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师生关系的演进分析与比较思考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我国高校大都制定了很高的发展目标,瞄准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而努力,而建设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必经之路和重要环节。比较西方高校和我国高校师生关系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探究造成中外师生关系差异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理想与现实等方面的原因,有益于我国高校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关键词: 高等教育;师生关系;中外差异比较
　　中图分类号:G4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0)06-0079-03
　　
　　在高校中如何构建良好师生关系的问题已引起了普遍关注。许多专家、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和探索,但笔者发现大家往往还是在国内的视角下思考和评估,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适当了解国外高校在师生关系建立和维系方面的成功经验是必要和有益的。本文试图从中西方高校师生对比的角度对中外师生关系进行梳理,试图找出改善当前师生关系的有效途径。
　　
　　一、 传统高等教育中的师生关系
　　
　　在我国先秦时期,教师代行父母职权,在辈分上是学生的长辈。这种师生关系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与礼教色彩。孔子作为“至圣先师”,致力于恢复周礼,在对待师生关系上主张双方各有责任和义务,但终究脱不出师道尊严。但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前者打破了政府办学的垄断性,而后者着实有些辩证法的味道,这些教育法则无疑对当时及后来的师生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进入秦汉时期,师生关系,体现出等级尊卑的特点。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办太学,教师即为太学之官员,而太学中“学而优”者便可转而为“仕”。又受到法家等名分思想的影响,师生的伦理纲常进一步强化,行政管理色彩越发浓重。隋唐以降,科举制度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使得师生关系在道德关系、等级关系之上,又加上了知识传授的关系。“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几乎为当时老师的作用定了基调,老师成为了学生获取知识、考取功名的重要渠道,师生关系进一步强化。
　　西方的高等教育最早也很类似于我国古代的孔子时期,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希腊诸贤,广收门徒,言传身教,一脉相承。这时师生之间更多的是讨论和思辨,而不是“老师说什么,学生就听什么”的灌输式教育,“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成为那个时代的写照。
　　在中世纪的西方大学,教育主要由教会提供,为教会服务。在这段相对黑暗的中古时期,西方大学的师生关系被严格地限定为简单的传授与接受的关系。在那时,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将关于上帝和世界的看法原封不动地一代代转移下去,不容许修改[1]14-15。此时,在师生关系中,学生完全是被动的,不可能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所有的说法必须遵从某几本书,任何问题的答案都是唯一的,如若不然,就是对上帝的怀疑和不敬,将被视为“异端”。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时的西方大学教育在对思想的禁锢上和事实上的“以教师为中心”方面较之古代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 现代高等教育中的师生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教育产业化思潮的兴起以及教育成本分担政策的实施,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关系――教育服务关系。双方地位平等,等价交换,是一种契约关系。师生关系的契约化是师生关系的新发展。
　　但这种带有“交换”思想的师生关系从根本上是不符合教育本身的目的和意义的,其从一开始就遭到诸多反对。它虽然是对传统师生关系的批判,但实际上并没有摆脱师生二元对立的基本假定,在这种前提下,师生关系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加之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诸多失误,导致教师只需要对所传授的知识的准确性负责,不再或根本无暇对个体进行甄别,师生渐渐疏远,造成了师生关系极大的异化。
　　后来居上的美国大学继承了德国大学的办学理念,并逐步发展成为所谓的研究型大学。这时,师生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类似于同事的关系,师生之间更多的是平等的讨论,因为知识的无限性和人的精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愈来愈突出。但是师生关系又绝非是简单的同事关系,因为学生科研的经费和软硬件条件几乎都由导师提供,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学生对导师有很强的依赖关系。
　　
　　三、 后现代高等教育中的师生关系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西方影响深远的一种文化思潮,它源于对工业文明和科技理性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它志在摧毁传统封闭的、简单的、僵化的二元论思维,从而建立起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它为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对师生关系的论述,彻底解构了传统二元对立的师生关系,为构建平等与对话的师生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事实上,西方高等教育的众多理论中,都对师生关系有所表述[1]17-18。比如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流派推崇以学生的需求为中心,教师时刻要考虑到学生的立场,学生自己来规划和安排一切,而教师只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并不指挥整个活动的进行;而所谓新传统教育流派却坚持师生关系中教师的主导地位,但同时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之后的存在主义教育哲学流派推翻了一元论,认为师生关系中,师生关系是平等的,两方都要对这种关系的建立和维系做出贡献,但前提是教师和学生是并且要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不受任何力量左右的人;同期的人本主义教育流派建议用“促进者”来替代传统教育理论中的“教师”。
