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道德主体的自我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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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靖
摘 要：王阳明是继陆九渊之后心学的集大成者，他以心为体，创立了与程朱理学进路不同的心学思想。用当代的哲学来看，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中“心”的含义主要为情感、意志、观念等，再将外在伦理规范内化到心中，使道德主体自我立法，表达一个道德主体的观点。王阳明以良知作为心之本体，再通过“致”的功夫使主体先天潜在的良知成为“明觉之知”，为道德法则源于主体自身建立了理论基础，“致良知”三字成为他一生学问的精髓，既涵盖了本体又包括了功夫，实现了“知”和“行”的统一，所以良知也理所应当地成了主体思想的核心。他通过心外无理（心即理）确证了这个道德主体的存在。
关键词：王阳明；道德；主体性；自我确证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041-02
王阳明是继陆九渊之后心学的集大成者，他与程朱所倡导的正统理学背道而驰，从自己的百死千难之中悟出了天理不在心外，而在心中，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将外在的天理拉回到了人心，使个体从具有普遍性规范的理的压抑下解放出来，同时也是认知方式的转变。到王阳明晚年，他以“致良知”三字概括他一生的学问，更以“孔门之正法眼藏”表示他发现此三字的喜悦，涵盖了本体与功夫、知与行的统一。用一句话概括其心学思想，即“心体在总体上便表现为非理性与理性，经验内容与先天形式，个体之维与普遍向度的交融。”在以心为本体的主导下，使王阳明的哲学始终贯穿着主体精神。
当王阳明的心学欲表达一个道德主体的概念时，他是如何来论证的呢？首先须明确一个观点，即“尽管王阳明以良知和致良知概括其学说是相对后起的事，但良知与致良知的思想却是王阳明心学中一以贯之的观念”；他先设立了一个先天理性原则——良知，但良知不是生来就显现存在的，而是一种潜在状态，再通过“致”的功夫，使先天良知成为明觉之知，这时候的良知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天理，只不过被内化在了心中，他再用“心外无理”的命题证明了道德主体是以内心良知（天理）为依据而实现自立法度的，即道德法则不存在于道德对象上，而在于自己心中。在这个意义上，道德主体便实现了自我证明。
一、良知（心之本体）——先天理性原则的确立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将程朱向外求理的路子拉回到人内心而反求诸心，将心看作是本体的存在。“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答陆原静书》，《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传习录中》，《王文成公全书》卷二）王阳明良知的观念是从孟子那里来的，《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良知是人与生俱来的，它的产生不依赖于环境、教育。但并不是说人生下来后良知便可自然地呈现出来，而是有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王阳明继承了孟子这个思想，“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全书》第39页）孟子在论证性善的时候不仅提出了良知，而且有“四端”作为支撑，王阳明亦有“见孺子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的提法，将四端都作为良知，更体现出了良知的先验性与本体性。
王阳明的良知有多方面的内涵：在心与物的关系上，良知作为心之本体，表现为意义世界的存在依据；在追求理想人格的过程中，良知是德性的本源；良知作为心之条理，表现为先天的理性原则，所以，良知的内涵在本体上表现为存在的依据，德性的本源和先天的理性原则的统一等。归结于一点，便是良知作为先天的理性原则，为主体自立法度提供了先天的保障，“又总是指向‘真吾’（个体存在）：所谓化良知为德性，即肯定了良知与个体存在的联系”，也正是这一点，使良知虽然以天理为内涵却又不同于程朱意义上的超验天理，能够成为主体所乐于接受的内心准则。
二、“致”的功夫——对先天理性的明觉
良知作为成圣的根据，是以其先天性来担保其普遍有效性的，所以，在先天性的决定下，良知也只能以潜能的方式存在，并不是道德生活中的现实形态。而从潜能走向现实生活，则需要一个“致”的过程，就像王阳明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他并非说都是现成的圣人，只是说都有成圣的可能，通过修养才能完成。王阳明所说的“致”字，是“向前推致”的意思，即孟子所说的扩充之意。王阳明说：“诚意功夫，实下手处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为尧舜’”（《传习录下》，《全集》第119-120页）人人皆可成尧舜，这是先天良知基础上潜在的可能性，唯有经过一个“致”的功夫，这种潜能才有可能得到激发成为现实中的圣人。因此，人人具有对良知的自觉意识才能自觉去发挥这种潜能。
