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携香：考古所见宋代熏香的繁荣与丝路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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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霍巍 何沁冰
摘 要：考古发现的宋代遗存中，有大量以熏香、闻香、礼香等香事为主旨的考古图像和各类设计精巧的香器、香具，展现了宋代文人士绅钟爱熏香雅事的社会风尚，相关材料散见于宋代砖石雕壁画墓和窖藏、瓷窑中。传世作品如宋诗、宋词、宋画中，描绘宋人用香之处亦多。宋人爱香，一方面与宋代社会生活的精细化和宋代文人倡导专修自身、务品尚德的思想以及广泛的佛道信仰相关，用香于敬神礼佛之中成为风俗。另一方面，宋代社会对香料的喜爱和广泛运用，更有赖于经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远销而来的域外香料所提供的坚实物质基础，丝路繁华的香料贸易也为宋代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推动力。
关键词：两宋，焚香，香料，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08-0011-08
宋人愛香，不仅于诸般生活雅事上敬香、礼香、品香，更有意在刀凿斧刻的墓葬石刻、传世久远的笔墨诗画里留心描绘各种熏香雅事，考古发现的香事题材图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社会生活中精致的用香情景。从考古和文献中可见宋代上至皇室权贵、文化精英，下到地方士绅、市井小民，都流行用香为药、和香为食，更在日常诸事中与香为友、礼香崇道。宋代香事繁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其社会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外来香料的流行和兴盛，更是一个直接的原因。
在香具、香料上不断推陈出新是宋人爱香的一个表现。考古发现的宋代香具数量众多、式样各异，反映出宋代香具生产量大、在社会上使用广泛，宋人钟爱熏香并力求香具雅致精巧，热衷于在香事上精益求精、风韵幽雅。
目前已发现的宋代砖石雕壁画墓中，有多幅以礼香焚香为主题的图像，既有高等级品官家族墓，也有普通士庶之家的墓葬。宋代传世绘画中此类主题也多有出现。品官家族墓葬中的熏香图，可见于四川省华蓥市发现的南宋丞相安丙家族墓四号墓，后壁龛龛内雕刻了一与人等高的大型香炉，香炉下部为六边形变形兽足座，座上双层莲花，其上放置宝珠顶香炉。左右两侧各立一位身穿交领长裙的侍女（图1）。①四川彭山虞公著夫妻合葬墓西室安葬的是虞公著妻留氏，西室东壁后龛雕刻两位头梳双髻、身穿圆领长袍的女侍，一位手捧仿古铜鼎式样香炉，一人手捧香盒，相向而立（图2）。②陕西省甘泉县柳河渠湾村金墓的墓室东北壁图绘香花供养图，图中左侧身穿白色方领窄袖长袍的男子手持雀尾香炉，壁龛右侧女子手捧方盘，盘中放置瓜棱香合和瓶花（图3）。③
河南荥阳槐西宋墓壁画内容丰富，包括居家图、梳妆图、备宴图、出行图、孝行图等。其中西壁下部图绘墓主夫妇与僧侣的礼佛焚香图，反映宋代士庶之家礼佛敬香的场景。图中墓主夫妇相对而坐，目视前方，中间一张方桌，桌上放置茶盏两只，杯形香炉一座，炉上香烟一缕，袅袅上升。图像左半部图绘身穿袈裟的僧侣四人，一人双手托莲，其余三人双手击钹（图4）。①相同的杯式炉，还可见于河南巩义米河半个店北宋石棺线刻和山西沁水县宋墓雕砖。其中山西沁水县宋墓砖雕焚香图，刻有一位身穿长袍的男子端坐椅中，前方香几上放置一杯式炉。②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北宋赵光辅《番王礼佛图》中一位供养人也手捧此类香炉。
