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教育史研究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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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国军
摘 要：高福顺教授新著《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以“教育”“辽代社会”两个关键词为主线，在系统探讨辽代教育的基础上，进而讨论教育与辽代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全书除“导论”外，共有七章，外加三篇附录。该书视角新颖、引用广博、完整周密，无论是选题还是内容撰述，堪称近年来辽史研究最前沿的研究论著。
关键词：辽代;教育;社会;互动
2019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高福顺教授所著《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该书是近年来关于辽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捧读之后，获益良多，故撰写此文，愿将此书介绍给学界同仁，以期推动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对全书内容的介绍
本书是作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辽朝教育及其社会影响研究”的结项成果，作者以“教育”“辽代社会”两个关键词为主线，在探讨辽代教育的基础上，进而讨论教育与辽代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正式探讨辽代教育之前，作者在“导论”中，阐述教育与辽代社会互动研究的重要性、学术史回顾、史料运用，以及研究方法与思路。
正文除“导论”外，共有七章，外加三篇附录。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辽代的文教政策及其发展演变”。从辽代文教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辽代文教政策的基本内容、辽代教育的发展演变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指出随着契丹文字的创制，以及辽代帝王、官僚贵族，甚至是普通百姓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崇尚，儒家思想观念深入人心。辽统治者还把儒家思想作为统治辽代社会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准则，这为辽代“尊孔崇儒”文教政策的创立、发展、演变创造了良好的氛围[1]27。将辽代文教政策的基本内容归纳为辽代“尊孔崇儒”、三教并行政策的施行，辽代设置教育管理机构，辽代收求中原儒家典籍，辽代实行科举制度，辽代统治者擢用汉族士人，辽代统治者促进汉契民族文化交流六个方面[1]27—35。划定辽太祖、太宗、世宗、穆宗四朝为辽代教育的创立期，景宗、圣宗、兴宗三朝为辽代教育的发展期，道宗、天祚帝两朝为辽代教育的兴盛期[1]36—44。
第二部分，辽代教育的具体研究，包括官学教育、私学教育、儒学教育等方面。官学教育方面，作者将辽代官学教育划分为中央官学与地方府州县学两个类型，并就礼部、国子监在辽代官学教育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探讨。私学教育方面，作者将辽代私学教育界定为不由辽代官府主持，且不纳入辽代学校制度之内的教学活动。在对“私学教育”全新界定的基础上，作者对辽代私学教育活动的诸阶段进行探讨，不仅包括以识字、写字为主的蒙养教育阶段，还包括以经史教育为主的私学教育阶段。探讨辽代私学教育的形式，不仅包括蒙馆教育、私塾教育，还包括家学教育等[1]122。儒学教育方面，作者详细探讨了以社会教化为核心的儒学教育，关注的重点为以儒家思想实践为核心的儒学教育。包括辽代君臣中、军队中的儒学教育，以及以忠君观念、孝道观念为代表的辽代行为规范教育等方面。
此外，作者还探讨了以佛学教育、道学教育为代表的辽代宗教教育，以医学教育、天文历法教育为代表的科技教育，以及皇族教育、女性教育、尚武骑射教育等教育内容形成的历史背景、运行机制、社会意义及其影响。
第三部分，“遼代教育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局限性”。作者指出，辽代教育具有使习经读史成为社会生活时尚、促使中国北疆游牧民族的儒家思想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促使中国北疆北方游牧民族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认同、加速汉契一体的民族大融合的实现等积极意义。同时，辽代教育也具有地域发展不平衡、发展相对滞后等历史局限。
二、特色与创新性分析
介绍该书内容之后，就笔者识见所及，下面对高福顺教授《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的特色与创新性试做评述。
首先，选题新颖，承前启后。高福顺教授《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堪称海内外学界从“教育”与“辽代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研究辽史的最新前沿著作。张志勇在总结近三十年辽代教育研究时指出，辽代教育研究存在“研究内容还不够全面、细致、深入”，“教育和科举区分不明显”，“社会教育、专业教育、家庭教育、寺院教育等方面欠缺”等问题[2]344。从海内外学界现有研究来看，从“教育”与“辽代社会”互动的视角审视辽朝历史的论著更不多见，现在似乎只知道有黄凤岐《论辽朝的教育与科举》[3]91-96、顾宏义《辽代儒学传播与教育的发展》[4]89-95、李文泽《辽代的官方教育与科举制度研究》[5]60-64、曹显征《辽代的孝道教育》《辽代的忠君教育》、①周俊兵《试述辽代之医学教育》[6]24-25马志强《略论辽代西京的文化教育》[7]146-148、朱蕾等《辽朝时期阜新地区的教育状况研究》[8]90-94、109等。足见迄今为止学界对辽代“教育”相关问题及其与“社会”互动关系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
