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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与美国研究型大学服务职能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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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用主义影响下,美国研究型大学经历了从服务宗教到服务世俗社会的转变,经历了从间接、单一、低层次服务到直接、多样、灵活服务的过程,最终从社会的边缘移动到社会的中心,凸现了浓厚的世俗性和实用性,促进了美国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并改变了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
  一、美国实用主义文化的形成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客观实际紧密相连。美国早期的客观实际为实用主义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动力支持、现实准备和良好环境。
   1.实用主义发展的动力:美国早期环境客观需要
   16世纪,发起于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对欧洲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为了躲避本国国教徒的迫害,英国清教徒不得不背井离乡,迁移美洲,面对这片未经探索的原始的蛮夷之地,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生活问题,开疆拓土,创新发展,而不是坐而论道,空想守成。正如滕大春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序言中所说的:“理性主义向来尊重的有条不紊和一成不变,这时便受到怀疑。相反,革故鼎新和大胆尝试以及日新月异和敢于试验,却成为金科玉律。因为当时的美国如抱残守缺便是退化,是死路一条,唯有除旧布新才是成功和进步的康庄大道。”[1]
   2.实用主义发展的现实准备:清教徒的精神信仰
   清教徒认为,踏实勤奋的劳动是上帝赋予的天职,而“这种天职概念为新教教派提供了核心教义。这种教义抛弃了天主教将伦理训诫分为‘命令’和‘劝告’的做法,认为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用修道禁欲主义超越尘世道德,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2]清教徒注重实际、崇尚功利的态度,促使人们从出世的禁欲主义转向了入世的世俗主义,更关注现实的生活和工作,而不是局限于修道院式的忏悔。
   3.实用主义发展的良好环境:缺乏文化传统
   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美国不管怎么说,实际上不存在阻碍进步或维护文化思想的传统。在新世界的平原上,和风一吹千里,根本不存在阻挡它或减弱它的力量的防风林。”[3] 传统文化力量的空白为新文化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机会,欧洲惯有的理性分析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被经验主义所替代。
  实用主义“切实可行、民主作风、个人主义、机会主义、天然形成而不漏人工痕迹、对未来抱乐观态度”这些特点,“奇妙地同一般美国人的气质一拍即合”。[4] 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显示了实用主义的巨大作用,更加巩固了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威廉・詹姆斯在结合斯宾塞自然主义和黑格尔唯心主义优点的基础上,将实用主义理论化,认为真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人们在创造过程中获得理解,实用性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继威廉・詹姆斯之后,杜威扛起了实用主义的大旗,并把实用主义发扬光大。按照杜威的观点,真理并不是由某种外在的力量决定而预先存在的,只有在行动中才能获得。虽然杜威的思想受到了以巴格莱为代表的要素主义和以赫钦斯为代表的永恒主义等学派的反对,但它至今仍旧是美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
  二、研究型大学服务职能的变化
  饶有特色的美国文化为新型的美国教育奠定了基础。实用主义追求实际而不空想蛮干、讲究自由而不呆板保守、崇尚改革创新而不拘泥于传统的价值取向,对美国研究型大学服务职能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在实用主义的影响下,美国研究型大学服务职能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总体上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从服务宗教向服务世俗社会的转化
  目前美国许多著名大学都是由早期学院发展起来的,客观地说,从1636年哈佛建立到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期间产生的学院,很难称之为大学,更不具备研究的实力和功能。但是,实用主义正如一粒等待发芽的种子,深深地埋藏在了早期学院这片土壤里,为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留下了遗传因子,也为20世纪美国研究型大学与社会的紧密接触奠定了基础。
  早先,学院和大学基本上都是教会的侍女和附庸。在美国殖民地时期,教会确实在创建和扶助主要职能为培养有学问的神职人员的学院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哈佛大学建校的主要目的是为教会培养牧师,以解读《圣经》,传播教义,使教众赎清自己现世的罪过,从而得到上帝的垂青。在1636年到1700年这60多年间,哈佛大学总共只有543名毕业生,其中一半是牧师。新教伦理在促进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世俗经济发展的同时,美国大学的培养目的也发生了变化。到1761年,哈佛大学毕业生中从事教会工作的占总人数的37%,而到1801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22%。
  19世纪初,随着大工业的兴起和发展,美国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的需求有所提高,毫无疑问,大批人才的需求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成立于1755年的费城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前身)的创建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强调培养的学生必须与生活紧密联系,提倡和实施注重实际应用的新型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学院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了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力学等实用学科。时任宾夕法尼亚学院院长的威廉・史密斯曾这样自豪的说道:“学院对于社会上任何职业感到有需要的科目,无不包含在其中,它乃是对于从事学术者、经营商业贸易者、承担机械制造者以及品类较低的从业者,都是面面兼顾而竭力满足的。”[5]顺应时代的要求,哈佛大学逐步建立了不同类型的职业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科技工程学院、人文科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等相继诞生。耶鲁大学也于1810年成立了第一所职业学校――医学院。