四川广元杜光世夫妇合葬墓西室西壁高浮雕一仿古铜鼎式样大香炉，炉边高悬一有仰覆莲盖座的神牌，香炉右侧刻一树，树下一人侧身静坐。香炉左侧刻有一用手捧香的敬香人，作躬身拜祭状。③四川省泸州宋墓中出土有数块石刻熏香图，编号L0025的狮子出香位于帷幔正中的矮几上，左右侍女一持瓶花、一捧香合。此种香炉以圆台做炉身，莲蓬为盖，香烟从兽口散发。安徽省博物馆藏北宋元祐二年墓出土绿釉狻猊与之相仿。02434号熏香图中间雕刻一张方香几，上置一简洁的敞口式样香炉和胆瓶插花，两侧身穿长襦的男侍一人手拿香合，一人拈香入炉（图5）。02491号石刻熏香图与之相似。02432号石刻中一位侍女手捧龟形香炉，龟口香烟一缕缓缓升起，另一侍女手捧仙鹤，鹤口衔锦书“龟鹤齐寿”。④
考古出土和传世的香具主要分为香炉、香盒、香箸、香几等，其中香炉作为燃香的最主要工具有着最为丰富的式样形态。例如，发现于四川彭州的宋代金银器窖藏银质香炉和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出土的南宋莲花纹银制大香炉⑤、安徽省博物馆藏北宋元祐二年墓出土绿釉狻猊⑥、江西吉水南宋墓出土铜制香鸭⑦、安徽合肥包绶墓出土青白釉博山炉⑧等，都是宋代香炉流行的式样（图6）。
将香炉制作成仿古物式样，是宋式香炉的时代特色，既达到焚香熏物的实际需求，也满足宋代文人士大夫崇尚古雅、寻古考古的精神追求和审美风尚。其时的鼎、鬲式样香炉造型仿造三代秦汉时期的青铜器式样，形制娇小，是宋人最常用到的一类。此类香炉大多无盖，适用于雅室燕居，室内无风处烧之。
香炉有大小、材质、式样之分，体量巨大者通常安置在正殿、庙堂。小型香炉式样多仿古青铜器和各类祥禽瑞兽，既可以捧握于手，也可以置于内室外堂，包括鼎、鬲、豆、杯、狻猊、麒麟、香龟、香鸭、香毬等不同式样，或是堑刻上莲蓬等装饰纹样，材质包揽金、银、玉、铜铁和陶瓷，形制不拘一格。据传世文献《陈氏香谱》记载：“香炉不拘银、铜、铁、锡、石，各取其便用，其形或作狻猊、獬豸、凫鸭之类，计其人之当作，头贵穿窿，可泄火气，置窍不用，大都使香气回，薄则能耐久。”①
“香盛”即香盒，盛香之具，多为瓷质，其次有漆木、金银，造型小巧精致，尺寸大小与人体手掌契合，与香炉相伴而出，如山西太原小井峪宋墓瓷盒②、河北易县静志寺舍利塔塔基出土的定窑白瓷盒③、江西德安县龙机厂出土的青白釉瓜棱瓷盒④、江苏南京江宁建中村南宋绍兴二十五年墓出土水晶盖盒和牙角质盖盒，⑤以及故宫博物院藏宋剔红桂花香盒等，⑥均生动展示了这类随身的香具（图7）。四川泸州博物馆藏宋墓燃香石刻当中，也多次出现香盒造型。香几则为木质，既能安置香炉，也可装点深院幽庭。“香壶”盛放“香匙”“香箸”，三者合为一体（图8）。⑦
终两宋三百余年，宋廷一直执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社会精英阶层的文人雅士追求清雅、高洁不堕的精神文化成为风尚，其中，熏香便是宋代文人的“四般闲事”之首。宋人耐得翁《都城纪胜》一书中记载：“凡四司六局人只应惯熟，便省宾主一半力，故常谚曰：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许戾家。”⑧其中“香药局”专管用香之事：“香药局，专掌药碟、香球、火箱、香饼、听候索唤、诸般奇香及醒酒汤药之类。”⑨此外还有太府寺、香药库、内藏库专管香药的储藏和销售。 宋代皇庭崇敬文仕、大兴礼教的立国政策，促使两宋三百余年历史中文化教育事业昌盛繁荣，不仅皇室高官有着较高的诗书词话造诣，更涌现出一大批崇尚风雅的文人雅士，他们将读书习礼和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作为每日的必备功课，并以此展现出不落尘俗的精神境界，而焚香习俗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大环境下逐步发展到鼎盛。作为装点生活、提升品位必不可少的代表工具，香物承担着驱秽洁灵、净化空气、舒缓身心的功用，也成为身份地位和财力的标志。
