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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玦记》中女性形象分析

作者:未知

  摘 要:郑若庸传奇《玉玦记》塑造了三个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秦庆娘贞烈果敢,李翠翠心狠手辣,李娟奴胆小虚伪。《玉玦记》的女性形象特征,既受时代风气和文学继承的影响,又和作家自身思想、经历和性格有关。其女性形象的塑造有力地捍卫了“戒烟花”“表贞烈”的主题,揭露了封建娼妓制度的罪恶,反映明前期以来宣扬教化的时代思潮和郑若庸的女性观。
  关键词:郑若庸;《玉玦记》;女性形象;时代思潮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4-0046-04
  郑若庸(1489-1577),字中伯,明中叶著名戏曲家,其传奇作品《玉玦记》共36出。该剧糅合唐传奇《李娃传》和宋代戏文《王魁》的相关情节,吕天成赞其“曲雅工丽,可咏可歌”[1]237。然而也不乏批评者,指责其艺术形式过于典雅,骈偶化严重,如王骥德认为:“句句用事,如盛书柜子,番使人厌恶。”[2]131事实上,《玉玦记》在当时大受欢迎不仅在于其人物语言典雅,还在于其人物形象饱满鲜活。本文将从解读《玉玦记》中女性人物形象入手,分析她们形象特点和价值,探究其创作原因。
  一、《玉玦记》女性形象特征
  《玉玦记》采用双线结构,主线写王商落榜后被李翠翠母女骗光钱财,发愤苦读最终中举之事;副线写庆娘被叛军俘获,遭遇威逼却为夫守节。《玉玦记》塑造了三个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秦庆娘温婉刚烈,面对凌辱坚贞不屈,结局圆满;李翠翠母女出身烟花之地,贪婪虚伪,但是性格却有差异:李翠翠残酷狠辣,李娟奴胆小虚伪,她们共同丰富着《玉玦记》的文化内涵。
  (一)秦庆娘形象分析
  秦庆娘是作品中最重要的女性形象,作者对她着墨较多,她的女性形象主要表现在她与丈夫的关系上以及被掳之后的种种表现上。
  1.温婉贤淑,勤劳痴情的少妇
  秦庆娘的贤淑不仅表现在于对丈夫体贴温顺,也表现在于关心丈夫前程上。秦庆娘出身名门,生性温柔,受过良好的教育。王商对其评价是:“妻房秦氏庆娘,荆襄镇抚秦贞之女,德性幽柔,工容闲治,慎周南苹藻之职,兼卫女衣裳之能,正是室家攸宜。”[3]2新婚后,夫妻二人感情甚笃,和和美美。为了让王商不纵欲败身,玷辱家声,她 劝夫进京赶考,早日显亲扬名,不辜负父母期望,其言行符合妇德规范。然而临行却“揽衣推枕听鸡声,欲问登程,怕问登程”[3]9,叮嘱夫君频频寄书,勿思故乡,赠予玉玦,盼其早日高中归来。既担忧夫君赴京忘了自己,又怕误了夫君前程。夫君离家后,庆娘“愁倍增”,日日思夫却不忘恪守妇女本分,操劳家务,供衣服,纳酒浆,边做衣服边思念夫君:“愿万缕长丝,似妾心中有,把回文锦字……羞见我机中妇。”[3]18庆娘是遵守礼教的贤妻,更是个有血有肉、渴望幸福的女子。
  2.外柔内刚,贞烈果敢的烈妇
  庆娘不仅温婉贤淑,还是个烈妇,有着强烈的贞操观念,她的贞烈体现在不屈于邪恶势力上。如第十四出《掳掠》、第十八出《截发》和第二十五出《梦神》都展示了这一形象。张安国叛乱后,掳掠山东,将至巨野,目睹“鼎沸山河,瓜分邑里……是处见征旗,满四郊密匝匝几多烽燧”[3]35,她带着婢女春英四处逃难,“荒草径,蒺藜丛,兔身锋镝下,苦匆匆”[3]43,逃难经历彰显其外柔内刚、英勇果断、吃苦耐劳的品格。主仆二人被叛军俘虏后,她“不辞血染会稽峰,肯将名污高堂梦”[3]44。拒绝叛军首领利诱,如傲雪贞松,誓死不从。庆娘在叛军将领的再次逼迫下,仍旧“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断不学狗彘之行……宁蹈白刃”[3]56。用激将法拿到剑,曰:“吾头可断……然后自尽!”[3]56而后使用拖延计,截发破面,用宝剑威胁自裁,以彰自己为夫守节的决心。
  总之,秦庆娘是封建礼教教化的产物,是真善美的化身。兵难临头,镇定自若,带着婢女逃难,遇到叛军威逼利诱,坚守本心,毅然守节,展现的是明前期以来宣扬教化、提倡五伦节义的时代风貌。
