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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生态学问题研究

作者:未知

  摘要: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看,红色文化的多样性问题、红色文化的文化核心问题、红色文化的生成环境问题以及红色文化的演化问题构成了红色文化生态学的基本问题,体现了文化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加强红色文化生态学基本问题的研究对于推进红色文化研究,深刻认识和把握红色文化的本质、规律、特征,增强我们保护和发展红色文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红色文化;文化生态学;文化演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20-0055-03
   紅色文化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生成并得到持续发展的文化形态。它既有一般的意识形态性,又具有特殊的生活样态性。目前国内的红色文化生态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有些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梳理和明确。笔者认为,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看,红色文化的多样性问题、红色文化的文化核心问题、红色文化的生成环境问题以及红色文化的演化问题构成了红色文化生态学的基本问题,体现了文化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需要得到重点关注和研究。
  一、关于红色文化多样性问题
  严格说来,红色文化不是一种文化,而是一组文化、一群文化。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不同的红色文化。从历史时期来看,红色文化可以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文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的红色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红色文化。从空间地域来看,在大革命时期有大城市的工人罢工文化和军人起义文化;在土地革命时期有大量的农村根据地文化、苏区文化,红军战略转移的长征文化,城市地下党活动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延安文化,东北抗日义勇军文化,敌后抗日反伪斗争文化,国际支华援华抗日文化;在解放战争时期有西柏坡文化,农村土改文化,城市反独裁文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有三大改造文化,工业建设文化,农业建设文化,抗美援朝文化;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有真理标准大讨论文化,小岗村文化,华西村文化,特区建设文化,西部大开发文化,抗洪抢险文化,抗击非典文化,抗震救灾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时期有反腐败斗争文化,扫黑除恶文化,抗美经贸战文化,扶贫文化,“一带一路”文化,虚拟空间净化文化,等等。由此可见,红色文化不仅时空跨度大,而且时空转换非常快,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时空多样性。
  文化生态学的创始人朱利安·斯图尔德十分重视文化的多样性,并把文化多样性作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前提和基础,提出了文化生态思想。在他看来,“若干基本的文化类型在相同状况下会以相同方式发展,但文化的各项具体的层面几乎没有一样会以一规律的序列出现于所有的人类群体之中”。[1][P6]也就是说,文化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时空条件的差异上,更表现在文化主体的不同选择与创造上,以至于出现同一时空条件下在同一文化内部表现出多个方面之间的内容差异甚至冲突的现象。因此斯图尔德很是怀疑:“人类社会对其环境的调适究竟是需要一套特殊的行为模式,或者在某种范围之内好几套模式都可以适用。”[1][P45]主张要把环境作为一项非文化因素纳入文化研究中来,考察人们对其的不同适应和自我创造过程,揭示文化多样性的起因。按照斯图尔德关于文化生态的思想观点,红色文化多样性问题必然是红色文化生态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是文化生态学区分于其他红色文化研究的重要体现。
  二、关于红色文化核心问题
  文化核心是文化生态学的重要范畴,是文化生态学考察文化的重要理论工具和方法。斯图尔德指出,所谓文化核心就是“与生产及经济活动最有关联的各项特质之集合”[1][P45]。这些特质包括社会、政治和宗教模式。同时,斯图尔德又指出,“文化生态学最关注的特质,是经验性分析显示在文化规定的方式下与环境的利用最有关联者”。[1][P45]也就是说文化核心不仅是一种结构范畴,指谓某种或几种文化因素在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而且也是一种历史范畴,指谓来自于文化主体内部对外部环境保持的历史张力。这种观点要求我们不能把一种文化的核心等同于一套由一组态度价值所支持而彼此增强的行为模式。相反,“文化核心的本质决定于一套复杂的技术与生产的方法,这些技术与生产的方法本身有一段漫长的文化史”。[1][P48-49]由此可以看出,斯图尔德非常认同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认为文化的本质或核心不在于一种价值、态度,而在于改造环境的方式和能力。基于这种认识,斯图尔德认为,要探寻一种文化的核心就需要遵循三个基本步骤:第一是分析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是分析以一项特殊技术开发一特定地区所涉及的行为模式;第三是确定环境开发所需的行为模式影响文化的其他层面至于何种程度。
  那么依据上述斯图尔德的文化核心观点来分析,红色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呢?显然答案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态度、观念、价值等精神因素。然而从当前国内红色文化研究的情况来看,学者们却普遍地把红色文化的本质或核心归结为精神因素。“所谓的红色文化指的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大潮洗礼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中国共产党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理想、信念、道德、价值,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以多样化的文化方式的传承、记载、歌颂和承载这一历史过程和现实的文化综合体”[2],“红色文化的实质体现为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四方面的内容”[3],等等,类似的论述在目前红色文化研究中十分普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是国内学者们未把红色文化当作一种生活样态;第二是即便把红色文化当作一种生活样态,也认为其还是体现出非常特殊的精神价值。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红色文化的研究都不应停留于精神层面,而应深入到其核心中去,都不应仅仅满足于思想动机的说明,而要进一步揭示这种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根源。在此,斯图尔德的文化核心观点和方法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启示和帮助。   三、关于红色文化生成环境问题