（一）与香为友：日常生活中的熏香雅事
考古所见宋人日常用香主要于生活细微处增添风雅韵事，低调中蕴含奢华，简洁中不乏高雅，此种精丽雅趣的生活品味正是宋代士人不断追求的时代风尚。
一是焚香薰室。如泸州博物馆所藏之熏香石刻高浮雕香几、香炉、插花胆瓶，男侍左手捧香盒，右手拈香入炉。二是焚香祝酒。宋代泸州石刻中一妇人手捧香炉，高举在侧，长身直立，这与文献记载“蔡京一日宴执政，以盒盛二三两许，令侍姬捧炉巡执政坐，取焚之”①的场景相似。三是焚香读书，如文献记载梅溪先生“焚香读易”，“净扫一室，晨起焚香，读书于其间”。②四是焚香静修。如宋臣赵鼎“焚香静坐”，“堂之四隅，各设大炉，为异香数种，每坐堂中，则四炉焚香，烟气氤氲，合于坐上，谓之香云”。③正是在这些看似最为普通、最为细微的家居生活处，展现了宋人每日居室熏香的典雅与乐趣，可见宋人爱香，不仅品香之味，更意在礼香、用香中装点生活。
宋人喜于外堂、正殿设寓意祥瑞吉庆的香薰狮子等香兽。考古发现的宋代石刻中，有在香几之上安置狮子（狻猊）出香的图像，这在文献中可与之对应，如《老学庵笔记》卷四有记载：“故都紫霞殿有二金狻猊盖香兽也，故晏公冬宴诗云：狻猊对立香烟度，鸑鷟交飞组绣明。”④凡皇家典庆，置香具、燃熏香，是宋朝皇室的一项规制。《宋史·礼制》记载：“凡大宴，有司预于殿庭设山楼排场，为群仙队仗、六番进贡、九龙五凤之状，司天鸡唱楼于其侧。殿上陈锦绣帷帟，垂香毬，设银香兽前槛内。”⑤
与这些熏香题材石刻伴出于同一座泸州宋墓的还有雕刻镜台、镜架、妆奁以表达妇女揽镜梳妆题材的石刻，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妆靓仕女图》表达了与之相近的主题，即宋代仕宦富商之家妻眷用香梳妆的日常场景：“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⑥
香兽外涂金、银，以示贵重。如宋人洪刍撰写的《香谱》有记：“香兽以涂金为狻猊、麒麟、凫鸭之状，空中以燃香，使烟自口出，以为玩好。复有雕木、埏土为之者。”⑦表明香兽的使用绝不局限于帝王显宦，故而也有贵重者如金银香兽，廉价普及者如以土、木为之，供寻常百姓之家安置。不仅有“宝台蒙绣，瑞兽高三尺。玉殿无风烟自直，迤逦傍怀盈绮席。苒苒菲菲，断处凝碧”⑧的堂皇富丽，也有“炉中百和添香兽，帘外青蛾回舞袖”⑨的迤逦风华，更有“笙歌相引入东园，二月青州花正繁。银幕四围香兽暖，繡茵十幅舞靴翻”⑩的自在随性。
宋人以雅致香事标榜身份的另一个表现是重金购置并大量使用珍贵香料木以营建屋事宅邸，谢和耐在描写南宋杭州市民生活时说：“富室人家对其起居宅第的营建，常常一掷千金，毫无吝色，珍贵的沉香木和檀木，远从热带地方带来。以为主支柱之用。”{11}
（二）礼香崇道、祝天祈福
以香礼佛崇道、敬神祀天是宋人燃香的另一种精神寄托。“焚香祝天”是宋人将熏香雅事与生活诉求相结合的一项非常普及的社会活动。江苏武进村前蒋塘宋墓中曾出土过一方阳刻“中兴复古”四字的香饼，系制作和使用于南宋时期，由此传达出时人在焚香祝天时祈求皇朝中兴、文化昌隆的美好祝愿，曲折地反映出南宋时期偏安江左、强敌环伺的政治环境下宋代士民内心的深切盼望（图9）。
“以香引鹤”的习俗至迟在汉魏已现端倪，《列仙传》云：“烧之（降真香），感引鹤降。”{12}《资治通鉴》记载了一则皇帝选任宰相、焚香祷告求取天意的故事：“帝不能决，乃置其名于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且以箸梜之，首得文纪，次得顗。”①泸州博物馆藏02432号宋刻高浮雕两位妇人，左侧妇人手捧香龟，龟口香烟袅袅，右侧妇人手捧一鹤，鹤口衔锦书“龟鹤齐寿”，暗含着世人焚香敬礼以祈夙愿“上达天听”的美好诉求：“以白金香鸭香龟数事，送于玉霄。”②寄予了墓主人对来世生命长生不死的追求，也表达了死者亲人渴望“上闻帝前，令某长生”③的愿望，以及对生活安泰、健康长寿的美好祈愿。