  (二)李翠翠母女形象分析
  李翠翠母女虽同为妓女,但两者尚有差别。李翠翠是冷面无情,主动作恶的鸨母;李娟奴以色侍人,虽服从母亲安排却尚有良知。
  1.李翠翠——薄情寡恩,心狠手辣
  在文学作品中,鸨母大都以负面形象出现,是品行不端、唯利是图的代名词。如《香囊怨》中鸨母明知刘盼春与周恭有情,却为了钱逼她嫁与盐商。而李翠翠不仅精于计算,更是狠毒无情。她的恶毒体现在如下几点:首先,她无情无义,唯利是图。第八出《入院》中李翠翠看王商有钱,便教唆李娟奴勾引王商:“我看这王姐夫是个富贵子弟……等他心上热了,起发他些东西,首饰衣服都是钱。”[3]23骗光王商钱财后,又搭上土财主昝喜,逼迫娟奴与王商分手。昝喜落难后,李翠翠便翻脸无情,要将他撵走,说道:“我这人家,只图钱财,不顾礼义廉耻,你在此难道不要你使钱。”[3]70其次是李翠翠对不能榨取钱财的人毫无同情,甚至痛下杀手。留下昝喜后,嫌他耽误生意,就把他毒死。第二十九出《商嫖》李翠翠说:“方才与他这碗药酒,酖死了他……等到更深,推下水去。”[3]91不僅如此,她对自己的亲女儿更是薄情。李翠翠见娟奴卧病不起,情形不好,再无汤药看顾,甚至不愿看她。娟奴死后,她竟觉得“有钱买棺材,到做件衣服与活的穿了,少不得把一床草荐卷他罢”[3]96,丝毫不顾母女情分,觉得“娼家行径如此”[3]96;嫌弃好墓地浪费钱,气走风水先生,讨价还价让人用破草席将尸骨扔入千人坑中。“古人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3]97,亲生女儿死后境遇不如狗,可见其狠心无情。李翠翠是恶毒的鸨母,丧失人性,目无法纪,是恶的化身。
  2.李娟奴——贪婪虚伪,软弱胆小
  李娟奴的形象较为立体,内心充满着善恶的挣扎,尤其体现在她对情与金钱的矛盾心理上。李娟奴姿容艳丽,善解人意,却贪婪虚伪。出场时年幼无知,不懂哄人伎俩,但也祸害了众多良家子弟。第八出《入院》中无赖解官人更是说娟奴是“猱儿”,“把俺子弟们猱死了多多少少”[3]21。第十出《祝寿》李娟奴对王商信誓旦旦:“誓白首同归,比翼鹣鹣效此生。”[3]32她生性软弱,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却良心未泯,在哄骗王商时尚存愧疚之心。后来李翠翠得知王商的钱财耗尽,要将王商撵走,李娟奴虽对王商旧情难舍,让“妈妈且放从容”[3]45,但听母亲说昝喜已经给银子,便将王商抛弃。昝喜破产后,目睹昝喜惨状,于心不忍,向妈妈求情。在看到昝喜惨死后,被其鬼魂纠缠,道出自身无奈(第三十一出《索命》):“鬼神难信,惊魂已先引……恨我无情,谁将肯怜悯。”[3]95第二十二出《改名》:“料今生难倚蒹葭,你也怪我不得。我是梁园艳葩,恨彩幡无力与东风嫁,也空教碧玉多情,恐明朝又属豪家。”[3]69道出娟奴无法掌控自身命运的无奈。李娟奴是封建娼妓制度的受害者,虽与李翠翠一起做了许多坏事,但她良知尚存。   二、《玉玦记》女性形象的价值
  《玉玦记》中塑造了两种来自不同阶层、性格截然不同的女性,结局也一优一劣,表现作者对这两种女性的褒贬态度,以实现“戒烟花”“表贞烈”的创作目的。
  (一)揭露封建娼妓制度的罪恶,宣扬“戒烟花”主题
  中国古代娼妓制度是古代婚姻家庭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嫖客、妓女和鸨母是这一制度主要构成要素。这种制度带来很多不良后果:其一,摧残年轻女性,践踏人性。李娟奴虽是李翠翠的亲生女儿,李翠翠却把她当成挣钱工具,在第三十一出《索命》更是借解帮闲之口骂道:“你這女儿近钱时,见你何等哄他……成家钱树还忘本。”[3]97为了获取更多钱财,她无情地拆散王商与李娟奴。李娟奴在与王商交往的过程中产生情感,却因王商钱财耗尽而被李翠翠阻拦,屈服于李翠翠的淫威,李娟奴只好选择金钱而舍弃爱情。在这种制度下,妓女是不能自主追求幸福的,因为她们根本没有人身自由。李翠翠在李娟奴患重病及死后的种种行为更显其薄情寡义,母女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关系,金钱扭曲了人性。其二,沉迷女色,自毁前程,甚至倾家荡产,丢了性命。王商本是户部侍郎之子,饱读诗书,在秦庆娘的鼓励下“圣学工夫惜寸阴”[3]4。刻苦读书却未中榜,遂心灰意冷,沉迷妓院,被李翠翠母女骗光钱财后被扫地出门。而昝喜更为悲惨,不仅人财两空,最后还落得个命丧黄泉。其三,破坏家庭幸福,败坏社会风气。王商与秦庆娘本是一对恩爱夫妻,王商赶考不第后深陷妓院,辜负秦庆娘的一往情深。作者借此宣扬了“戒烟花”主题,告诫世人珍惜夫妻真情,远离妓院。
