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颍考叔为人造典型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董亭

　　摘 要：在诸多的历史人物中，颍考叔堪称封建官僚大夫的典型，是一个孝母、忠君、骁勇、有才干且勤政爱民的好官员，可以说是集多种优秀品质于一身。通过对史书的品读和大胆地推测，笔者认为颍考叔并不像后世传颂的那么完美，其光辉、典型的形象恐怕多为后人加工塑造而成。关于颍考叔其本人是否真的集“孝、仁、智、勇”于一身，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考证。尤其是关于他“纯孝”的部分，还缺少相关的事迹佐证。
　　关键词：颍考叔 郑庄公 掘地见母 纯孝
　　一、颍考叔集诸多优点于一身的典型形象
　　提到颍考叔，大多数人首先都会想到《左传》中为郑庄公提出“掘地见母”意见替其解“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之围的孝子形象。关于此段史实，《左传》（隐公十一年）有如下记载：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颍考叔，纯孝也。”此句中的“纯孝”是指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孝。关于这段话，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注曰：“不匮，纯孝也。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谓‘永锡尔类’”。可见，颍考叔赢得了这么高的评价，原因在于他不仅仅孝顺自己的母亲，而且还“施及庄公”，对庄公“感而通之”。正是因为他“永锡尔类”的做法，所以有说法将其列为了二十四孝之一。[1]
　　颍考叔“一饭不忘母”的孝行打动了庄公，他的“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建议被采纳，最终使庄公母子“为母子如初”，这种行为得到了众多后人的景仰。在他死后，庄公替他立祠，后人也多写诗悼念之。元代王恽就有一首《颍考叔祠》：
　　颍封遗庙亢高墉，窈窕丹青户牖空。
　　治道得人无国忧，孝心锡类与天通。
　　当年大隧融融乐，此日荒林凛凛风。
　　总道茅焦贾馀勇，从容难似片言功。
　　这首诗极力赞颂了颍考叔帮助郑庄公“掘地见母”的孝行，在诗人眼中这与丰功伟绩无异。诚然，能如此合理地帮君主解围，的确是大功一件。但转念一想，如果抛开孝母的内容不谈，其实这个计谋就是玩了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庄公所言“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中的“黄泉”本是指代死亡之义，颍考叔将这个词完全从字面上进行解读，用“阙地及泉”对“黄泉”的死亡之义进行了拆解，不可不谓聪明机智、富于谋略。
　　颍考叔作为一名大夫，在记载中还可以看出他具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如《左传》（隐公十一年）如下记载：
　　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叔挟辀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傅于许，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
　　暂且不说此段引文中所隐含的大臣争宠斗狠之义，单就“挟辀以走”以及后文的“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便可以看出颍考叔的骁勇善战，极富有军事才干。
　　此外，历史上还一直流传有颍考叔勤政爱民的典故，且今天的河南省登封市还有“颍水春耕”的景观。相传颍考叔很喜欢颍水春耕这个地方，就在这里建造了一处宅院。一到初春，颍大夫就开始耕种，他看到这个天然的春耕园，心情非常高兴，就情不自禁地唱起了“耕耘乐”。周围的农夫们听到颍大夫唱歌，也就跟着唱了起来。霎时间，颍水河畔歌声四起。后人为了纪念颍考叔，就把他的住宅改称为“颍考叔庙”。可见其为官是十分受百姓爱戴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颍考叔是一个孝母、忠君、骁勇、有才干且勤政爱民的好官员，可以说是集多种优秀品质于一身，堪称封建官僚大夫的典型。
　　二、颍考叔完美形象中存在的疑点
　　（一）颍考叔的悲惨结局
　　一个接近于完人的颍考叔，最终的结局却是被自己人射杀（子都自下射之，颠。）在慨叹他悲惨命运的同时，也不禁让人心生疑惑，颍考叔究竟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笔者不禁要问：对于这样的结局，颍考叔自身真的没有责任吗？他真的如同历史上流传得那么完美吗？对此，宋代苏轼也有一首《颍考叔祠》：
　　人情难强回，天性可微感。
　　世人争曲直，苦语费摇撼。
　　大夫言柯柔。暴主竟自惨。
　　荒祠傍荒冢，古隧有残坎。
　　千年惟茅焦，世也贵其胆。
　　不解此惟言，脱衣图勇敢。
　　苏轼整首诗的基调也是在赞美颍考叔的功绩，对于其悲惨的结局，苏轼的观点是“不解此惟言，脱衣图勇敢”，意思是说颍考叔作为一个将领不仅需要勇敢，还需要做人的智慧。可见，苏子认为颍考叔在为人处事上还欠妥当，所以才遭到别人的嫉妒怨恨而招来杀身之祸。