焚香作为道教斋蘸仪式和佛教仪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来已久。两宋时期，佛道两教影响不断深广，促进了焚香崇道仪式在宋代趋于鼎盛，大量香料被用于宗教活动。《老学庵笔记》记载徽宗崇宁年间修造道观神霄宫时：“群道士无赖，官吏无敢少忤其意。月给币帛、朱砂、纸笔、沉香、乳香之类，不可数计，随欲随给。”④宋人也把香料用于雕塑佛像，如陶谷《清异录》云：“以龙脑为佛像者有矣，但未见有着色者。”⑤《夷坚志》（志丙卷六）记述温州人张八居购买檀香观音像、以香礼佛的故事。河南荥阳槐西宋墓西壁下部的礼佛焚香图，图绘墓主人夫妇与僧侣焚香礼佛的场景。湖南美术出版社收录的《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中，有一幅现藏于日本西大寺的“南宋说法图”，图中香兽、香盒并列安置于佛前香案之上。⑥此外，浴香汤、立香佛也是以香崇佛敬道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宋代张君房编著的道教经典《云笈七签》卷四十一《七签杂法》第一条“沐浴”，即引诸多道教经典证香汤沐浴的重要性。
不仅赵宋皇室笃信道家、礼香崇道，官绅百姓在日常生活和重大节庆时礼香拈香、崇佛敬道、祝天祈福活动也非常兴盛。集体焚香盛况空前，北宋时，东京五岳观“每岁清明日，放万姓烧香游观”。⑦相关焚香的盛况亦见于南宋史料，《梦粱录》记载：“自结制后，佛殿起楞严会，每日晨夕合寺僧行持诵经咒，燃点巨烛，焚爇大香。”⑧“五月五日天中节……杭城人不论大小之家，焚烧午香一月。”⑨《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四月八日浴佛节，东京“十大禅院，各有浴佛斋会，煎香药糖水相遗，名曰浴佛水”。⑩ （三）焚香辟邪，驱病避瘟
“香之为用，从上古矣”。{11}中国人的用香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两汉，从日常生活以香为食、以香为药，到占卜祭祀，均有用香、礼香的传统，以香物标榜高洁、驱秽洁灵更是历代文人骚客的文化诉求。商周时期，先民们对香料和香药的功用已有初步的认识，意识到香料既能净化空气、带来令人愉悦的感官享受，又能驱蚊辟邪、清洁身体，具有药用和精神寄托的双重功能。我们在《诗经》和《离骚》中可以见到有很多诗句描述了各类香草、香花。最典型的范例即是屈原的诗作《离骚》，以华丽的辞藻铺陈数十余种香草、香花隐喻自身高洁自守、矢志爱国的高尚情操。这一时期的香料种类单一，人们凭借着对大自然的粗浅认识，主要“以芸为香，以兰为芬，以郁鬯为裸，以脂萧为焚，以椒为涂，以蕙为薰”。{12}
逮至秦汉以迄隋唐，时人对香料香药的使用程度更加深广。在两宋之际，人们对于熏焚香料的使用范围和功能有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理解。《海药本草》《列仙传》《南州记》等文献当中，均有记载大秦国“降真香”有“焚香辟邪”的功效：“主天行时气，宅舍怪异，并烧之有验……烧之感引鹤降，醮星辰，烧此香甚为第一。度箓烧之，功力极验。小儿带之能辟邪气。”{13}
宋人常在高堂静室、幽庭深院、佛堂道观放置香炉，或是随身佩香毬、香囊、香玉，除前文所列焚香以怡情养性的精神效用和崇佛敬道的宗教功能之外，在香料选取、香方制作、香药配比方面的知识技术不断精进，制作出很多流传后世的香方、香药和香食，在颐养身心之外另求治病驱瘟、健身养性。例如，“香茶”和合二物，以上等细茶配以片脑、沉香、檀香、麝香、甘草制成茶饼，或以高茶配龙脑、麝香、白豆蔻等再于石上杵干，成为当时的著名香药。宋代医药著作《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伤寒总病论》，以及宋徽宗敕编《圣济总录》当中，均有记载大量香药配方、使用方法和功能效用的内容。正如美国学者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所指出的：“中世纪的远东，对于药品、食物、香料以及焚香等物品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换句话说，滋补身体之物与怡养精神之物之间，魅惑情人之物与祭飨神灵之物之间都没有明确的区别。”①
