”又重新被拉回公众视野。然而，在接受了2000元“委屈奖”之后不久，小江一家又将奖金退了回去。由于“扶老案”给全家带来了长达两年的困扰，他们决定举家搬迁――虽然这打乱了家庭的生活计划。这起“扶老案”发生于2013年6月15日，70多岁的达州居民蒋婆婆摔倒在地后，称自己被3个小孩撞倒，并死死抓住了时年9岁的小江的手，要求赔偿医药费。警方调查后认定，蒋婆婆及儿子龚某某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龚某某被行政拘留10日。
　　奖励“委屈”，更要惩治“失德”
　　旁人有难，施以援手；老人倒地，勇于帮扶，这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现在，扶了却被讹，讹了还无处说理，甚至只能对簿公堂。有人还因此制作了《扶老人防讹诈操作指南》，让“扶不扶”成为了一种道德纠结。如果“委屈奖”设立的初衷，在于让好人做好事没有后顾之忧，那么其效果无论是给好人“撑腰”，还是化解道德焦虑，都值得点赞。
　　然而，“委屈奖”能否真正驱散“扶不扶”的道德雾霾？恐怕并非如此。奖善，毕竟不等于惩恶。这也决定了，“委屈奖”只能作为临时的镇痛剂，而不是长效药。另一方面，金钱的奖励固然是对行善的社会认可，但也可能给人造成一个不良印象：受了委屈，可以用金钱弥补。再说了，一次“奖励”也无法抹平所有的伤害。冰炭不言，冷暖自明。很多时候，善的沉沦不彰，往往是因为恶的肆意当道。只有清除恶的土壤，善的花朵才有生长的空间。无论是拿起法律的武器，惩治不良行为，维护起码的公平正义，还是用技术的革新，留取证据，保护行善者，不让雷锋在助人为乐之后满面泪流，这些都是让道德浸润人心必须考虑的问题。
　　“扶老案”当事人搬家的制度性反思
　　这起“扶老案”本已有个光明的结尾：讹人者被刑拘，扶人者受褒奖。而小江家退回“委屈奖”，并搬离达州，却有些让光明的结尾蒙上了阴影。他们选择搬离，无疑与一直无法摆脱这件事所带来的焦虑和无奈有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扶人被讹虽是个例，却极具杀伤力。如果放任讹人现象，道德恶化必将不可收拾，陷入每况愈下的境地。
　　基于此，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反思。其一，如何彻底遏制扶人被讹现象？比如深圳曾出台“好人法”，其中明确规定：被救助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救助人，要追究法律责任。让诬陷者不仅付出道德成本，更要付出法律代价，他们才不敢恩将仇报。其二，具有惩戒性的法律，或可保证一些人不敢诬陷他人，但难以鼓励人们做好事。为此，就需对行善者积极奖励，当做好事不仅无后顾之忧，更能被全社会高度认可时，其才能蔚然成风。与此同时，现实中确有讹人的老人，他们消费了搀扶者的善心，败坏了社会风气。但不能就此形成批判定式，一看到老人声称扶人者是撞人者，就认为老人很恶，扶人者很冤。同时，更不能认为是坏人变老了，将老人污名化，陷入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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