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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人地关系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王金秋

  摘 要:辽代前期因自然地理环境差异、统治区域内民族差异等原因,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不尽相同,形成了多种土地利用模式。辽代后期为应对突出的人口压力,原本多种土地利用模式逐渐向以农耕为主导的单一土地利用模式转变,因此辽代前后期的人地关系也发生转变,人地关系的转变对辽代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關键词:辽代;人地关系;产业结构;土地利用模式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1-0017-04
  关于辽代人地关系研究,在以往辽代农牧业发展状况和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之中略有涉及,但研究不够深入。因此本文不惮鄙陋,试从辽代农业种植的产业结构入手,分析辽代土地资源利用模式,进而阐述辽代的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的发展对辽代社会产生的影响。
  一、辽代前期人地关系
  《辽史》卷32《营卫志》载契丹建国前期所处“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1]契丹建国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采取因地而变、四时迁转的游牧、渔猎生活。可见契丹建国前是典型的游牧经济,对资源的利用以游牧为主,因此对资源的利用并不充分,只是简单的人渔猎、牲畜逐水草。其他资源也没能合理利用,尤其是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大量肥沃土地闲置没有开垦。契丹建国后,对资源的利用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对土地资源的利用。
  辽代前期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最明显的变化是农业发展。农业的发展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辽代前期农业发展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首先,辽代农耕区域的扩大。辽神册元年(916年)攻“蔚、新、武、妫、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2]占据了中原北部大部分地区,天显元年(926年)辽平定渤海国,公元938年,辽朝获得燕云十六州,这些地区大部分都是农耕区,使辽朝的农耕区域极大扩张。其次,在辽太祖、太宗两朝大量农耕人口的进入,对辽代前期的农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农耕区域扩大和农耕人口增加,为辽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农业的发展,使辽代前期土地资源的利用模式发生转变。《辽史》卷37《地理志》载辽上京“太祖创业之地…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3]适合农田耕种和放牧牲畜,不单如此,“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4]辽上京周边地区出现了对土地资源多重利用模式,即农牧业混合发展。在其他地区也有相类似的情况,太宗会同二年(939年)“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命瓯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地为农田。三年,诏以谐里河、胪朐河近地,赐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河剌三石烈人,以事耕种。”[5]韩茂莉认为:“辽代东京道内的农田也具有插花式分布特征,城邑、聚落周围形成大小不等的农田插花地,人口规模大的州府附近,农田延续范围也最广。”[6]这说明最晚至辽太宗时期,辽代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形成了农牧业混合发展的产业模式。
  辽代前期依托山地资源,发展游猎和林业种植相结合的土地利用模式。如太宗会同初年(938年):“将东猎,三克奏减辎重,疾趋北山取物,以备国用。”[7]出行所需辎重,可以通过林业资源进行补充,说明辽代前期对山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已经相当成熟。据《契丹国志》载送给宋朝皇帝的礼物有“蜜晒山菓十束棂椀,蜜渍山菓十束棂,疋列山梨柿四束棂,榛栗、松子、郁李子、黑郁李子、面枣、楞梨、堂梨二十箱。”[8]可见辽代前期林业资源种类繁多。
  除此之外,因辽代南京地区多河流的特点,发展水稻种植。辽景宗时期,高勋上奏“以南京郊内多隙地,请疏畦种稻”[9]高勋建议在南京地区种植水稻,这说明辽代南京地区的土地利用模式与其他地区不同。
  综上,辽代前期由于统治区域内自然自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导致辽代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模式也不尽相同。辽代前期由北至南形成了游牧与渔猎、农牧业混合发展、游猎与林业种植和水稻种植业等多元土地资源的利用模式,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农牧业交叉发展的产业结构。
  辽代前期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形成了多元的土地资源利用模式,也体现出人地关系的转变。辽建国前主要是依赖土地生存发展,建国后逐渐发展为人与土地资源积极互动的发展模式,在尊重自然地理环境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了农牧业、游猎与林业种植等交叉发展的产业结构。