西汉凿通西域，域外香料得以经丝绸之路运往中土，但汉代陆路寻香之途遥远艰险，香料是异常贵重之物，汉晋时期还只供极少皇室、显宦、高僧在重大场合使用，既象征着显赫身份和社会财力，也在佛家典籍中暗含着某种神圣意义。《高僧传》曾记载一则魏晋高僧佛图澄遣弟子西行求香的轶事：“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余弟子曰：‘掌中见买香弟子，在某处初被劫垂死。’因烧香呪愿，遥护救之。弟子后还云：‘……忽闻香气，贼无故自惊。’”②
汉代以后，丝绸之路贯通东西，陆上丝路连接南亚、中亚、西亚、欧洲等地，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东南亚、南亚以及阿拉伯半岛，丝路贸易的昌盛使得通过海路和陆路运送而来的域外香料在种类和数量上日渐增多，奠定了香料使用和推广的物质基础。用香人群、用香数量在丝路贸易开通后的几百年間经历了一个由皇室至贵族再至民间、由少及广的漫长发展历史，域外香料与本土香料不断融合，域外用香文化习俗与汉文化中的香料使用范式也在发生碰撞和交融。在这一漫长的普及历史中，用香雅趣和礼香文化在晋唐时期日渐丰富，逮至宋朝，焚香用香之俗达到前所未有的繁盛，熏香用香雅事成为上达皇室显宦，下至文人士绅日常生活和重大节庆的重要活动内容，香料的使用已完全渗透到宋人庙堂、家居、出行、敬神礼佛、食物、医药的各个方面。可以说，宋代丝绸之路和高度发达的丝路贸易推动了宋人用香习俗的鼎盛，而宋时对香料的大量需求同样刺激了丝路经济的再度发展和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互通，香事发展与丝路繁荣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
丝路贸易的发达为宋代输入大量精良的异域香料。在两宋时期，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均有显著提高。宋代香料贸易是丝绸之路上贸易往还和文化交流的重中之重，宋人以精美的瓷器和丝织品销往海外，再用海船满载各种香药而归，这一时期通过海陆丝绸之路贩运来的香料数量和质量较之前代都有显著提高。其中香料的主要贸易通道南海丝绸之路更被喻称为“香瓷之路”。1974年，福建考古文物工作者在泉州湾港内发现一艘满载香料木和香药远洋回国的木造宋代商船（图10），从船舱中清理出土的遗存有香料木、胡椒、槟榔、乳香、龙涎等，香料木包括降真香、檀香、沉香等多种，成捆成捆的堆积在船舱中，总重量达4700多斤（参见表1）。③
有宋一朝，香料的进口数量不断增加。史料载天禧末年诸州上供“香药珠宝三十七万五千斤”。④至熙宁年间，仅广州市舶司购买并纲运至京师的乳香就达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宋会要辑稿》载：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从占城朝贡的商品中，香料包括沉香在内多达十三种，其中仅乌里香就多达“五五零二零斤”。①据宋代洪刍《香谱》和赵汝适《诸蕃志》等资料记载，当时进口的香料达一百多种，其中常见的有乳香、龙涎香、龙脑香、沉香、檀香、白檀香、丁香、苏合香、麝香、木香、茴香、藿香等数十种。香料的大宗进口，直到元代仍不衰竭。