　　（二）史书中“春秋笔法”的痕迹
　　笔者认为《左传》文字的背后隐藏着其他的意思，继承并运用了孔子的“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是指文字隐晦、文笔婉转而含有褒贬意思的写作风格。史家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例如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出作者的主观看法。正如《左传》中写郑庄公之弟段的部分，“不言出奔，难之也”。史传文学要如实记录史实，过多评论不便点明。
　　1.“掘地见母”意见的接受者——郑庄公 　　我们先从“掘地见母”意见的接受者庄公这个方面来看，选文多为这段史实加上“郑伯克段于鄢”的标题。《公羊传》有云：“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庄公之弟段纵然是丧失了一个做公子和弟弟的德行，但庄公处心积虑地放纵就是一个有德行的国君应做的吗？史书中用“克”字代替“杀”字，就可以看出史家对庄公的批评之意。
　　从“郑伯克段于鄢”的事件进程来看，庄公是一个工于心计、阴险而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而且自其出生以来，与其母姜氏就不曾和睦——“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在段的计谋落败以后，关于庄公的记载为“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而这个“悔之”的“之”字究竟指代什么，我们并不明确。是后悔将姜氏置于城颍[2]并说了“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毒誓，还是对如此处置姜氏所造成的政治影响有悔意呢？
　　联系颍考叔进谏段落，后人多认为庄公是顾念亲情，思念母亲，所以后悔“置姜氏于城颍”和发了“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毒誓。但就庄公的性格及他在处理同胞弟弟段的做法上，上面的结论就有些说不通了。如果说他顾念亲情，他对自己的同胞弟弟段可曾有过手下留情，反而必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既然如此，那么他又怎么会突然对从小就没有多少好感的母亲有思念之情呢？
　　由此，笔者推断令庄公忧心的可能更多的是他这样处置姜氏，显得过于决绝，这会给自己的形象造成很多负面影响——给臣子留下太多口实，同时普通百姓也会每每评论他的大不孝行径。要想挽回自己的形象、重塑自己的威严，他就必须显现出悔恨。所以这就需要他推翻自己以前的做法，把姜氏从城颍接回来，但是还有个问题，那就是庄公曾发过的“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誓言：若贸然前去接出姜氏，那“君无戏言”不就成了一句空话，天子的颜面又将置于何地呢？
　　其实，如果庄公是真的孝顺，是一个以孝至上的人，就算是在一气之下错误地放逐了母亲并说了狠话，他又哪里顾得上所谓的“天子尊严”呢？孝乃人之天性，行孝还需要政治口实，岂不是太过于虚假了，这“孝”也太形式化了！
　　下文关于“隧而相见”之后的情景，《左传》记载：“遂为母子如初”一句，这“如初”二字极妙。“初”，就是从前，在这以前或者说从庄公出生之时，庄公和母亲姜氏的关系就不好；那么“如初”，不就是说二者还是回到了以前的母子关系，只不过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保存的流于表面的母子关系，根本不存在什么母子亲情。
　　从庄公此后伐卫、宋、许的战事中可以看出，庄公接回姜氏就是想通过所谓的“孝”来收买人心，稳定国内的政局，以达到其“攘外必先安内”的目的。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后世嬴政的迁母事件，起初放逐后又接回，与庄公如出一辙，无非是以“孝”为口实来收买人心。而此事件中唯一不同的是劝谏大臣的方式，茅焦[3]是把话敞开了说，而颍考叔则是委婉含蓄得进谏。
　　2.“掘地见母”意见的提出者——颍考叔
　　既然史书中对庄公的这一做法并不是特别赞同，那么对给庄公出主意的颍考叔又怎么会是完全赞同的呢？
　　正在庄公矛盾之际，颍考叔前来“有献于公”。庄公“赐之食”，考叔则“食舍肉”，公问其故，考叔则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这个主题刚好正中庄公假装思母的下怀，之后颍考叔就提出了“阙地及泉，隧而相见”的策略，庄公“从之”，至此庄公总算是可以“名正言顺”地接回姜氏了。这一切进展地如此顺利，不禁让人觉得有些奇怪。
