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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作者:未知

   内容摘要:在当代,严歌苓在海外华人作家中是一颗闪烁的星,她从1986年开始到现在,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同时,她也中塑造出了很多丰富的女性,例如女兵,女知青,女性移民等。本文主要以她出国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和出国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女性写作的意义进行阐释,总结出前后女性形象的差别和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
   关键词:严歌苓 女性形象 地域 时代
  一.出国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严歌苓出国前所发表的小说数目较之出国后发表的作品数目是相对甚少,《葱》是严歌苓发表的第一部作品,但由于当时文笔稚嫩、思想深度层次还没有达到一个成熟的境界,在作品发表后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和评论界的关注。随后发表的几部作品,也由于作者主观化意识太强、叙事效果不够强烈也未得到较多的关注。而她在出国前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雌性的草地》不仅反响热烈,关注度高涨,而且为严歌苓之后所进行的创作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经验,本小节将以《雌性的草地》为例来分析其出国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特质。
  (一)神性
  《雌性的草地》故事背景发生在七十年代、文革动乱的背景下,一群年轻的女知青被放置在中国西北莽荒的大草原上,组成一个神圣而有庄重的集体——女子牧马班,在恶劣的草原气候和环境下牧羊军马,将美好的青春和珍贵的生命奉献给这片草地,直到牺牲。故事从小点儿这个有偷窃、乱伦等不良行为的少女混入女子牧马班开始,她年纪虽小,却有着各种骗人的技巧使得自己可以在女子牧马班生存下去,同时,以她自己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有着庄重而有残酷的使命的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所有人。严歌苓写过很多关于雌性的作品,她以自身作为女性来深爱着雌性这个生物体,她也曾对“雌性”做过这样的解释:“它包含女性的社会学层次的意义,但更含有的是生物学、生态学,以及人类学的意义,把女性写成雌性,这个容纳是大得多,也本质得多了”,可以见得,她对这个概念的深层理解。
  在女子牧马班有一个超越人性的存在——沈红霞,沈红霞的人性已然超出了人性本身,因为她在艰苦的环境和卑微的团体中让它独自升华为神性。她是在那个残酷压抑时代下的牺牲者,在荒凉的草原上她用常人不理解的人性去征服了红马和女子牧马班的所有人,她的人性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完美,这体现在她与红马的每次争斗上。红马是草原上最珍贵和最难以驯服的马,沈红霞不顾自己的安危来驯服红马,使红马可以由她支配,她宁愿被红马拖到皮肉绽开、血丝模糊甚至生命垂危,也不愿用辅导员叔叔交她的方法来驯服红马,她深爱着红马,但为了集体的荣誉和红马的责任,却还是一次次的送走红马。同时,在相处方式上,她在女子牧马班这个集体中往往都是沉默寡言的,但她的行为却给其他人最大的威胁,人们常常从她简单的一个字或一句话中来猜测她所要表达的意思,她容不得对这个集体荣誉的一丝损害,在马群走失之后,她牺牲掉了自己的睡觉时间来完成她所认为的伟大使命,她用她升华的神性去压抑任何损害这个集体的行为。这种人性是底层苦难人民的善良激发出的神性,也是一种对正常人性扭曲之后的结果。
  (二)扭曲的情感
  女性历来以母性著称,母性顾名思义是母亲之性,这是一种历来为人所赞颂的人性,在《雌性的草地》一书中无论是女性还是母性都以一张扭曲的面目存在着,有变态母性的牧马班班长柯丹,也有扭曲性欲的小点儿。而正是有着这样变态的柯丹才有了怪异的孩子布布,正是小点儿扭曲的性欲才有了不合乎伦理道德的姑父与侄女之间的乱伦,这种扭曲的造成抛去人物自身存在的问题,主要还是时代和环境造成的悲哀,在西北莽荒的大草原上,女子牧马班的女性不再被公正地视为女性。她们工作的艰辛程度超过一般男性,不仅遭受到马粗粝的对待,而且还要忍受情欲的折磨。而一切雌性的本能扩张都是情欲,生活在复杂社会背景中的女性不仅拥有着雌性的本能,还有着对伦理道德的遵循和对于美好心灵世界的向往,由此往往挣扎在情欲与伦常、肉欲与爱情的争斗当中。小点儿就是深陷在这种矛盾中的典型,她和姑父之间不堪的情欲就是源自于两性之间的本能性吸引,但却违背了最基本的伦理纲常,辈分的差别使她感到害怕,但她卻无法拒绝情欲带给她的享受,“每回他惊险地潜越病女人将她抱在怀里时,她都推他,同时又不撒手的要他”。但人毕竟是有意识,有情感的动物,当小点儿选择离开这个肮脏的环境去神圣的女子牧马班生活,来躲开情欲的纠缠时,本能的欲望却使她无法无视身体的贪念。即使逃离到荒凉的草原上,她还是不断与姑父相遇,继续挣扎在矛盾当中,直到姑姑在两人合谋般的目光中死去,伦常与情欲的持续战斗才得以停歇,这罪恶般的情感才得以结束。
