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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

作者:未知

  随着世界进入以知识经济为主导,以全球一体化和信息产业化为主要特征的时代,外语语言水平作为影响国民综合素质、国家整体竞争力的一个显性因素已当仁不让地成为衡量各国教育水平、综合国力的重要测评指标。影响外语语言水平高与低的因素比较错综复杂,如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各级各类学校外语教学实践、社会、家庭、学生的关注度等等。其中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近几年来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研究主题、方法与维度都呈现出多元发展态势。基于外语教育政策是国家教育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客观事实,就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维度而言,按照美国教育政策研究专家白瑞安和刘易斯的观点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价值、内容、过程。其中,价值问题具有特殊的核心地位,特别是在社会转型和教育改革的年代。其研究主题和方法,根据郝成淼的研究,“20年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已涉及基本理论问题、国外外语教育与政策、中国外语教育政策、中外外语教育政策比较、外语教育政策过程等研究主题,但不同主题之间在成果数量与质量方面差别很大,在诸如中外外语教育政策比较、港澳台外语教育政策等一些重要主题的研究方面非常不够,今后需要加大力度。”本文欲从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分析入手,探讨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历史和走向。
  外语教育政策作为国家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的要素、内涵和特征属于教育政策、公共政策的价值研究范畴。在社会生活领域,完整的现实性的价值关系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要素:主体及其需要、客体及其属性、价值关系的构成方式.。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来自于客体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现实的实践活动,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价值离不开客体,客体懒以依存的外部世界作为人生存和发展的境遇场,具有满足人需要的属性;价值也离不开主体,没有人的主观需求,任何客体都变成没有价值的存在,反言之,只有和主体的需要联系起来,客体才拥有价值的属性;价值最终产生于人们实践的过程,价值主体和客体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实现相互统一,从而建立主体需要和客体属性之间的关系,即价值关系。就外语教育政策而言,其价值主体主要包括以下三类:外语教育政策决策主体、外语教育政策执行主体和外语教育政策利益主体。外语教育决策主体主要是政府及其教育机构和官员,以及外语教育咨询机构、教育组织和个人;外语教育执行主体主要是政府教育机构和外语教育组织;外语教育政策利益主体主要包括政府―――追求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教育组织―――追求群体利益、个人―――追求个人利益。外语教育政策客体除了一般公共政策客体所包括政策问题(社会问题)和目标团体这些公共政策所发生作用的对象,因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客体侧重强调政策活动作为中介和工具满足人们教育需要和利益的意义,外语教育政策的客体还包括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目标团体教育需要而进行的教育政策实践活动。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关系因利益主体的不同、主体需要和诉求的多样而呈现多元化特征。
  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关系的多元化使得外语教育价值研究作为对教育政策及其活动所进行的价值判断,主要解决譬如“期望什么”、“喜好什么”、“为什么期望”、“谁来制定政策、由谁来负责这套教育系统的运行”、“谁出钱,出多少,为什么付钱”、“资源如何分配,为什么这样分配”、“利益如何实现,实现的程度”这类涉及到教育政策背后的期望、教育政策环境的利与弊、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国家权力和社会各群体利益的分配、利益分配的价值原则等问题。哲学意义上,教育政策价值揭示了教育政策主体同教育政策客体之间的一种需要与满足的逻辑关系,体现了各教育主体间在权力主导、利益分配、期望达成上的角逐较量。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内涵是通过外语课程标准的制定、课程要求和培养目标的设立、教学模式和各种课内外外语教学活动的实施、以及外语教学效果与学生学习成就的评价等具体步骤来揭示这种政策主体和政策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教育政策作为调整关系的一种手段,所调整的价值关系的性质决定政策价值的内容。外语教育政策从国际形式和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反映教育权力的分配和调整时表现出教育政策的政治价值;涉及外语教学中教育资源的配置时表现了外语教育政策的经济价值;为了加强外语教育管理、规范外语教育活动的外语教育政策表现了其教育价值和人的发展价值;调整国家、社会群体、学校、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政策则表现了其社会价值。外语教育政策的所有这些价值最终是要通过外语教育政策的内容和执行过程得以体现的。