丝路贸易尤其是香料贸易为宋廷带来巨额税收并极大促进了宋代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得到了两宋朝廷的大力推广。宋代的香料贸易分为官方贸易和民间买卖，官方贸易是朝廷对某些香料的垄断经营，而促兴民间买卖则是获取高额税收的重要途径，宋政府对香料贸易经历了从垄断经营到“听市于民”的转变。据《宋史·食货志》载：“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两浙、泉州，非出于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其后乃诏：自今惟……玛瑙、乳香禁榷外，他药官市之余，听市于民。”②有宋一朝，茶、铁、矾和香料经济的收入为宋廷收入之前四位：“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焉。”③可见两宋朝廷趁着这股“焚香之热”，从海外香料贸易中获取了巨大盈利。
不仅宋廷将香料贸易视为财政重要来源之一，民间亦有相当数量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从事转运香料、制作香方、打造香具、贩卖香物的相关商业活动。宋代作品如《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各式方法反映了宋代香料贸易的兴盛繁华，香事繁荣极大地促进了宋代民间商贸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同时带来的礼香文化与本土宗教用香仪轨相融合，是促进香事繁荣的又一动因。佛教、景教、摩尼教在唐宋时期流行于华夏大地，其中东传入中土的佛家重香思想影响最为深远。香在佛教教义和佛家典故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焚香用香更是作为佛家仪式自汉传入中土而历代不衰，在《高僧传》等典籍中，有诸多佛教僧人烧香的记载，如“（石勒）召（佛图澄）问曰：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服。”④“澄坐绳床，烧安息香，呪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⑤
道教等本土宗教对用香礼香的重视和运用也极大促进了香事在宋代的发展。香料、香具的使用已成为宋代道教仪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道教经典汇编《云笈七签》记载：“凡修斋主虔诚，斋官整肃。至如香灯不备，亦曰疏遗。启圣祈真，莫先于此。香贵在沉水旃檀，依上清香珠丸合和，不得用甲麝。招真致灵，务存精志。如寒栖学真道士修斋，单贫不可致者，亦宜以少为信，无令顿阙。若纯以乳头，非道家所用也。”⑥道家认为熏香焚香时香烟飞升，既可以使世人的愿望上达天听，也能使上天之意借以传达：“香者，天真用兹以通感，地祗缘斯以达信，非论斋洁，祈念存思，必烧香左右，侍香金童，必为招真达意。”⑦
两宋统治者大力推崇佛、道二教和熏香雅事，通过佛道二家圆融汇通并深入影响民众生活，与之相关的宗教思想和礼香教仪也与民俗文化、市井生活相互借鉴而走向通俗化和世俗化，在拈香燃香中礼佛敬道、祭天伺神成为两宋士民祈福纳吉、盼求美好生活的一份精神寄托。而焚香用香时，香料对人體带来的嗅觉和视觉的双重冲击，使人在身体、心灵和精神感官中仿佛与尘俗世界相去益远。
唐代正式进入中土的外来教派景教在传播过程中，得到了唐朝皇室的支持而迅速扩大。根据现存的唐建中二年（781年）波斯传教士景净撰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景教在中原的传播过程中，同样提倡使用焚香用香：“香以报功，仁以作施”，①并记载了“代宗文武皇帝，恢张圣运，从事无为。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②摩尼教又被称为明教，两宋时期主要在福建传播，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闽中有习左道者，谓之明教。……烧必乳香，食必红蕈，故二物皆翔贵。”③宋代景教和摩尼教的影响力虽不如佛道二家，但也是两宋香事繁荣一股不可忽视的外在推动力。