  (二)歌颂真情,“表贞烈”主题
  作者笔下的秦庆娘明显不同于前期风化剧的女主角。前期的风化剧只重教化民众,部分作品甚至不合逻辑,故事生硬粗糙。如邵璨的《香囊记》中的贞娘,与丈夫张九成新婚半月就分离,与婆婆相依为命12载,其间更是被赵转运使之子胁迫成婚,不从。剧中讲的都是贞娘对张九成的付出,涉及二人感情的笔墨甚少,过于宣扬伦理教化,艺术价值不高。在《玉玦记》中,作者更强调秦庆娘与王商有情。成婚后,两人举案齐眉,相约赏春,说明秦庆娘和王商曾有一段如胶似漆的时光。庆娘忍住心中不舍,劝其赶考,如第四出《送行》中自述:“伉俪之爱,情不能舍,功名之事,义不可留,教奴家如何是好。”[3]9表明夫妻二人伉俪情深。王商落第后虽在妓院度过一段荒唐时光,但对妻子尚存真情,即便与李娟奴定情癸灵庙,也想着把她“取归见俺荆妻”[3]39。遇到危难时更想着庆娘,如第三十出《渡江》,王商在被金酋所虏后仍念着妻子下落,这些都讴歌了夫妻真情,体现着作者对伦理道德的追求。正因为夫君两情相悦,庆娘才会在张安国劫掠山东时避祸蚕尾山,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张安国的威逼利诱,甚至为了保全自己的贞节而截发毁容。第十八出《截发》中庆娘自诉:“丈夫,你不在面前,那里再有眼看人……我若失节呵……九地逢君,赧颜厚甲。”[3]57她此时截发毁容,只是为保全贞操与性命,以期夫君重逢。然而世事难料,因担忧遭受凌辱,她决心赴死:“丈夫呵,和伊结发同死生……我便先死了呵,在九地黄垆须待等。”[3]78庆娘在此刻非常冷静,绝非多数烈女那般冲动,而是想着遭玷污会蒙羞,影响夫妻感情。
  “戒烟花”和“表贞烈”是相辅相成的,越是“表贞烈”,越能体现“戒烟花”的必要性。妻子对丈夫越贞烈,丈夫越应该体恤妻子,珍惜夫妻情分。
  三、《玉玦记》女性形象的时代基因
  郑若庸塑造这几位女性形象既与明代政治文化、文学自身发展密切相关,也与作者的正统思想、人生经历和性格有关。
  (一)受明代政治文化背景和文学的继承性影响
  作家的创作动机是复杂的,不仅受到政治风气、社会思潮等因素影响,还与文学自身的继承性密切相关。
  首先,《玉玦记》中的秦庆娘形象带有明显的道学色彩。其一,明初的统治阶级奉行文化专制政策,对思想文化控制较严。《客座赘语》记载:“永乐九年七月初一日……今后人民娼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一时拿送法司追究……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4]296这些政策束缚了戏曲创作,使明前期戏曲作品中充满道学色彩。其二,应制戏的流行。明朝统治者本身就是戏曲爱好者,也重视戏曲教化功能。靖难之役后,各地藩王明哲保身,召集大批幕僚和门客创作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剧本,借藩府典乐官之口,向皇帝表明忠心奉藩的决心,《玉玦记》也深受其影响。其三,明初以来八股取士,程朱理学盛行,强调禁欲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朝廷大力表彰“节妇烈女”,各地纷纷为节妇立碑,文学作品中也出现大量歌颂节妇的篇目,张廷玉所编的《明史》更是为烈女作传,而秦庆娘就是烈妇的典型。
  其次,秦庆娘也有较强的个人情感因素。尽管这一时期程朱理学深刻影响着社会风俗和人们的行为习惯,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程朱理学的弊端日益凸显,新的社会思潮开始出现。自王守仁龙场悟道后,“阳明心学”渐渐流行,人们开始关注人的自然情感及人欲的合理性,思想逐渐开明。在《玉玦记》中,作者用大量笔墨描述秦庆娘与王商伉俪情深,使得秦庆娘的形象与以往风化剧的节妇形象相比更多了一些人情味。