“致”在王阳明哲学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达到先天之知与后天明觉的中介，因此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如果先天之知最初只具有本然的性质，唯有通过致知过程才能提升为明觉之知，那么，主体的学与思便成为无法跳跃的环节。王阳明正是以此为前提，对致良知的过程做了具有认识论意义的考察。”致良知的“致”包括经验活动和理性活动两个方面。“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传习录中》，《全集》第71页）见闻是人的感性认识活动，酬酢是人们的日常行为。先天的良知包含着普遍的道德法则。对这些法则的体认，在日用常行中无非是最深刻的，在亲身经历后方能产生对良知深切地认同。另外也离不开理性的思维。王阳明说：“思曰睿，睿作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思其可少乎？”理性思维对良知的认识是必不可少的，通过理性思考，对良知的体认由模糊逐渐走向明晰：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有了从感性和理性两方面的体认，对良知的认识和体认便逐渐深刻了，人们行使‘致’的功夫时便是出于意志自愿的，从而圆满地使致良知成为王阳明学说的概括和总结。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良知也是认识过程中的一部分，不可隔离它而别立个心去认识它，它是与认识过程同在的，他说：“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某体察一乎？”（《传习录中》，《全集》第46页） 所以，致良知表现为由先天的道德本原走向现实的德行，又是化本然之知为明觉之知的中介。良知先天地存在于主体之内心，使其有向着德性发展的潜能，而这个潜能的挖掘在王阳明看来只有“致”的功夫去承担，通过“致”发明本心，实有诸己。所以我们按照王阳明致良知的功夫：“是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传习录中》）由此，他要求弟子们须“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是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醒悟，便随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的功夫。”（《传习录下》）
综合以上，“陆王一系在总体上注重的是同而不是异，是一元而不是多元，良知的评判最终仍回归于横亘于天下古今的之上准则，主体的意见则相应地统一于权威化的道。”与其说陆王已在价值观念上超越了权威主义，不如说他们通过心与理的合一而使权威主义取得了内在的形式，从而更接近于自律。
三、“心外无理”（“心即理”）——道德法则源于主体自身
在朱熹哲学中，他构建了一个先验的、形而上的本体——理，理是在人物禽兽、日月星辰出现之前就存在的，理在“气”上挂搭继而产生了天地万物，再通过“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方法获得事事物物中潜在的超验之理。理在朱熹哲学中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朱子语类》卷一）理存在于天地、人物之先，没有理，也就没有天地、人物。
王阳明在其学说中所说的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伦理规范，相对于个体这种规范，首先表现为一种外在的要求。”当这种普遍的规范存在于个体之外并和个体对立时，这种外在的约束力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王阳明是通过以下三方面证明“心外无理”的合理性的。
首先，外在天理内化于心才会发挥作用。王阳明认为，在现实生活的道德践履过程中，把外在的理内化于心才会发挥作用：“心即理也……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传习录上》《全集》第2页）如果就王阳明对朱熹理学产生的质疑而言，若把理当做道德法则，按照朱子即物穷理的方法便要到外物上去求理。然而，道德法则并不存在于道德行为的对象上，孝的法则并不存在于父母身上，忠的法则也不存在于君主身上，这些效忠之理只是人的意识通过实践所赋予行为与事物的。
因此，除非放弃了普遍规范的对象性，同时将它转化为个体的内在意识，才能使道德行为接受理约束。“所谓心即理，首先便意味着个体意识与普遍之理的融合。”普遍性的规则在没有被主体认识并接受之前，总是表现出了超验的性质。当它内化为主体意识时，渗入到主体的意向、情感、信念之中，成为主体意识的内在构成要素。此时，王阳明的“心外无理”或“心即理”无疑改造了朱熹的理的对象性，放弃了理的超验性，使理内化为主体意识。
其次，王阳明承认理的内在制约性。陆九渊和王阳明把心与理融合为一，本质上是改造了理的超验性，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对理的正当性，却不容有所怀疑。从陆王的思想来看，当陆王提出心即理的命题时，便同时一并也承认了天理的内在制约性。即相当于前面所讲的良知是作为心的本体，是以先天性担保其普遍有效性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天理。由此看来，王阳明的“心即理”接近康德的自律说。“‘心外无理’说的意义在于要承认‘道德主体’和道德主体的‘自立法度’，也就是自律。
再次，“理”又是“心之条理”。“王守仁以‘理’作为‘心’之条理，‘理’便是一种观念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陆九渊在建构他的哲学逻辑结构时，还没有完全、彻底地克服朱熹的‘理’的客体实在性，从而给它的哲学带来矛盾和混乱的话，那么，王守仁则解决了陆九渊哲学的所具有的矛盾，比较彻底地接受了‘心即理’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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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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