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外来香料和医药文化与中国传统医学以植物入药的治病方式相结合，发展出诸多治病养身的各类香药香方。以香为药的传统由来已久。伴随着唐宋医学发展、对药物（香料）、药方（香方）认识更加深入，香料被广泛运用于治病、醒神、强身，既满足民众的日常需求而在社会上高度普及，亦迎合宋代统治阶层和文人士绅追求精神高洁雅致、身体清健舒朗的品位追求。
在宋代的香事专著和医药典籍中，详细记载宋人常用的香料名称、药用药性和香方工艺。例如，在宋代香事的集大成之作洪刍《香谱》和陈敬《陈氏香谱》中，详细介绍了龙脑香、婆律香、沉水香等数百种香料、印香、香方的产地、来源、形色、制作工艺、药用价值，其中2/3的香料是通过域外传播而来。宋代医药著作除了《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伤寒总病论》，以及宋徽宗敕编《圣济总录》当中大量记载香药配方、使用方法和功能效用的内容外，在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寇宗奭《本草衍义》等书中，还详细记载了沉香、丁香、乳香、龙脑香等的药理药性和使用方法，不仅在日常生活处用于通经健体、“去恶气”、明目清心，还被用于医治伤筋动骨和妇科疾病等。宋代医药著作不仅新增大量外来香药药性药理，并对前代香药的使用方式进行改良，在汇总整理前代香药香方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宋人新自研制的新方、新药。
由于对香药的药性药理理解更为深入，以香入药、香药入食、以香入茶已成为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除前文所述香茶外，还有《游宦纪闻》中记载的“香药饼”、《梦粱录》中记载的“香药木瓜”、《岭外代答》中记载的“香药槟榔”等食物在两宋时期已较为普及。
爱香、礼香的文化历经千年发展，最终在宋代达到鼎盛，这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宋代制作、贩卖、使用香料的主要人群已经从过去局限于皇室贵族，扩展为掌握知识、经济力量的地方精英乃至普通的乡绅士民。这样庞大而广泛的社会群体对香料的集体需求和多方面的利用，其隐含于后的历史背景值得深入探讨。本文认为，这既与宋代社会生活的精细化、文人化有密切的联系，也与宋代丝路贸易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方面，巨大的社会需求、财政税收和商贸利益激励着丝路香料贸易的兴盛繁华;而另一方面，通过丝绸之路贩运而来的数量惊人的香料，以及与之相关的熏香文化与本土文化汇融和合，又促进了两宋香事的进一步发展。考古发现的大量相关遗存和文献记载相互补充，正是这一时代风尚的真实缩影和历史见证。
【作者简介】霍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唐考古、西藏考古研究。
何沁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考古学。
【责任编辑：王湉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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