  在文化生态学看来,文化生态的适应是文化变迁的动力,文化的生成跟环境密不可分。这里的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一定的文化总是一定的群体对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进行积极地适应和改造的结果。环境本身的特性渗透于文化之中,“环境不只是对技术有许可性与抑制性影响,地方性的环境特色甚至可能决定了某些有巨大影响的社会性适应”。[1][P47]当然,文化生态学对文化生成环境的追溯和还原绝不是要把它置于文化核心的位置,得出某种环境决定论的观点,而是要强调文化特质的形成会不可避免地打上环境的烙印。以红色文化来说,尽管我们不可能会说,没有恶劣的环境就没有红色文化,尽管我们对恶劣的环境还有很多不同理解,甚至相反的理解,但是恶劣的环境却成为了我们确认红色文化的主要标识。这一标识以一种固定不变的叙事方式诉说着红色文化在它身边的生成和展现。离开了这一共识,我们就很难再想象有另一种红色文化存在,一种作为生活样态的红色文化存在。要发现这样一种作为生活样态的红色文化,我们只有到一种相反的环境中去。在那里,我们发现人与环境竟然能够相处得如此融洽,以至于在这种环境中人人可以尽情地向往和追求美好的未来。文化生态学强调的就是这种追溯和还原。
  以今天人们的生活环境来看,对红色文化那种和谐环境的追溯和还原既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和挑战,也蕴藏着巨大的机遇。一方面,今天人们的环境条件的优越性已经大大超乎于前人。这种优越性让今天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前人们的生活情景,想象他们在那种环境条件下能够收获的快乐和满足。因此,让今天的人们回到过去那样一种环境中去体味红色文化既不可能,也不现实。红色文化的“物化”、“资源化”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人们对它的记忆,但至多也是苦涩的、艰辛的记忆。另一方面,今天人们的生活就其面临来自环境条件的挑战而言,在恶劣性和复杂性上,与过去相比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边是自然环境被污染、被破坏,自然资源不断被消耗陷于枯竭,大自然对人类进行频繁的报复;一边是社会环境被污染、被破坏,社会资源分配陷于无序,各种社会极端事件频发。也正是因为这样,今天的人们比前人们更多地渴望获得一个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关系,有更多的渴望去追求一个美好的未来。因此,人们也就有更多的可能去追寻红色文化和再生红色文化。正如黄正泉所说的:“文化生态学是人与文化的关系学,人与文化关系是各种分散的、具体的文化现象有机地统一为人的存在,统一既是创造也是构成,文化是人自己的创造,文化构成人自己的存在,文化生态是人生存的世界。”[4]红色文化生态或环境的追溯与还原,不过是今天的人们对于自身现实存在的再认识和再确认。
  四、关于红色文化演化问题
  没有“变”的文化没有生命力,只有“变”的文化才是鲜活的。红色文化生态学本质上要求把红色文化视作一种强有生命力的文化,一种持续演化的文化,考察其整个的实际演化过程及其内在规律。在文化生态学看来,文化演化不仅涉及文化对环境的适应和创造过程,也涉及文化本身的系统整合过程。任何文化都是处于一定的体系当中,与其他文化形成一定的层次和结构关系。核心家庭、俗民社会、国家是其中的三个主要层次,在这三个层次上又分别构成了三种文化模式即简单文化、俗民文化以及全国性文化。一种文化从简单文化上升到俗民文化再上升到全国性文化,要经过一个很复杂的演变过程,其中既有量的变化,又有质的变化。在此,红色文化不仅不是例外,而且尤为典型,表现出对于整个民族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起初它是作为一种纯粹理想化的外来文化被小部分人接受,后来则形成了革命摇篮和革命圣地,最后成为了全国性文化。也就是说,在改造整个旧的文化传统的同时,红色文化本身经历了三个层次、三种模式。其中第二个层次和第二种模式最为关键,在这里,红色文化得到了真正的塑造,为以后红色文化的演化奠定了质的基础。当然红色文化上升到全国性文化这个过程还需要通过红色文化生态学做更详细的研究。
  此外,就红色文化上升为全国性文化而言,红色文化与其他层次文化的关系也值得特别注意,它关系到红色文化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在斯图尔德看来,各层次文化之间的区分不仅是文化研究之必要,而且也是文化实践之必要,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文化危机。这是因为,全国性文化跟特定的阶级或阶层有关,形成特定的文化成就。“在大半的人类历史中,美术、音乐与文学是为国家、政府,或代表它们的阶级而生产的;知识上与科学的发现也是由祭师阶级或统治阶级的成员所完成。”[1][P84]由于他们往往拥有大量财富与优越的社会地位,也由于他们与全国性模式或制度有特殊的关系,在权力结构中也有其角色,結果他们的文化成就往往被他们自己做成,也被人民群众看成是真正的权威,不容受到任何怀疑和挑战。这样一种关系的形成对整个文化生态系统的未来发展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为了避免这样一场灾难,斯图尔德认为,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保证社会经济流动性使社会资源配置趋于合理,二是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准使其获得物质满足,三是大力发展大众传播事业形成双向和多向沟通交流机制。因此,作为全国性文化的红色文化,其真正的生命力元素在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持思想文化多元。
  五、结语
  总之,本文认为,红色文化不仅具有一般的意识形态性,更具有特殊的生活样态性。要从红色文化的多样性问题、红色文化的文化核心问题、红色文化的生成环境问题以及红色文化的演化问题这四个基本问题入手,充分运用文化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对红色文化做出系统的生态学阐释和把握,推进红色文化生态学研究。以生活样态为视角,加强红色文化生态学问题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认识和把握红色文化的本质、规律、特征,而且更有助于增强我们保护和发展红色文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参考文献:
  [1][美]朱利安·史徒华.文化变迁的理论[M].张恭启,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
  [2]周宿峰.红色文化基本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14.
  [3]刘琨.红色文化研究[D].辽宁大学,2015.
  [4]黄正泉.人:文化生态的存在[J].求索,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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