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高等教育市场发展的新趋势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侯定凯

　　摘要：过去十多年，高等教育全球化市场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跨境分校在世界范围的迅速扩张。为了提高国际声望、探寻新的高等教育市场，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纷纷在其他国家建立跨境分校。本文首先简要描述了跨境分校在国际范围的发展现状和基本特征，然后分析了这类办学机构遇到的来自办学理念、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挑战。最后结合在华跨境分校的办学经验和问题，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完善我国跨境分校未来发展的政策议题。
　　关键词：跨境分校；高等教育市场；挑战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2)02－0061－05
　　近些年，学者、决策者和大众媒体纷纷关注跨境分校(branch eampuses)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异军突起。欧洲、澳洲、北美洲的一些高校发现，他们可以通过建立海外分校，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提高自身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和竞争力。而一些新兴的经济体也越来越主动地向发达国家的一流高校发出在本土建立分校的邀请，希望通过吸引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资源，提升本国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进而改善国家的软实力。虽然学术界对跨境分校有诸多质疑和批评，但这类办学机构的发展势头未见减弱。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新型的办学模式，我们对这些机构的发展现状还缺乏系统的考察，跨境分校的性质和办学理念有待拓展，其办学规范还未成熟，其产生的学术和社会影响也有待评估。
　　一、跨境分校的趋势和特征
　　学术界目前对于“跨境分校”并没有统一的定义。根据美国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的界定，跨境分校指那些办学地点在国外、颁发主校区所在国文凭的大学。它不包括那些双学位课程(dual-degree programs)、仅服务于祖国学生的海外学校、学位特许(degree franchising)等情形。英国学者贝克尔(Rosa Becker)则认为，跨境分校是一种离岸(off-shore)办学机构，它或由一国高校独立举办，或以该校名义、通过与离岸办学机构所在国某个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而办学，学生通过全部课程后，被授予外国大学的学位。
　　从经费来源看，这些办学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母体大学出全资建立的分校；第二类是由分校所在地政府或公司提供经费；第三类是免费或租赁使用由当地公司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其中，后两类是目前跨境分校的主导模式。据英国研究机构“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The Observatory of Boundless Higher Education)的统计，2000年全世界只有24所跨境分校，2006年上升到82所，到了2009年，这一数字达到162所(其中约一半为美国高校开设)(截止到2009年，各国跨境分校的分布情况见表1)；而到了2011年，跨境分校数量达到200所；预期到2012年或2013年，又将有37所分校“开张”。除欧洲国家外，近十年来，中东、中国、新加坡、日本等地区和国家成为跨境分校的“热门”目的地。其他各大洲的国家也分布有数量不等的跨境分校。
　　
　　虽然绝大多数跨境分校为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开设，但近些年，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互设跨境分校的趋势日益显著。一些国家既是分校的进口国，同时也是出口国。亚洲国家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持续增长，使得该地区成为跨境分校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高等教育办学资源国际流动方向的多元化，预示着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跨境分校市场的出现。
　　境外分校的异军突起，缘于国家、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格局，它可以被理解为各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市场竞争的一种策略，是高等教育资源全球性流动和全球化高等教育市场发展的新表征。目前，跨境分校在办学方向、功能和运作方面呈现一些新趋势：
　　1、教学型分校虽然占据主导，但是科研职能和研究生教育正逐渐受到重视。课程设置也从早期的商科、管理、金融、信息技术等职业导向鲜明的内容，发展到更加多样化的课程体系，同时开发了与地方需求相关的特色课程。
　　2、跨境分校成为“进口国”建设“教育枢纽”(education hub)、提升本国高等教育地位的一部分。
　　3、跨境分校的合作双方在利益协调、质量保证、学术自由等方面的文化冲突时有凸显。
　　4、跨境分校开始融入当地社会环境，包括招收本地学生、适应当地法规、服务当地社会发展等。
