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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起、王建宣城诗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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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唐代宣城地区是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之一,且处于南北往来的交通要道中,许多诗人曾游历宣城,留下了丰厚的唐诗文化遗产,这是当今“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可资利用的珍贵文化资源。据考证,钱起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春或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春自荊州返乡途中经过宣城,并作诗一首;王建于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春由扬州返回幽州,途经宣城,留有残句一联。
  关键词:钱起;王建;宣城;诗歌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4-0036-03
  唐代宣城是皖南地区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同时也是江南政治、军事重镇之一,其城市地位尊崇,经济发达,加之其境内的长江水道更是勾连中原、湖湘与吴越之间的交通要道,行旅往来便利,故而有唐一代,大批诗人都曾游历宣城,在此创作了大量优秀诗作,这也为宣城地区留下丰厚的唐诗文化遗产。遗憾的是,截至目前,除了李白、杜牧等寥寥数人之外,大多数唐代诗人在宣城地区的文学活动未获学界关注,以至于本地存留的唐诗文化资源明珠蒙尘,未能在当代的经济、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价值。有鉴于此,本文选择唐代诗人钱起、王建的宣城诗歌为研究对象,以诗作的写作背景为切入点,厘清两位诗人在宣城地区的相关活动行迹,以推进皖南唐诗研究的深化、细化。
  一、钱起宣城行迹考
  钱起(约公元713—780年),字仲文,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天宝九年(公元750年)登进士第,初为秘书省校书郎,历任蓝田县尉、右拾遗、司勋员外郎、考功郎中等职。钱起为大历十才子之一,今《全唐诗》有钱起诗四卷,存诗四百余首,其中有作于宣城者一首:
  晚入宣城界
  斜日片帆阴,春风孤客心。山来指樵路,岸去惜花林。
  海气蒸云黑,潮声隔雨深。乡愁不可道,浦宿听猿吟[1]。
  王定璋先生推测此诗系年云:“此诗有羁旅之愁而无功业之叹,疑为钱起及第后归觐途中所作。”[2]实际上这首诗的系年有值得商榷之处。钱起于天宝九年(公元750年)进士及第后,其归觐吴兴的最便捷路线是沿京杭运河直达越中,没有必要半途绕道宣州。而且诗中提及“春风孤客心”,唐人放榜一般在春末,按照常理,还家至江南一带已至夏日,与本诗时节不符。另外,本诗结尾处又以“乡愁不可道,浦宿听猿吟”这样带有悲情的表述收尾,这显然和及第后的心情不符。就诗中所提及的节侯、心情和路线来分析的话,这应该是钱起早年落第后漫游荆州所作。
  钱起早年曾游历荆楚,作有《奉和张荆州巡农晚望》诗。诗云:“太清霁云雷,阳春陶物象。明牧行春令,仁风助升长。时和俗勤业,播殖农厥壤。阴阴桑陌连,漠漠水田广。郡中忽无事,方外还独往。日暮驻归轩,湖山有佳赏。宣城传逸韵,千载谁此响。”[3]由诗中“时和俗勤业”“郡中忽无事”等描述来看,这显然是作于安史之乱发生之前。查《唐刺史考全编》可知,开元、天宝年间张姓荆州地方官唯有张九龄[4]。张九龄有《巡属县道中作》诗,诗中写道:“春令夙所奉,驾言遵此行。途中却郡掾,林下招村氓。……再入江村道,永怀山薮情。”[5]由本诗结尾两联“华簪极身泰,衰鬓惭木荣。苟得不可遂,吾其谢世婴”的句意来看,这应是张九龄罢相后贬谪荆州之作,所以钱起此诗应是对张九龄此诗的和诗。张九龄任职荆州在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四月至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二月[6]。而钱起诗中所写则是春日巡视农事,显然是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春或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春。钱起这次赶赴荆州的路线,在其诗歌中也可推求。钱起有《适楚次徐城》诗云:“去家随旅雁,几日到南荆。行迈改乡邑,苦辛淹晦明。畏途在淫雨,未暮息趋程。穷木对秋馆,寒鸦愁古城。迷津坐为客,对酒默含情。感激念知己,匣中孤剑鸣。”[7]徐城为泗州属县,在今安徽泗县东南。可见钱起此次入荆州,于秋季经过泗州。张九龄素有贤相之名,其治荆州时,素以“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知名的孟浩然都入其幕府,故而彼时科举落第的钱起有“感激念知己,匣中孤剑鸣”的想法自然也在情理之中。钱起另有《江陵晦日陪诸官泛舟》诗云:“节物堪为乐,江湖有主人。舟行深更好,山趣久弥新。尊酒平生意,烟花异国春。城南无夜月,长袖莫留宾。”[8]江陵即荆州府治所在,可见钱起年末已经抵达荆州,在次年春日作《奉和张荆州巡农晚望》诗也在情理之中。钱起另有《登复州南楼》诗云:“孤树延春日,他山卷曙霞。客心湖上雁,归思日边花。行李迷方久,归期涉岁赊。故人云路隔,何处寄瑶华。”[9]复州(今湖北仙桃市附近)与荆州毗邻,诗中所写也是春日景色,而且其中提到“行李迷方久,归期涉岁赊”,可见此次的荆州之行似乎并无收获,且有归乡之念。而钱起若从荆州归乡,则必然途经复州,至鄂州沿长江水道南下,至京口转江南运河至越中。钱起途经复州时为春日,这和《晚入宣城界》诗中提到的“春风”节序显然是吻合的。《晚入宣城界》诗又名《春江晚行》,这也和从荆州返乡一路所经由的长江水道相对应,而且诗中所提到的“孤客心”以及“乡愁不可道,浦宿听猿吟”也和此次荆州之行诗歌中表达的“行李迷方久,归期涉岁赊”“迷津坐为客”的心情也是一致的。所以从行途路线、节序等因素来综合分析的话,《晚入宣城界》诗应是钱起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春或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春自荆州返乡途中经过宣城之时所作。