  辽代前期这种人地关系互动模式应该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第一,“统治者意识到了农业发展比较畜牧、狩猎诸业可以提供更加可靠的生活资料来源。”[10]第二,辽代农耕区域和农耕人口基本是通过战争方式获得的,所以采取“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11]这种政策不仅保障统治稳定,对辽代的农业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第三,针对不同的土地资源,采取不同的应用模式,可以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从而使得利益最大化。
  辽代前期多元的土地资源利用模式,对辽代的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辽代的农业结构更加合理,由原来的游牧、渔猎经济转变为农、林、牧、渔等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对外部的依靠减弱,使得辽代经济更加独立;其次,辽代的膳食结构得以改善,从单一的乳、肉,转变为果品、粮食、乳肉等相结合的膳食结构;再次,诸多地区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对土地的开发利用较为合理,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率;最后,多种土地利用模式交互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加快了辽代汉化的过程,对辽代的政治、文化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辽代后期的人地关系
  (一)多种土地利用模式转向单一土地利用模式转变时期
  辽圣宗时期,辽代由多种土地利用模式逐步向单一土地利用模式转变。导致土地使用模式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是辽代人口的骤然增加,杨军教授在《辽代契丹故地的农牧业与自然环境》[12]一文中提到辽圣宗时期,由于人口过多、过度开发,导致当地的自然环境恶化。   笔者认为,辽圣宗时期人口骤然增加与当时辽朝所处的国际环境有直接关系。辽圣宗时期,辽宋两国签订“檀渊之盟”。辽宋两国维持了近百年的和平,由于对外战争减少,就避免大量战争人口减员,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为人民生养休息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使得辽圣宗时期人口骤然增加。除相对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之外,辽代前期多元的产业结构模式,积累了大量的生产、生活资料,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辽宋订立‘澶渊之盟’后,在和平环境下,辽朝的农业经济得以迅猛发展,使辽王朝的两大经济产经济得以迅猛发展,使辽王朝的两大经济产业——畜牧业和农业的主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农业经济超越传统的畜牧经济而成为国家经济的主导产业。”[13]大量的人口增加,对生产、生活资料的消耗也成倍地增加。农耕经济的稳定性、高产性,是其他经济种类所不能比拟的。辽代统治者为解决国内增加大量人口所需要的生活资料问题,有意识地发展农耕经济。大力发展农耕经济,是辽代对土地资源利用模式发生转变的直接原因。
  辽圣宗时期,对于土地资源的利用模式,逐渐向发展单一的农耕用地转变。最直接的表现,农耕用地不断挤压游牧用地空间,“辽圣宗曾下令让一些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契丹人奉诏迁徙戍边,这样就空出了大面积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适宜农耕的空地…这一举措使得原本的畜牧地区变成了良田万里,大大扩展了辽代农耕区的种植面积,并且将农业发展逐步扩展到畜牧地区。”[14]《辽史》卷97《耶律引吉传》:“大康元年,乙辛请赐牧地,引吉奏曰:‘今牧地褊陿,畜不蕃息,岂可分赐臣下’。帝乃止。”[15]这就证明大康元年(1078年)以前辽代就存在牧地不足的问题,辽代牧地不足应该是大面积开荒和农业用地挤压游牧用地导致的,《辽史》卷59《食货志》载:“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户于檀、顺、蓟三州,择沃壤,给牛、种谷。”[16]辽圣宗统和七年(989年)六月:“诏燕乐、密云二县荒地许民耕种,免赋役十年。”[17]可见辽圣宗期间,鼓励开垦荒地、将优质游牧用地,转变为农业用地已经是十分普遍了。苏颂在1077年使辽时的诗作《牛山道中》:“农夫耕凿遍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冈。”[18]不仅指出辽代存在大量开垦土地的情况,也体现了辽代对山地资源利用模式的转变,即这一时期出现依托山地资源发展垂直放牧的情况。
  辽圣宗时期,据宋人王曾载“山中长松郁然,深谷中多烧炭为业。”[19]原林业用地模式也发生转变,“用炭显然不是契丹故俗,这种生活方式的传入,无疑对森林的破坏起到加速作用。”[20]
  辽圣宗期间对土地资源利用模式以农业用地为主,形成了单一发展农业种植的产业结构,随之辽代的人地关系也发生转变,这种人地关系的转变,给辽代社会的发展带来最大的问题就是,辽代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人”“地”矛盾突出。第一,在原有水草丰美的游牧地区开垦农田,导致原有的水土保持能力下降,土地沙漠化现象严重,据《辽史》卷39《地理志》载:宋人王曾所见景象“自过北口,居人草庵板屋,耕种,但无桑柘,所种皆从垅上,虞吹沙所壅。”[21]为应对沙尘暴,在“垅上”种植,可见辽代土地沙漠化普遍性和沙尘暴的严重程度。另外元代修《辽史》对辽代评价为:“辽地半沙碛”[22];第二,游牧业转向山间林地发展,随着季节的变换,牧场在山间垂直运动,大量的人畜活动干预了山间林地的生态平衡,原有野生动植物的多样性也遭到破坏,动植物资源减少;第三,“深谷中多烧炭为业”,势必会大量消耗林业资源,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导致山地的水土保持情况下降,容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综上,辽圣宗时期由于土地利用模式向单一的农耕用地转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产、生活资料不足的问题,但是这种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的解决方式疑是“饮鸩止渴”,没有从根本解决问题,相反导致辽代人地关系矛盾日益突出。