　　5、跨境分校项目的推动力量日益多元化。跨境分校的初始推动力是西方大学出于应对政府拨款减少的需要，这些大学希望通过在海外招收更多的国际学生增加学费收入。如今这一因素依然存在(特别是对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大学而言)。而对于北美的一些名校而言，拓展海外分校市场是它们提升本校国际地位和发展学生国际化素养的需要。同时，分校引进国家的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也日益成为这类学校发展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另外，我们注意到，教育资源进出口双方办学动机方面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从办学“出口方”看，它们通常强调分校与母体院校的直接隶属关系――“分校”就是母体院校在海外的分部。有的“出口”院校重在获取经济回报，有些旨在提高母体院校的知名度，还有一些则为凸显母体学校的国际化特色。比如，纽约大学希望通过开设更多的海外分校建立一个“全球网络化大学”，让本校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而不仅是纽约“城市的一部分”。而从分校“进口方”看，它们通常强调这类项目的合作办学的属性，强调这类办学机构对本国教育和社会发展的意义。这些国家希望通过与国外知名院校的深度合作，提升本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和办学多元化水平，成为地区性的高等教育中心。
　　中东、东亚等地区分校的师资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母体院校或其他国际渠道，这些国家的跨境分校项目通常得到所在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跨境分校并非基于一定的院校集团或某一地区的教育制度协调机制，它是国际高等教育更深层次的合作途径。但即便如此，分校建立的根本目的依然是基于院校个体和国家竞争的需要，跨境分校的兴起并未改变大学与民族国家传统的依存关系。
　　从满足学生教育需求的角度看，跨境分校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特别是在本国高等教育系统无法充分保证入学机会的背景下，或者对于无力承担出国留学成本的学生而言，本国的跨境分校不失为一个选择。在阿拉伯海湾地区，海外分校已经提供了约3万个求学机会；新加坡政府提出，到2015年本国的国际学生数要达到15万人，而建立跨境分校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随着国内分校数量的增加，这类机构彼此之间的竞争在加剧，作为竞争策略，它们提供的教学和学生服务设施也在不断完善。
　　二、国际上跨境分校发展面临的挑战
　　跨境分校的发展遵循了一个商业全球扩张的逻辑：在一定条件下，作为一种产品的高等教育，可以复制到不同文化和制度中。这如同麦当劳餐饮服务的商

业模式：只要菜谱相同，世界各地的麦当劳汉堡的味道就如出一辙；同样，只要分校的母体大学的课程保持不变，那么学位的质量在世界各地是等价的。至于教学设施和师资则可地方化，就如同麦当劳快餐的食材和厨师可以来自本地一样。
　　必须看到，跨境分校的“麦当劳”逻辑，可能在学术世界遭遇困境。商业模式毕竟不同于教育模式，后者对于文化和制度的差异性更加敏感，其管理更加难以遵循普遍适用的量化指标。为此，我们需要对跨境分校一系列基本的办学理念进行反思：学生要获得一所大学的文凭，就必须接受相同大学的教师的训练吗?学生要获得一所大学的文凭，必须使用相同的课程体系和教学语言吗?如何将一种长期形成的学术和校园文化移植到另一个国度?一所靠科研成就和教学质量共同打造起来的一流大学，是否必然能在另外一所远在海外且以教学为主的大学里实现教育卓越呢?
　　尽管跨境分校对于教育输出国和输入国都有较大的吸引力，但制度的滞后和缺失，让这类办学机构潜伏了管理、文化和教育质量方面的危机，也招致了人们对其对本地社会影响的批评。有人认为，跨境分校是一种“学术帝国主义”，因为这类学校的进驻，可能让本地政府降低确保高等教育服务于国家建设和公共利益的控制力。国际分校的建立也可能加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平等现象，因为这类学校的收费通常较高，容易强化一个更加不平等的高等教育制度。
　　有关合作方对国际高等教育市场分析的不充分，导致跨境分校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充满了危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跨境分校纷纷建立，但其中有些经营惨淡，有些则已关闭。生源不足和经费支持乏力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各国跨境分校的办学经验及其遇到的问题和原因各不相同，但这类学校对于环境的敏感性是相似的。
　　近些年，美国一些高校海外分校遭遇的困境值得我们关注：密歇根州立大学和乔治一梅森大学的中东地区分校曾高调亮相，最后却以闭门告终；萨福克大学(Suffolk University)发现在塞内加尔的办学成本太高，还不如将当地学生直接带到波士顿，于是关闭了那里的一所分校；因为阿联酋对以色列的政策饱受批评，康涅狄格大学放弃了在迪拜开分校的计划。像杜克、耶鲁和纽约大学这样的精英学校在推行海外分校计划时，也遇到了本土教师不同程度的抵制，他们对分校的财政、教育质量和学术自由等问题不无担忧。
　　尽管跨境分校发展势头迅猛，“泡沫”、“不可持续”、“空壳”等却是很多学者用来描述这类机构的词汇。概括而言，当前国际上跨境分校面临的挑战包括：
　　1、生源市场的不确定性与一般院校相比，跨境分校有其特殊的生源市场定位――在举办国，就是针对那些有留学愿望却难以马上如愿的学生群体。这一群体的数量并不稳定，他们对于跨境分校的认同度主要取决于这类学校的教育质量、制度、文化等要素能否与母体院校实现“无缝对接”，当然包括学费在内的各种成本也是他们需要考虑的。因此，跨境分校特别需要研究并确立生源市场――特别是在跨境分校数量不断增加、彼此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
　　2、师资队伍的不稳定性对于那些主要依赖海外师资的分校来说，如何拥有一支质量和数量均稳定的专职教学、科研和行政人员队伍，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例如，对于那些来自母体学校、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教师来说，显然难以“单枪匹马”在海外分校长期开展研究，而是否从事高水平的科研活动是办学质量能否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
　　3、合作双方的不同动机和利益兼顾选择“国内留学”的学生期待分校能忠实地复制母体大学的办学环境和质量；分校的“出口方”更关心母体院校制度在分校的连续性和管理成本控制问题；分校的“进口方”更关心项目的社会辐射效应，而且“进口方”的主体可能包括当地大学、地方政府、赞助机构等。跨境分校有关主体的利益差异纷呈，会引起跨境分校发展方向的诸多变数。
　　4、学术管理制度的矛盾协调跨境分校的学术管理涉及母体院校对分校办学环境(包括基础教育、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的适应，对来自母体院校学术社区反响的回应，还需要考虑与接受国家学术制度的相互适应问题。这些矛盾关系不可能在合作双方的初始协议中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它是一个需要合作双方(包括政府部门、大学领导、学术人员)持续扩大认知和相互协调的过程。