　　在实践中,西方高校往往采用导师制来作为师生关系的基本范式。如果根据导师参与的程度分类,大体可分为全职型和兼职型两种,前者要求导师对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方面做出引导,是西方大学中比较流行的一种形式,后者一般不存在固定的“导师―学生”对,形式上较为松散,类似于“沙龙”。但不管哪种形式,西方大学中的导师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适宜的师生比,一名导师只负责几个学生,而不会如目前国内普遍流行的辅导员制度般要面对上百名学生,即使算上所有老师,师生比也高达1 ∶17[2]。在这种情况下,老师是很难和学生有普遍的深层次的交流。
　　
　　四、 中外师生关系异同的比较与思考
　　
　　1. 历史文化比较。
　　我国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国家统一的状态,自汉武帝始,“独尊儒术”,还有纲常伦理的限制,师生关系尊卑明显。而且在科举制度下,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老师很注重挑选和控制门生,师生关系绝非简单的授受关系。我国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教育,官学兴盛,但容易导致制度的僵化。
　　而欧洲往往处于强国并世、尔征我伐的动荡之中,统治阶级亟须具有创新力和行动力的能臣干将,加之传统的教会势力的影响,师生关系往往呈现表面上的圣洁化和实质上的实用化的交合,这促使教育形式不拘一格。不过,欧洲早期的教育往往只针对贵族等上层社会,因此,师生关系稍显封闭。
　　2. 政治经济比较。
　　我国从封建社会开始,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教育成为统治阶级控制文化阶层乃至整个社会的重要工具。在近代,民国初年,教育甚至成为“五权分立”中的独立一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方针几经变革,但无不与中央的大政方针紧密相连。但美国则不然,虽然不少公立大学是国家和州政府赠与土地办学,但联邦和州教育部门并不过多干涉高校的日常运转,而高校的校长也并非政府委派,而是由校董事会公开招募、遴选产生,而且还遵循“教授治校”的原则,尊重学校的自治组织。不难想象行政化一强,自主权就弱,管理就越死板,还造成教师对学生不负责,而对上级负责的情况,学生在学校中得不到被关怀、被服务的感觉。可喜的是,这次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要求,明确各级政府责任,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促进管办评分离,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
　　另外,随着高校产业化的进程,学费日涨,对让受教育者分担成本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师生关系的紧张,国家虽然提供了诸如国家奖学金、助学金、贷款等多种救济途径,但实际上还远不能覆盖广大的学生群体。许多学校甚至采取了不交学费就不给注册、不发毕业证的极端做法,但这种看似遵循等价交换的商品化原则的管理方式蕴含着巨大的危机,不利于师生关系的改善。事实上,在西方大学中,能够招收更多的经济条件不佳,但却成绩优秀、能力超群的学生是他们引以为豪的重要指标[2]。在学期间,学校会提供各种形式的补助和奖学金来吸引最优秀的学生,确保他们不会因经济问题而辍学。
　　3. 理想与现实比较。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诸多不良思潮沉渣泛起,往日被视为象牙塔的高校亦未能幸免。一些高校教师热衷于校外兼职,不愿将时间和精力用在教学和指导学生上。学生入学就读的目的也日趋多元化,毕业后的工作与本科的专业迥异者比例甚巨,许多学生觉得没有必要过多地与教师接触。有时,学生工作方式方法的落后和不当,也会导致学生本身亦不愿与高校教师沟通和互动。
　　大学并不排斥改革,近代中国的诸多重大事件都发端于大学,但在某些方面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事实上,在美国,教育的保守性非常强,常青藤名校耶鲁大学曾在1828年发表了《耶鲁报告》,系统而且旗帜鲜明地阐述了大学坚持原则的重要性,影响了美国高等教育数十年之久[3]。而且,高校决不能把教育目标简单地实用化,教育的本质是学会生活,而不是仅仅培养出一个个具备某种专业技能的毕业者[4]。
　　我国高校大都制定了很高的发展目标,瞄准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而努力,而建设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必经之路和重要环节。因此,比较中外高校在师生关系发展的历史沿革和现实状况,有助于我们找出问题所在和解决方法。但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高校和西方高校在办学环境、历史条件、发展方式、生源来源、师资力量、财力物力等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在借鉴国外高校的先进经验的同时,更要注重经验的本地化。而且,要更多的倾听一线教师和广大学生的呼声,因为他们才是师生关系的实践者。
　　
　　参考文献
　　[1]齐放.20世纪西方主要教育哲学流派关于师生关系的论述及其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1999(6):14-18.
　　[2]罗伯特•J•伯格诺.教育与知识前沿的三大主题[J].高校教育管理,2010(3):1-3.
　　[3]王璞.捍卫自由教育 造就社会精英――《1828年耶鲁报告》研读[J].高校教育管理,2009(2):70-74.
　　[4]谢钢,万晨琳.“实用化”教育对高校师生关系的影响分析及思考[J].高校教育管理,2010(2):84-87.
　　(责任编辑东彦)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9/view-1197925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