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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墓到明墓

作者:未知

  摘要:中国封建社会有专门的墓葬风俗,一个显赫的人死去后,要在他的墓中放入金银珠宝,器物牲口甚至是活人作为陪葬品。从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器物对研究相关时代的背景与风俗有着极大的帮助,本文针对汉墓到明墓之间的陪葬品出土状况进行研究分析,从而探究中国墓葬风气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发生的变迁过程。
  关键词:陪葬品;墓葬风气;变迁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21-0089-02
   一、汉墓制度的考究
  从早期发掘的西汉墓地看来,汉朝初期的下葬风格延续了战国末期的装饰形式。马王堆汉墓中出土过大量的彩绘画像,墓主人的棺材上装有羽毛贴饰,而且还在顶部和周壁用羽毛贴饰,汉葬制度开创了壁画的先例。中国最早的墓室壁画出现在芒砀山某位汉景帝时期的王公的汉墓中,汉代的墓穴流行“凿山为藏”,目前发现的大部分汉墓都属于凿山为室的“崖墓”,另外汉墓喜欢以石块作为建筑材料,现今发掘出汉墓多是石室墓,这让汉墓的建筑成本和建筑难度要比后朝的墓穴高的多。汉时期开始产生阴朝地府这类神话观念,在马王堆汉墓的挖掘过程中发现了为死者准备的阴宅。另外,在汉文帝刘桓母亲的墓穴,考古学家挖掘出大熊猫的骸骨,学界推测,这个汉墓中发现的大熊猫尸骨证明了汉朝已经有圈养宠物,并用宠物下葬的殉葬传统。
  汉朝施行察举制,通过人品来选拔在任官员,即所谓的“举孝廉”,这个风俗反映到了汉墓的陪葬品中,从出土的汉墓装饰品看来,汉朝注重道德宣传,流行仙神崇拜,一些专家推测这可能是汉墓的墓室宫殿内张挂织锦文绣或者绘制壁画作为装饰的缘由之一。
  汉代的壁画内容多在描绘天海、神鬼等传说,以及前朝大贤的故事,在鲁灵光殿中还有关于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的图像,这可能与汉朝流行的复仇风气有关。汉墓的墓室非常多,内部结构复杂,且陪葬品极多,这是因为汉代的厚葬风气盛行所致。汉朝推崇“生不极养,死乃崇丧。”对自己的墓葬要求极为严格,在《盐铁论》中提及当时的下葬风俗时说:“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碧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汉朝的孝道观念要求下葬要耗费巨大的财力,某种程度上这和近年来一些地方百姓为了彰显孝道而不惜斥重金买墓地,花大价钱定棺材,找乐队吹吹打打,务必求个风光大葬倒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从汉墓到明墓间的下葬制度变迁
  在2011年,海昏侯刘贺的墓穴在江西省南昌市被当地居民发现并报告了当地的文物部门,这个历史上执政汉帝国仅仅二十七天就被权臣霍光废除帝位的著名汉废帝,其下葬墓穴的全貌得以暴露在世人眼中,也使得人们对汉朝的厚葬风气能得到一个具体的认识。根据工作人员统计,海昏侯的墓中已经出土的金饼有二百八十五枚、马蹄金三十三枚、金板二十块、麟趾金十五枚、黄金器具三百七十八件、铜钱十余吨,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玉剑、玉杯、玉佩等贵重器具,从刘贺的墓穴中出土的陪葬品数量之巨大,简直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我们在前文讲过,汉朝崇尚厚葬风气,史书记载汉礼明器甚多,陪葬的物品多用金、银、玉等贵重物品。据《后汉书》记载:“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僣,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即使在皇帝诏令下,厚葬的风气依然屡禁不止。除了厚重的下葬品,汉代墓主还喜欢在自己的墓穴中带上大量的碑刻,在《礼志》中就曾记录到“中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吕宗力先生在对桓灵二帝的墓碑进行统计时得出前者有六十四种墓碑,后者的墓碑数量更是达到惊人的一百一十六种。东汉农学家崔寔曾在自己的著作《政论》中国指出过厚葬的弊端,晋武帝司马炎也曾就这种下葬习惯评价认为“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但即使如此,汉朝的厚葬风也未得到有效的遏制。