  (二)辽代人地关系紧张时期
  辽代后期沿袭了辽圣宗期间的土地利用模式,发展农业为主导的单一土地利用模式,很快就暴露出问题。
  辽道宗和天祚帝时期问题最为明显,辽代农业发展呈衰落之势,辽道宗时期曾多次赈济灾民,如大安三年(1087年):“诏出户部司粟,振诸路流民及义州之饥。”[23]大安四年(1088年):“振苏、吉、复、渌、铁五州贫民、并免其租税;振庆州贫民;振春州贫民。”[24]辽道宗时期农业生产不足导致大范围流民问题,至天祚帝时期,辽代的农业发展已經走向停滞甚至崩溃。“道宗、天作帝两朝的农业不是没有发展,而是发展的速度远不及消耗的速度,以至于衰落。加上当时频繁的饥馑、幢灾,导致农业发展的青黄不接。”[25]此时游牧业逐渐走向衰落,大量的优质牧场改作农耕用地,优质牧场的减少是游牧业衰落的直接原因。自然灾害对游牧业产生了重大威胁,如辽代大康九年(1083年)“大雪,平地丈佘,马死者十六、七。”[26]天祚帝乾统年间“迁漠南马群太保,以大风伤草,马多死。”[27]
  辽代后期自然灾害频发,极大地限制了农业与游牧业的发展,甚至是出现停滞、衰落的迹象。自然灾害频发,究其根本原因应该是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模式不合理导致的,使得人地矛盾加剧,对辽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三、结语
  辽代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是人地关系的集中体现,人地关系的变化对辽代政治、经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辽代前期依据统治区域内土地资源的多样性,依托土地资源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形成了游牧、渔猎、农牧相间、农林混合等多种土地利用模式。这种多元的土地利用模式对辽代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多元的土地利用模式既保持了契丹民族原有的游牧特性,锻炼了部队的骑射水平,又维护了国家的稳定。使辽代经济发展更加多元,加快了契丹等游牧民族的汉化过程,促进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文化水平提高。
  辽代后期由于片面重视农业发展,土地使用模式转变为单一发展农业种植为主,出现了大量游牧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现象,甚至将游牧人口调离。“包括契丹人在内的游牧人口的调离,还导致了当地防务力量空虚,在辽金战争中,金兵能够轻易攻占作为辽朝统治中心的上京和中京,这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28]辽代后期经济衰落,不足以支持庞大的战争支出,最终导致辽朝的灭亡,这与僵化的土地利用模式都不无关系。   综上,辽代前后期采取不同的土地资源利用模式,其实也是人地关系的转变,这种人地关系的转变对辽代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应尊重自然环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构建“人”“地”和谐发展的产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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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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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孙国军)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in Liao Dynasty
  WANG-Jinqiu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Liao Dynasty,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of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ethnic difference in the ruling region, the uti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s in Liao Dynasty was different. Forming a variety of land use patterns. In the later period of Liao Dynasty,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prominent population pressure, land using patterns were gradually changed to a single land use pattern dominated by farming. 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also chang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ao Dynasty.
  Keywords: Liao Dynas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Land Using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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