  二、王建宣城行迹考
  王建(公元770-829年),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王建早年曾入河北幕府,40余岁方才出任昭应丞,后历任太常寺丞、陕州司马等职。王建以乐府诗擅名,与张籍并称为张王乐府。宋代叶廷珪《海录碎事》卷四上《州县门》曾收录王建残句:“宣州四面水茫茫,草盖江城竹夹墙。”[10]此诗诗题已失,但就“四面水茫茫”和“草盖江城竹夹墙”这样带有地方特色的局部细节的描写来看,这应是作者途经宣城时描绘所见风物之作。   对照谭优学《王建行年考》[11]和迟乃鹏《王建年谱》[12]来看,王建一生的主要活动地点在北方,南下的经历有三次:出使江陵、出游岭南、出使淮南。王建在《江陵使至汝州》诗中提到“寒食离家麦熟还”[13],可见此次出使江陵花费的时间大约两三个月,时间比较紧,所走的路线是唐代最常见的襄汉路,即出商州,经邓州、襄州而至江陵,有其诗集中《江陵使至汝州》《江陵道中》《江陵即事》等诗为证,迟乃鹏《王建年谱》中对此考证甚明。这一路线不需经过宣城,在此不论。关于王建的岭南之行,谭、迟的王建研究中有一定分歧。迟乃鹏《王建年谱》中未涉及王建的岭南行迹,而谭优学则认为王建曾游幕岭南,举王建《南中》《武陵春日》《江馆对雨》等诗为证[11],证据确凿,当从谭说。而唐代岭南连接中原的路线主要有郴州路、虔州大庾岭路和桂州路,无论哪条路线,宣州都不是必经之地[14],故而岭南之行路经宣州的可能性也不大。而在从幽州出使扬州这条路线上,唐人有两种选择:一是从洛阳沿京杭运河南下,直抵扬州;二是自襄汉路南下,至鄂州转长江水道至扬州。王建《汴路水驿》诗中云:“去舍已云远,问程犹向东。”[15]可见其去扬州是沿运河之路南下的。而《扬州寻张籍不见》诗中写道:“西江水阔吴山远,却打船头向北行。”[16]“西江”即从西而来流经扬州的长江,则王建自扬州返程时极可能走的是长江水道,如此则宣城则是返程中的必经之处。从以上论断来推测的话,王建的宣州之行正是他自幽州出使扬州返程之中所途经之处。
  接下来需要确定的是王建扬州之行的时间。在出使扬州这一事件上,谭、迟的王建研究中也存在分歧。谭优学《王建行年考》中并未提及王建出使扬州之事,而迟乃鹏《王建年谱》则论证王建有扬州之行,且将其时间定为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返回幽州[12]。两说皆有误。首先,王建有《淮南使回留别窦侍御》[12]《夜看扬州市》[18]《扬州寻张籍不见》[19]等诗,可证王建确实有扬州之行,谭说为误。其次,尹占华已考证王建《淮南使回留别窦侍御》诗题中的窦侍御为窦常,窦常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为淮南节度使杜佑从事,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三月杜佑入朝,窦常迁湖南观察副使[20]。如此则王建此诗必然写于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三月之前,故而迟乃鹏将王建扬州之行定为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至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也不准确。
  王建《汴路水驿》诗云:“蛙鸣蒲叶下,鱼入稻花中。”[21]可见其出使扬州途经汴水之际正是夏秋之间,那么其出发之时最晚也是夏日了。王建《淮南使回留别窦侍御》诗云:“恋恋春恨结,绵绵淮草深。”[22]由诗中的“春恨”“淮草深”等字眼来看,其回程应在春季。据迟乃鹏考证,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王建入幽州刘济幕[12]。而张籍于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中进士后归乡,本年年底或次年年初守丧于和州[23]。而王建《扬州寻张籍不见》诗云:“别后知君在楚城,扬州寺里觅君名。西江水阔吴山远,却打船头向北行。”[24]“楚城”显然指的是张籍的家乡和州,张籍《赠别孟郊》诗中也写道:“停车楚城下,顾我不念程。”[25]王建诗中提到“吴山远”,显然此时张籍又在吴中一带,这可能是回应张籍《寄王六侍御》中诗句:“洞庭已置新居处,归去安期与作邻。”[26]这里的洞庭显然指的是洞庭山,也是张籍的吴中故里。张籍身在吴中,而王建出使扬州之后,还要返程北上,故而于诗尾感叹:“却打船头向北行。”张籍“已置新居处”,显然应该是守丧期满之后的行为,如此则张籍身在吴中一带至少在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之后,故而王建《扬州寻张籍不见》诗的写作时间最早也在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而窦常于贞元十九年三月后已经离开淮南幕府,如此则王建出使扬州的时间已经甚为明了: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夏季王建由幽州出发,到汴州地区已是夏秋之际,贞元十九年(803)春由扬州返程,途经宣城,写下“宣州四面水茫茫,草盖江城竹夹墙”之诗句。
  三、结语
  2016年,安徽省启动了“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行动,而皖南地区丰厚的唐诗文化遗产无疑是安徽当代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不可忽视的宝贵地域资源。本文选择钱起、王建两位唐代诗人在宣城地区的文学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一是从理论研究层面推进皖南唐诗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以诗人、诗作的个案研究为基础,构建皖南唐诗文化地图,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的建设构筑切实的文献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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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王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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