  陪葬品数量与价值从汉朝发展到明朝,是走向一个“量减”的过程,明墓的陪葬品相比起汉墓来说有所收敛,以明神宗朱翊钧的定陵来说,其出土文物包括两千余件金银元宝、玉器、铜器、瓷器,一百块多块宝石,五千颗珍珠。尽管这些陪葬品的数量和价值以今人的眼光看来依旧不是个小数目,但相对于汉朝的出土的成吨的金银葬品,明墓在陪葬品这一环上确实算得上“节俭”了许多。此外明朝的墓室构造比起汉朝也要简洁许多,其他陪葬物件的数量,如墓碑等相比起汉墓也大大减少。[1]
  从汉墓到明墓中的下葬品逐渐递减,究其原因应该是长年战乱带来的影响。在汉末时期,战乱四起,百姓流离,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力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为了减轻国家财政压力,许多身居高层或者在社会上具有声望的人士便身体力行,推行薄葬风气,从而缓解政府的财政状况。曹操在自己的《终令》中说:“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以此表示自己要实行薄葬的决定。蜀地名臣诸葛亮在对待自己的身后事时也极力要求一切从简,表示只需要“因山为坟,冢足容棺”即可,既不要砌建墓室,也不需要什么墓碑,甚至表示“不须器物”,连最基本的陪葬品也不要,可谓是把薄葬推行到极致。应该说,因为战乱的原因,奢靡的风气被管理国家的政府机构狠狠遏制,作为奢靡表现的一部分的厚葬风俗也被大大削弱,而魏晋时期出于节省国家财务的目的而带起的薄葬风气又为之后的朝代做出了好表率。明朝在开国初期,朱元璋处于对国家经济的考虑也主张推行薄葬,虽然在之后的帝陵中出土的陪葬品在不断增加,但始终没达到汉朝那种夸张的金银成吨的可怕数目。
  三、明墓对中国封建时期葬礼制度的影响和变革之处
  和前朝的墓葬风气相比,明墓的俑随葬这一殉葬传统开始逐渐淡化,虽然在一些墓主人地位等级较高的墓穴中还能发现数量可观的陶质或木质仪仗俑群,譬如蜀庄王朱悦熑和明鲁王朱檀的墓穴中,分别发现了四百到五百个以象辂为中心的木质仪仗俑和陶俑,不过就比例而言,明朝的俑随葬比起前朝已经大大降低。学术界一般认为,随葬俑文化自五代十国就开始逐步衰弱,两宋时期走向没落,而到明朝时期的墓穴中,随葬俑已经非常罕见,直到清朝初期彻底消失。在明朝墓葬制度上另一个重要的变革是人殉制度的彻底取消,虽然自秦朝之后,人殉制度就已经开始被社会主流边缘化,但依然不时有个例发生,譬如汉代的赵敬肃王刘彭祖在死前就曾下令要求自己的妻子奴仆追随自己赴死;三国时期东吴勇将陈武在合肥之战中战死后;孙权也下令让其爱妾殉葬。元朝时期对人殉制度变本加厉的推行,这一风俗在明朝经由明太祖朱元璋的推行则得到进一步放大,据称朱元璋死时,被迫为他殉死的殡妃有四十六人。这个陋习一直到明英宗朱祁镇时期,出于保护自己妻女的目的,才下令制止,而在明英宗之后的墓葬发掘过程中,工作人员也确实没有再发现类似因为人殉而死的人类骸骨,这证明这明英宗一诏令确实非常有效地将这个贯穿中国墓葬风气千年的恶习彻底抹除。[2]
  四、结语
  不管是所谓的厚葬还是薄葬,其大量的陪葬品和及其消耗土地资源的墓室构造都是对封建时期的社會经济和国家财力的一种压榨。在文明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通过对这些逝去者的墓穴研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窥见那些徭役繁重的古老时代的一角。
  参考文献:
  [1]胡秋莉.井娟.李宁.大汉王墓聚珍山东地区两汉文明展文物精品撷萃[J].收藏家,2017,(2):24-29.
  [2]唐天航.论明代人殉制度的废除[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8,(2):1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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