  与此同时,以弗吉尼亚大学为代表的一批新的州立大学应运而生,由托马斯・杰斐逊执掌的弗吉尼亚大学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主张在注重培养政治人才的同时,面向社会实际发展科学及学术研究事务,州立大学的建立实际上是美国大学与世俗政治经济密切接触的第一次尝试,州立大学在培养社会所需要人才的同时也证明了自身的价值,直接推动了1862年《莫雷尔法》的颁布。值得一提的是,早期大学主要是通过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的变化来间接实施其服务职能。
   2. 从间接服务社会到直接服务社会的转化
  在德国大学的影响下,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并建立了研究生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也纷纷效仿,完成了由早期学院向研究型大学的转变。德国大学的办学理念在于“国家不能使大学仅仅为它的眼前服务,把大学看成高等古典语文学校或古典专科学校,而应从长期利益考虑,使大学在学术研究上不断提高,从而为国家发展创造更广阔的前景。”[6]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办学模式不是要脱离社会,而是要从研究中创新,通过对高深学问的探索,培养高级人才,为国家社会的发展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服务。这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服务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高深学问的激增形成了‘知识爆炸’,它把高深学问从社会活动边缘的‘象牙塔’中转移到了社会生活的中心。随着高等教育转移到这一方向,它便越来越世俗化了,而且正日益从教会的统治中解脱出来。事实上,通过对教会教义的新的监督,高等教育已不只是摆脱教会的目的,而是开始侵犯它从前的保护人、创办人的领地。”[7]通过一系列进化论理论的传播发展,化学物理和天文的新发现,大学逐渐瓦解了教会存在的基础。到19世纪后期,早期为教会服务而建立的大学办学目的基本上已经世俗化了。
  美国大学的特点是着重在学者和公民之间,或在学术知识与实用知识之间建立联系。威斯康星思想就是这种特点的充分表现,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认为:服务应该成为大学的唯一理想,教学、科研和服务都是大学的主要职能,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所州立大学,它必须充分考虑每一项社会职能的实际价值,换句话说,它的教学、科研、服务都应考虑到州的实际需要,州立大学要为州的经济发展服务。威斯康星思想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被许多研究型大学广泛效仿。对于20世纪初的美国大学学院,弗莱克斯纳这样评价:“在学院里,他们将度过又一个廉价货物买卖时期。在货柜上,学生们又一次发现各种东西应有尽有――拉丁语、希腊语、历史学、科学、商学、新闻学、家政、工程学、农学、军训以及其他各种五花八门、难以概括的科目和活动。”[8]这样,美国的实用主义文化传统所铸就的教育价值观、知识观、人才观以及高等学校与社会生活天然的普遍联系,撩开了笼罩在科学和教育之上的神秘光环,使得科学的实用和功利价值显现出来,并畅通无阻地进入大学教育之中,最终直接为社会服务。这时,真正承担起直接为社会服务职能的研究型大学主要是州立大学。
   3. 从部分到多方位全面服务体系的形成
  “学者应该脱离现实”的思想是来自德国的舶来品,这种思想在与美国本国的实用性思想的角逐中从来没有全胜过。二战之前,承担社会服务职能的主要是州立大学和赠地学院,私立大学在课程设置、科学研究等方面还基本上固守在“象牙塔”内,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根据社会的需求,国家对于这些私立的研究型大学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在随后的时间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性冲击使得所有大学都参与到国家的对外战争的需求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通过武器的开发研制才证明了大学科学家们的才智对现代工业社会所具有的真正价值。”[9]
  二战后,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大学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经费拨款、减免税收等措施,加大了对大学的支持,“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大量的公共资助,大学有理由承认自己的义务,应该向公众提供有助于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服务,回报于社会。”[10]大学在发展中也逐渐认识到,要在当前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有所作为,就必须得到国家和公众的支持和理解,尤其是财政上的拨款和捐赠。
  这个时期,大学不仅日益依赖并服务于各级政府,而且大大加强了与企业界的联系。教授和学生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到经济生活中,向政府、企业提供咨询、技术等服务。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的硅谷;围绕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建立起的波士顿-剑桥科学工业中心;围绕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建立起的纽约-新泽西科学工业中心等对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大学也获得了巨额财富的支持,办学水平令世界瞩目。研究型大学走出象牙塔,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中心,多方位全面的服务体系逐步形成。
  三、总结
  文化是教育形成与发展的基本源泉,对教育具有规范和引导作用。秉承实用主义发展创新的理念,美国大学改革家们相信没有终极的真理,真理是相对的,寓于不断的探索过程中。与此相联,美国研究型大学在服务职能上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形式和内容上不断丰富。在实用主义文化指引下,美国研究型大学最终摒弃了欧洲传统大学发展模式,走出封闭的象牙塔,与经济社会联姻,在促进美国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形成的同时,也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研究型大学在服务职能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秉承实用主义发展创新的理念,不断改革,从形式和内容上不断丰富。
   参考文献:
   [1] [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2] [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彭强,黄晓京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8][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4][美]康马杰.美国精神[M].杨静予,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5] 滕大春.美国教育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6] 吴式颖.外国教育史教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7] [美]约翰・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9][10] [美]德里克・博克. 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小洲,陈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电气工程学院)
  编辑:覃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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