高福顺教授经过近二十年的潜心研究，基本解决了上述辽代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高福顺教授在辽朝教育的发展演变[9]118-120、辽代五京官学教育、②私学教育[10]137-144、蒙养教育[11]62-66、女性教育[12]1-10、医学教育③、佛学教育[13]1-8、道学教育[14]149-157等问题上，皆有着扎实的研究，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基本理清了辽朝教育中的社会教育、专业教育、家庭教育、宗教教育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如上所述，《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是高福顺教授对多年来研究成果汇总、修订、补充的集大成之作，有着清晰醒目的题目，且全文紧扣主题展开。《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与高福顺教授的博士论文《辽朝科举制度研究》[15]，以及在此之上完善出版的《科举与辽代社会》一书[16]，互为补充，将辽朝科举与教育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通过详实的研究，展示给学界，使相关问题步入新的研究阶段。
其次，系统深入，新论频出。《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最大的亮点在于，作者系统梳理了辽代教育中的所有相关问题，包括官学教育、私学教育、儒学教育、宗教教育、科技教育、皇族教育、女性教育、尚武骑射教育等方面，系统研究每个教育模式的形成背景、教育途径、社会意义及其影响，其中教育途径研究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方面。 在研究辽代私学教育时，作者将辽代私学教育划分为初级与高级两个阶段。初级阶段为蒙养教育，分为家学教育与蒙馆教育两种形式。高级阶段包括以家庭为背景的家学教育、以庠校为依托的私塾教育、以私人组织为核心的讲学教育、以学者个人为主体的自学教育四种类型[1]126、137。
在研究辽代儒学教育时，作者指出，辽代统治者通过神话故事、举行仪式、强调君权神授、劝诫恪守、诏令谕教、奖励惩戒、忠君报国等多种教育方式大力提倡和广泛宣传儒家思想观念中的忠君观念与行为规范;通过诏令、崇老敬老、奖励机制、言行、教化机制、刻石壁画等方式来提倡和宣传儒家孝道观念[1]193-205、218-225。
在研究辽代宗教教育时，作者指出，辽代佛学教育的主要途径包括以寺院教育的方式传授佛学、以佛学大师大德侍讲方式讲授佛学、以设置宗教邑社的方式普及佛学教育、以居家修佛方式接受佛学教育等。辽代道学教育的主要途径包括以道观教育的方式讲授道学、以道学法师侍讲、陪读方式传授道学、以民间活动方式传授道学等[1]257-282、304-310。
在研究辽代科技教育时，作者指出，辽代医学教育的主要途径包括以私学教育的方式传授医学与通过对外交流方式接受医学教育两个方面，辽代天文历法教育的主要途径除私学教育传授与对外交流引入外，还包括著书立说普及天文历法知识教育等方式[1]328-330、340-345。
在研究辽代皇族教育时，作者指出辽代皇族教育的运行模式包括设置惕隐官职、设置帝王侍读学士、设置太子伴读之官、设置王傅府和诸王文学馆等[1]369-376。
在研究辽代尚武骑射教育的运行机制时，作者指出包括辽代皇帝四时捺钵的射猎教育、辽代仪式活动中的射柳教育、辽代的击鞠教育、辽代各种集会的角抵教育、辽代将士的四时讲武教育等[1]397-428。
除系统梳理外，《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在个案研究等细节上亦新意连连、新论频出。如作者在研究辽朝国子监相关问题时，通过详细钩沉上京国子监与中京国子监的设置过程，指出二者不应同时存在[1]57。
再次，自成体系，理论升华。本书是作者对“辽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的历史定位”思考的一个方面。作者指出：
南京学是五京学的教育核心，成为南京地区的教育中心的同时，也承担着把儒家思想文化教育向中国北疆游牧地区传播与普及的任务。东京学在原有儒家思想文化教育的基础上，向边疆地区传播。西京学、中京学作为联结南京学和上京学的桥梁，为儒家思想文化向中国北疆游牧地区的传播与普及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上京学是中国首次在北疆游牧地区设立国家级的最高学府，为北疆游牧民族认同儒家思想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1]115。
作者提出，辽朝在中国北疆民族地区设置地方官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辽朝统辖中国北疆民族区域之前，类如辽朝大规模地向北疆民族区域传播儒家思想与文化是绝无仅有的。辽朝在中国北疆民族对儒家思想与文化的崇尚与普及的过程中发挥了空前重要的作用[17]115-122。
不仅如此，《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既注重辽代教育的继承性，又强调辽代教育的创造性与独特性。如作者指出，辽代官学教育在继承唐朝官学教育的基础上又形成自身的鲜明特色。五京學的创立，正是辽代官学教育的创举[1]115。同时《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注重动态、联系的考察辽代教育体系。作者探讨了辽代官学与私学教育之间的关系，辽代官学、私学与儒学教育之间的关系等。