  外语教育政策价值的基本特征是其价值选择性。外语教育政策中对做什么、不做什么、鼓励什么或禁止什么,从国家政策层面、民族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作出规定,实质上就是政策制定者基于特定历史时期不同主体需求、权力制衡和利益分配所做出的一种价值选择。这种价值选择是一种集体选择或政府选择,是教育政策制定者在自身价值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的,它蕴涵着政策制定者对于政策的期望或价值追求,体现了政策系统的某种价值偏好,表达了外语教育政策追求的目的与价值。其次,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具有“非历史性”的特征。教育政策等公共政策一般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采取、制定的权宜之计。从历史研究视角,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外语教育政策对另一个时期的外语教育政策不具有可比性和较高的参考价值,因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国内情况、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都不尽相同,甚至有时是截然相反的。例如中国1953年取消英语专业,施行俄语一刀切的外语教育政策就是时代的特定产物,因为政策“决策者的决策顺序是首先满足社会现实需要,其次满足学理需要,最后满足政策群的横向和纵向一致性的要求。”相反,国际间外语教育政策的共时研究因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研究价值。第三,外语教育政策价值的另一个特征表现为教育政策价值的合法性,也称之为合目的性。外语教育政策的合法性是对其价值选择是否是对社会范围内的教育利益进行了合理分配,是否能使利益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得到充分表达和满足的一种检验和评价。外语教育政策的合法性特征本质上是外语教育政策价值选择的合目的性,价值选择符合主体的需要、利益诉求、价值理想的政策抉择。不合法、不合目的的外语教育政策终将退出历史舞台。例如加拿大在其英国殖民统治和建国初期,曾采取强硬的同化政策。这一治国理念反映在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中,集中表现在对法语的压制和同化。但这种极端的盎格鲁化的语言教育政策价值取向无法满足社会现实需要,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不断根据我国不同时期国家战略发展、社会经济需要的不同特点进行着调整和改变。全球化时代,在国际主流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观照下研究影响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制定价值取向的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外语教育价值理念从“内生化”向“全球本土化”的转变。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不仅要有政策内生化的战略考虑,还要符合本国语言教育、发展的历史传统和实际现状,关注全球化对语言学习者从语言知识的“输入”到语言能力的“输出”转变的强调。要以国际先进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为参照,以增强国民综合素质,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为目标。其次,外语教育考试评价体系的改革。我国传统外语教学依据外语《教学大纲》所描述不同层次学生应该掌握的具体单词量、语法点、阅读速度等外语语言知识的离散性量化规定组织编写外语教材、出试卷、统计学生的通过率、评价学习者外语水平。这种传统把学习者外语语言综合能力用相互独立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来划分,使我国外语教育长期陷入“应试教育”、“耗时低效”的泥潭。我国应借鉴《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用“能做什么”(can-dostatements)对外语语言能力进行定性整体描述的评价理念,从战略高度指导全国的外语教学不应仅从词汇量、语法规则等分散的语言知识技能来衡量学习者的外语语言能力,更应衡量学习者在一定语境下使用外语的综合能力。
  全球化时代,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伴随着外语教育改革实践的推进需要加快进行优化调整,这不仅关系着能否培养和储备适合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及国家安全战略需要的合格外语人才,也关系到我国外语教育能否健康持续发展下去。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应该秉承动态、开放的原则,在加快转变价值理念的前提下,从加强外语教师教师培训制度和资格认证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外语教育考试评价体系两方面入手,切实推进新世纪我国外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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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Welles,E. Foreign Language Enrollments in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Fall 2002[J]. Association of Departments of Foreign Languages Bulletin,2004(35)
论文来源:《教书育人·高教论坛》 201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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