  二.出国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严歌苓的《少女小渔》、《天浴》、《第九个寡妇》、《金陵十三钗》、《一个女人的史诗》等多部出国后作品被相继成功搬到荧幕,从而使一位旅美作家走进人们的心中,得到海内外文学界的空前关注和热议,获得各种文学奖项。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也在这些作品中大放光彩、丰富多姿,但书中的这些女性地位基本大多处于社会的最底端,如蒙昧无知但却单纯善良的村妇王葡萄,日本战后遗孤多鹤,知识青年下乡的文秀,远赴海外被迫成为妓女的扶桑,秦淮河花魁赵玉墨,在父辈成分问题影响下参军的小穗子等。
  (一)率性的情欲
  王葡萄是严歌苓笔下女性中的一位代表人物,她是一个单纯善良的人,但在守寡后并没有安分守己,因抵不过肉体的渴望,一次次和琴师、孙少勇、史家兄弟等几人尝欢,几乎每一次欢爱都是在王葡萄的主动下开始的,并从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她没有感到一丝的羞耻,也没有感到一分的丢人,反而更多的是对情欲的欢快。这种索求同样出现在其他女性身上,她们的第一次都是在半推半就中开始的,并且从此一发不可收。苏菲被欧阳萸吸引后,巧巧在眼镜男的诱导下,甚至孙丽坤在发现徐群山的女儿身后,都没有任何对贞操即将失去的羞耻和恐惧之感,而是享受这种情欲偷欢带给她们的乐趣,并且主动地配合着他们。情欲必然存在,但是如此赤裸地表达而不是隐藏,让这些在许多方面遭遇性别歧视和压制的女性显得格外真实和动人。这也让我想起了《白鹿原》中那些同样渴望情欲却要么放荡要么压抑最后都成为悲剧的女人,不同于这些女人,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并不是用身体来取悦男人或者担负生育机器的职责,而是真心享受情欲带来的快活,并且对激情过后可能带来的灾难毫无顾虑,对一切因此到来的灾难坦然接受。   (二)无奈的生存
  《扶桑》是严歌苓出国后发表的代表作之一,扶桑的形象正是作者对于所有和她一样的外来人命运不幸的同情和无奈,但又比作者本人多了一份麻木,她用精湛的语言描写出了一个让人感到痛心的扶桑形象。当扶桑被二三十个男人拖进马车的帘帐后面的时候,她没有喊救命,也没有骂他们畜生,而是安静地对着虚无一次次张开身体,同时用牙狠狠咬下一颗颗纽扣。当她把所有纽扣带回自己的房间,放进一只空粉盒,关上盒盖,晃了晃,听它们沙沙的撞击声时,她是多么平静。不能说她的眼神中没有恨,但是连她自己都感受不到自己的怨怒和仇恨。她没有绝望,甚至没有屈辱之感。或许是她在夹缝中遭受了太多的苦难,而多年的妓女生涯也让她丧失了仅有的一点自尊和羞耻心。在无数个正常人选择死而放弃生的时候,她有她的执着和不放弃的精神,在这艰苦的环境下努力的生存了下来。扶桑惊人的遭遇或许成就了她强悍的免疫力,但是严歌苓笔下其他经历相对简单的女性,依然存有这种让人费解的力量。还有在异国夹缝中生存的小渔,为了与男朋友江伟可以长期居住在美国,不仅无私地牺牲自己和糟老头假结婚,而且用她的善良感化了老头,她面对耻辱和苦难始终保持着东方女子那种特有的母性——善良、质朴、无私。而这些女性对耻辱和生存的免疫都是为了能够在夹缝中生存下去,也表达了作者对她们的同情以及对一切不公正因素的控诉。
  三.地域和时代背景
  随着严歌苓远赴海外,她的写作角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还是千篇一律的抒写女性形象,但这时的女性形象特质却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再是一些不完美和残缺的女性,更多的是一些人物形象鲜明,性格丰满的女性,如王葡萄、小渔、扶桑等。即使王葡萄和小点儿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一样的,但人物的性格却是大不相像,比起小点儿作为女性时的扭曲人格,葡萄的性格虽然泼辣、顽固,但更多了些柔情和人情味。再比如出国前作品中的小点儿和出国后作品中的小渔,她俩是在不同时代背景和不同地域背景下,作者创造出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在艰苦的国内背景下,作者创造出来的逐渐丧失女性身份的这些女性是对制度和社会的谴责和批判,使女性身份得到重视的呼吁。而出国后,作者所面对的是一个拥有着多元的文化背景的国家,人文关怀意识强烈,女性身份不像国内一样卑微,作者的责任从提倡重视女性地位转而到对东方女性魅力的弘扬,是为了让这些在边缘中生存的女性向中心靠拢所作的努力,也使东方文化更好的在西方世界得以传播,和西方文化相互取长补短达到融合相处。总之,这种由眼界的开阔和西方人文关怀意识带给作者心灵的慰问下的成熟战果,便是由社会意识、地域变化和作者心境开放下造成的女性形象特质的改变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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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绍:李蓉,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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