最后，引用广博，精耕细作。高福顺教授在《困厄与挑战：当下辽史研究的方法论刍议》中曾经指出：“对于辽史的研究，迄今却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究其原因，除受正统观念的桎梏外，主要还是史料的匮乏。这种情况下，当下研究辽史的学者应遵循穷尽史料、精耕细作的方式，这也是目前史学研究的基本动力与价值取向。”高福顺教授指出，“考量‘穷尽史料’之路径，应在文献资料、碑刻资料、宋人笔记、后世研究上下功夫”，“在‘穷尽史料’后，研究辽史的学者就应要立足于史料所透视出的历史信息，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方法，创造新理论。”[18]11-12
《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正是高福顺教授贯彻其“穷尽史料”“精耕细作”辽史研究方法论的力作。笔者统计书后所列“参考文献”，除去学者们常常引用的正史二十四史外，作者还列有中朝韩现存其他史书，包括政书、地志、文集、笔记、行程录、石刻墓志等约70余种。除去原始史料外，作者还引用中日韩学界研究成果，在有效支撑作者论点的同时，也提升了本书的国际化学术视野。书中引用论著约247种，基本囊括了中日韩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采用如此多的史料和多种文字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作者对相关问题研究深度的精准把握，而且使作者掌握了最新的研究动态，站在已有研究的最前沿，有利于得出相关结论。《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以辽代教育与社会的互动为切入点，以将近38万字专门阐述辽代官学教育、私学教育、儒学教育、宗教教育、科技教育、皇族教育、女性教育、尚武骑射教育与社会生活诸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几乎穷尽辽代教育领域的所有问题，可谓是当前最为系统、全方位研究辽代教育之力作。可以说，高福顺教授完全贯彻了其提出的在“穷尽史料”的基础上由“拓荒粗放”走向“精耕细作”的辽史研究方法论，将辽史研究向前推进。
三、相关延展性评论
高福顺教授在书中反复提到，节度使州无一州设置州学[1]77、84、89、106、113、358-360。实际上，辽代节镇中存在州学。近年来，陈俊达提出辽代“节镇体制”概念，指出辽代节镇除本州（治州）外，亦下辖支州（属州）。节度使通过带本州刺史衔管理本州，同时加观察使衔统领支州[19]67。唐朝随着节度使制度的确立，特别是在节度使兼任观察使及其治州刺史后，一州之中，便出现了节度观察使属官机构和州刺史属官机构并存的状况。为了加以区别，节度观察使的属官衙门被称为“使院”，州刺史下属的衙门被称为“州院”[20]171-172。辽代节度使同样兼任观察使与治州刺史，元代史臣修史时，由于不了解辽代节度使兼观察使与治州刺史的情况，故在《辽史·百官志》中只列举部分节度使僚佐，而对节度使兼任的观察使与治州刺史下的僚佐付诸阙如，④从而造成一种辽代节镇内部似乎不存在州学（官学）的错觉。 辽代节镇内部存在州学在史料中亦有所体现，重熙十三年（1044）《沈阳塔湾无垢净光舍利塔石函记》中有“前川州官学李定方”的题名便是明证[21]352。此外，统和二十六年（1008）《常遵化墓志》载，应历十年（960），常遵化担任“霸州文学参军”[22]127。霸州彰武军，是时尚未升为兴中府。据《新唐书·百官志四下》载，唐制，上州有“文学一人，从八品下”[23]1317。又载“武德初，置经学博士、助教、学生。德宗即位，改博士曰文学”[23]1314。知文学即博士，辽朝在节镇中设置官学，由文学（参军）负责教授官学课程。
总之，高福顺教授的《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在研究理路与范式上具有极强的示范意义，必将促使更多的学界同仁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去审视辽史相关问题。高福顺教授提出的关于辽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定位问题的新思考，以及“穷尽史料”、“精耕细作”等辽史研究方法论，也应当会成为突破当前辽史研究瓶颈的有效手段之一。最后，我们期待作者进一步完善已有的理论体系，发掘新的研究课题，为辽史学界再立新功。
注 释：
①参见曹显征：《辽代的孝道教育》，《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54—58页;曹显征：《辽代的忠君教育》，《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52—60页。
②详见高福顺：《辽代上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2期，第87—96页;高福顺：《辽朝西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6期，第84—90页;高福顺：《辽朝南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期，第122—125页;桑秋杰、高福顺：《辽朝东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92—96页;高福顺：《辽朝中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5期，第120—125页。
③参见丛文丽、高福顺：《辽朝医学教育在契丹社会发展原因的探讨》，《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2010年第11期，第1744—1746页;丛文丽、高福顺：《辽朝医学教育述论》，《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2010年第12期，第1894—1896页。
④陈俊达、杨军：《辽代节镇体制与地方监察》，《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第148—150页;陈俊达：《辽朝节镇体制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99—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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