  再次,文学有自身发展规律,作者在创作时会不自觉对前代作品加以扬弃。郑若庸的《玉玦记》借鉴了《琵琶记》的双线结构和《拜月亭》的战争离乱背景,汲取了《琵琶记》封建伦理的精华,同时“拿来”并改造《李娃传》和《王魁》的情节,以表达自身情怀。作者明是赞扬贞烈的秦庆娘,暗是歌颂明朝开国以来统治阶层所提倡的封建道德观念。
  (二)受作家正统思想、人生经历和性格影响
  首先,郑若庸年少聪颖,博览群书。詹玄象在为其所作的《蛣蜣生小传》中曰:“(若庸)性妙悟,岐岿卓荦,十年就傅,暗疏经义……邑郡大夫奇其文,辄取置第一。”[5]1郑若庸祖辈也有科举经历,他捍卫封建道德观念不足为奇。秦庆娘的形象符合统治者宣扬的封建礼教思想,同时也符合当时儒林对配偶的主流审美。在作者的心中,秀外慧中、贞烈果敢的秦庆娘就是自己理想良配。   其次,弘治、正德年间,追求自我愉悦、享乐纵欲之风开始盛行,很多文人沉迷青楼酒馆,狎妓成风。钱谦益说:“(若庸)有《玉玦传奇》行世,或曰荥阳生其自寓也。”[6]498这足以证明作者曾经迷恋烟花。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郑若庸“少粗侠,多作犯科事”[7]681。他性格粗侠豪放,也曾出入青楼酒馆。第三十四出《阴判》:“他如簧笑口,腹肠中包藏虎彪……都是那龟子与鸨儿。”[3]106可见郑若庸应对青楼很熟悉,与妓女保持着一定联系。这些“经历”进入作品,显然不足为奇。第一出《标题》作者自诉:“和壁悲瑕垢,恨红殒啼花……这优孟讽谏君听取,谩嘲悠谬。”[3]1作者写这部作品时可能正心存懊恼,因深陷妓院而自毁前程,想以此告诫后人不要重蹈覆辙。郑若庸虽对棒打鸳鸯的鸨母大加嘲弄,但對身不由己的娟奴却有一丝同情,至少证明他与妓女交往时付出过真情。因此,他才写这部作品,讽刺青楼薄情,妓女无义,以泄自己自毁前程的愤懑。
  再次,郑若庸“因斥士籍”[7]681,“嘉靖四年(1525)是他(郑若庸)最后一次参加乡试,仍未中举……被革去生员资格,毕生科举无望”[8]1,他自然要另辟蹊径。据徐朔方《郑若庸年谱引论》记载:“(《玉玦记》)传奇大约作于1527年。”[9]38宣扬统治者的教化思想,获得统治阶级认可,也可入仕。塑造贞烈勇敢的庆娘形象也许就是他的尝试。
  尽管明代部分文人对《玉玦记》评价不高,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其文学史上的价值:不仅丰富发展了明前期的戏曲艺术,还影响了明后期临川派“至情论”戏曲创作,在戏曲创作史上留下来浓墨重色的一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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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明)毛晋.六十种曲(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明)顾起元.客座赘语[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
  〔5〕(明)郑若庸.蛣蜣集(八卷)[M].济南:齐鲁书社,1997.
  〔6〕(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下)[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8〕余凯越.不甘与无奈──郑若庸文学心态研究三题[D].浙江大学,2017.
  〔9〕徐朔方.郑若庸年谱引论[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02).
  (责任编辑 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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