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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的经济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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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起郑和下西洋,人们首先想到的常常是“四海宾服”和“厚往薄来”。时至今日,国内对郑和下西洋的主流定性也大多停留在“入不敷出的政治宣传”上。但实际上,郑和下西洋并非没有经济上的算计,其最终“入不敷出”,不能一应归罪于对政治的让步,明政府对经济规律本身的无知和漠视,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
  郑和下西洋起于明成祖的永乐朝,终于明宣宗的宣德朝。在永乐年间,明政府五征沙漠,四征交趾,疏通运河,大修北京城。这对于一个刚刚经历过“靖难”内战的国家而言,其耗费是难以想象的。在这种背景之下,下西洋绝不可能仅仅是一场赔钱的政治运动。众所周知,郑和下西洋带回的货物主要是奢侈品,只能被上层阶级消化。由于这一点,下西洋长期被一些专家扣着“满足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的帽子。但事实真的这么简单吗?所谓细节中有魔鬼,让我们更细致地考察一下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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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郑和船队购入的这些奢侈品中,最大宗的货物为胡椒和苏木。依《瀛涯胜览》记载,胡椒在其产地苏门答腊的价格仅为0.01两/斤。而据《明会典》所述,胡椒在洪武年间的国内市值高达0.2两/斤,差价二十倍于产地!谁能说明朝上层只是单纯地想着“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而无视这巨大的利润空间呢?严从简在其《殊域周咨录》中曾记载道:“又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下西洋对于经济以及国家财政的裨益,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下西洋如何最终落了个“入不敷出”的惨淡结局呢?有人说这是一味彰显“四海宾服”的大国气象,“厚往薄来”所致,是政治目的挟持经济考量的恶果。但通过上文的例证,我们可以看出,“厚往薄来”所产生的外交上的支出,是不足以抵消数十倍的利润空间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其失败,还是败在管理层对经济规律本身的隔膜,以及管理体制应对经济态势的滞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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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西洋毕竟是官营贸易。其计划式的经营模式和官僚管理带来的低效,使其最终不可避免地走进了经济规律的死胡同。随着大量胡椒涌入市场,胡椒价格也因供货量的增加而持续走低。短短两年时间,到永乐五年(即1407年,下西洋起于永乐三年),明朝国内的胡椒价格就已经下跌至0.1两/斤,降到洪武年间的一半。如此一来利润空间大幅缩水,市场也趋近饱和。但下西洋的船队仍在大量购入胡椒、苏木,以至明廷的国库里积压了一大批卖不动的货物。
   为了清理库存,解决货物积压问题。从永乐五年开始,明廷利用“折赏”“折俸”的方式,把苏木、胡椒当成奖金或工资发给下层公务员,甚至上层文武官员(《明会典》)。在发放过程中,因政府拥有定价权,结果导致折价远远高过市值。永乐二十二年,在胡椒的市值已经低于0.1两/斤的情况下,折俸时竟仍取洪武年间0.2两/斤的价位。本来明廷俸禄就是历代最低,胡椒、苏木折俸的做法无异于进一步克扣工资。自然而然地,明朝上下官员对下西洋产生了强烈不满。有鉴于此,相对仁厚的明仁宗继位后便干脆停止了下西洋活动。
   可惜“折俸”这个损招带来的经济收益实在太诱人,再加上没有了下西洋,国家就少了一项重要收入来源。等到明宣宗继位时,朝廷再次启动下西洋。而明宣宗九年的“折俸”也创下了历史新高――1两/斤(《明会典》)。这种差价已经不能再算作是克扣了,而是赤裸裸的掠夺!
   下西洋从垄断海贸发展到定价强卖的地步,成祖、宣宗在位期间的朝臣却是敢怒不敢言(实质上,终明一朝,通过“折俸”克扣工资的做法从未停止过)。直至明宣宗朱瞻基去世,年幼的明英宗继位,辅政朝臣才有机会终止下西洋这一弊政。正统元年(1436),辅政大臣以明英宗的名义(当时英宗年纪尚小,不足以亲自执政)命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停罢采买营造(《英宗实录》),明初的下西洋贸易至此方才正式落幕。综上来看,也无怪乎明代官员会产生诸如“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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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贸易活动。但由于它“官营垄断”的性质,其经营思维严重偏离经济规律,即便在初期达到了盈利效果,后期也无以为继。假使明廷能够认识到元代“官本船”(一种公私合营的商贸形式,官府出船和本钱,私人出人并代为经营)失败的必然性,采取放开私人贸易,只抽取赋税的政策,则有明一朝严重的走私问题,包括晚明的倭寇问题都会得到极大的缓解。
   但是,我们也不必太过苛责明朝政府这种“官营垄断”的意图。因为自汉武帝大搞“盐铁专卖”以来,中国古代政府就老是惦记着从利润丰厚的民营行业里分一杯羹,给自己争取一份额外收入。而官营经济在效率和竞争力上又总是斗不过私营,故而“官营”结合“垄断”就成了古代政府敛财行为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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