　　三、在华跨境分校：现状、问题及政策建议
　　作为集聚了经济快速增长和高等教育需求持续旺盛双重优势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无疑是国际上跨境分校发展潜力最大的市场之一。在华跨境分校的发展，既有国际上跨境分校发展相似的特点，也有自己独特的处境和问题。
　　目前，中国大陆的跨境分校集中在经济最为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个地区。已经开始办学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校园、开设本科及以上层次课程、颁发国(境)外母体大学文凭的教育机构包括：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苏州)、北师大一香港浸会联合国际学院(珠海)等。正在建设、即将开办的跨境分校包括上海纽约大学、杜克大学昆山校区等。一些正在中国大陆寻求开设分校机会的美国高校还包括：卡内基一梅隆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
　　世界顶尖大学院校纷纷在中国内地开设分校，正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道独特风景。我们可以期许这类办学机构为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深度改革带来机遇，但也必须对其发展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有充分估计。毕竟中外合作双方对于举办跨境分校都缺乏足够的经验，其市场定位也有待进一步明细化。根据“中国市场研究公司"(China Market Research Group)最近一项针对杜克大学昆山分校办学前景的调查，在被访的50位本科生中，只有10％的学生会考虑毕业后直接去该分校读研究生(该分校计划首先开办管理学的研究生课程)，主要原因是：他们担心分校的国际化程度不够高，而且分校的办学质量可能与美国的母体学校存在差距。另外，有16％的学生认为，如果有机会在美国就读两个月，他们会考虑进入这个分校；30％的学生认为，如果课程的一半时间安排在美国本土，他们会考虑就读该分校。这方面，被调查家长的态度更为明确，他们愿意每年支付4.1万美元送孩子进美国本土的知名大学读研究生，但是没有家长愿意支付同样多的钱送孩子上这样的分校。
　　目前，我国尚没有实施对国内跨境分校办学质量的系统评估，但是有些现实问题已经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其中之一是跨境分校的人才培养目标问题。有调查显示，国内已有国际分校的大多数毕业生选择了出国深造，这引发了人们对于这类学校旨在“为国外高校输送生源”的质疑。从就业角度而言，虽然这些学校毕业生在国内就业形势相对较好，但我们尚不能确定这是否得益于跨境分校的教育“附加值”，抑或这些学生的家庭文化资本――因为国际分校里的不少学生本身就来自社会的中、上阶层家庭。
　　从目前已经在中国内地开办的分校的经验看，这

些办学机构在人才培养模式、考试、学业成就、办学管理等方面，与内地大学相比显示出明显的特色。但与人们对这类大学的期望相比，尚存在一些困境：招生自主权依然没有真正落实，多元化招生需求难以满足；在新颖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下培养的本科生，毕业后难以进入国内大学就读研究生；这类学校中的国际化师资难以融入国内现有的科研项目申报系统。
　　另外，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跨境分校的规模和影响力毕竟非常有限。这类院校能否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带动境外优质教育资源与国内公、私立院校之间的良性竞争，尚有待观察。同时，这类院校参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路径也有待探索。而更为重要的是：跨境分校申请和办学过程中，政府服务职能的缺失、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等制度性障碍一直存在。例如，在学历认证上，现行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实施学历教育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由于外国高校普遍只颁发学位证书，在中国的跨境分校的毕业生，虽然获得了外国院校的学位证书，却没有学历证书。因此从法律角度看，这些学生不能获得国家的认证，在随后的就业、升学、户口安置等问题上就会陷于困境。
　　跨境分校发展的市场潜力并不能掩盖其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我国的教育决策部门需要密切关注这类机构的国际发展动态，跟踪国内国际分校的办学情况，并对如何进一步在我国推动跨境分校健康发展制订通盘的规划。在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参考国际经验和现有国内跨境分校的办学经验，全面反思并着手修订现有中外合作办学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为跨境分校提供稳定、透明的办学资质认证和质量保证等方面的制度环境。
　　2、通过完善与跨境分校特点相适应的制度设计，实现跨境分校在招生、教学制度、人才培养等方面与现有(中等和高等)教育制度和本地社会发展的更好衔接。跨境分校的建设过程，实为不同教育制度之间的对话过程，也是不同学术制度(乃至更大范围社会制度)相互协调的过程。
　　3、制订国家层面的跨境分校质量评估体系，特别关注这类院校在人才培养质量和入学机会均等方面的表现。考虑到跨境分校对于市场需求的敏感性，有关部门需要定期对生源、毕业生、师资等教育要素开展市场调查，为跨境分校的发展提供预警和决策参考。
　　4、鼓励跨境分校办学模式的多样化发展，落实国际通行的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基本原则，将跨境分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特区”来建设，以真正发挥跨境分校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鲶鱼效应”。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9/view-168759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