　　主人公颍考叔那时的身份是“颍谷[4]封人”，是一名管理疆界的官员，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有献于公”呢？难道真的是无巧不成书吗？《左传》中后接的“闻之”二字，在笔者看来，实在是用心良苦，关键之处就在于“闻之”的“之”字指代的是什么？庄公迁母于城颍并发下“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毒誓，这件事情在当时的郑国应该是无人不知的，“之”字指代的肯定不是这件事；那么参考上面的引文，这个“之”字就应该指的是“（庄公）既而悔之”。但是问题就出在他是怎样得知庄公“悔之”的，颍考叔在边境做官，他何以得知都城的消息呢？这毕竟是庄公的家事，他不可能下一道命令征集解决办法。如果是那样，颍考叔也不必以“有献于公”作为进都城的掩饰了。可见颍考叔是时刻关注都城动静的，他的政治敏感度很高，甚至于在都城设有眼线，否则他是怎样做到在千里之外察觉圣意的呢？所以他进都城的一切举动，都是已经演练好的了，他进都城的目的也是很明确的。“有献于公”，不仅仅是要送去边境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要送去自己的主意。
　　庄公设宴招待颍考叔，考叔“食舍肉”，庄公询问他原因，他回答“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庄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颍考叔的这句“敢问何谓也？”用现在的话来说，反问地太假太过于做作。明明心理什么都知道，还偏要假惺惺地装作不知道而询问。接下来在“公语之故，且告之悔”之后，适时顺水推舟地提出了“阙地及泉，隧而相见”的计策，不可不谓聪明智慧。再进一步说，他如此地替国君考虑和计划，也算是“忠君”了。
　　然而，单从他“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的举动和“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的策略，就下结论说他“纯孝”，是否有些偏颇？除非是史书在使用反讽的手法，极言其“孝顺”只是在造势。颍考叔所做的那些举动，都只是他向庄公表达自己计谋的手段，至于他是否真的孝母就很难说了。况且史料当中其他关于其侍奉母亲的记载也比较少见，他究竟是否真的“至孝”，也不得而知。即便他真的是孝子，但这次进谏庄公也绝不是以“孝”取胜的，而是以智谋获宠的。
　　所以庄公接回姜氏的这一举动，更像是一场“作秀”——一个善解人意的大臣和想要挽回颜面的君主之间心照不宣的“苦情戏”。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去品读上文中《左传》（隐公十一年）关于颍考叔“夺车丧命”的那段引文，这里颍考叔的表现可就有点令我们大跌眼镜了： 　　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叔挟辀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傅于许，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
　　关于此段内容，明代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第七回有更加详细的叙述：
　　瑕叔盈大叫：“御人何在？为我驾车！”方欲谢恩，班中又走出一员大将，头带雉冠，绿锦抹额，身穿绯袍犀甲，口称“执旗展步，未为希罕，臣能舞之。”众人上前观看，乃大夫颍考叔也。只见考叔左手撩衣，将右手打开铁绾，从背后倒拔那旗。踊身一跳，那旗竿早拔起到手，忙将左手搭住，顺势打个转身，将右手托起。左旋右转，如长枪一般，舞得呼呼的响。那面旗卷而复舒，舒而复卷。观者尽皆骇然。庄公大喜曰：“真虎臣也！当受此车为先锋。”言犹未毕，班中又走出一员少年将军，面如傅粉，唇若涂朱，头带束发紫金冠，身穿织金绿袍，指著考叔大喝道：“你能舞旗，偏我不会舞，这车且留下！”大踏步上前。考叔见他来势凶猛，一手把著旗竿，一手挟著车辕，飞也似跑去了。那少年将军不舍，在兵器架上，掉起一柄方天画戟，随后赶出教场。将至大路，庄公使大夫公孙获传语解劝。那将军见考叔已去远，恨恨而返。曰：“此人藐视我姬姓无人，吾必杀之！”那少年将军是谁？乃是公族大夫，名唤公孙阏，字子都，乃男子中第一的美色，为郑庄公所宠。孟子云：“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正是此人。平日侍宠骄横，兼有勇力，与考叔素不相睦。当下回转教场，兀自怒气勃勃。庄公夸奖其勇曰：“二虎不得相斗，寡人自有区处。”另以车马赐公孙阏，并赐瑕叔盈。
　　为什么同是颍考叔，文章前后所列的举动却判若两人，在“搴旗夺车”这一节中，他变得简直与街头无赖无异，之前的“仁者”风范荡然无存，结果就上演了这出争夺闹剧。如果究其根源，恐怕是颍考叔内心的功利思想在作怪，想必是做了庄公的宠臣后，骄逸自负、有恃无恐，凡事想争头功，这也直接导致了他后面的悲惨结局。
　　京剧剧目《伐子都》即以此事为蓝本，写郑军凯旋之后，子都因忿恨颍考叔而趁其不备将其射杀，颍考叔魂归索取子都性命，剧中子都最终因受其冤魂所蛊癫狂而死[5]。从科学角度讲，这个结局固然不可取，但无论子都因何而死，在此剧中颍考叔与子都都注定会成为这场争名夺利闹剧的牺牲品。京剧《伐子都》是对前文“搴旗夺车”“暗箭伤人”情节的进一步发展，颍考叔在魂归后，一直在不断地控诉子都是怕他抢了头功而将其射杀的，虽然其悲惨的遭遇令人同情，但是这种控诉同时也给人一种性命可丢、功绩却不可抹杀的感觉，这也是断然不可取的。如果按此推演，即便没有子都，颍考叔若仍如此作风，恐怕日后也定会为他人所妒，这种悲惨的结局恐怕只是早晚的事。
　　三、结语
　　综前所述，笔者认为颍考叔并不像后世传颂的那么完美，其光辉、典型的形象恐怕多为后人加工塑造而成。颍考叔毕竟是庄公的宠臣，同时在接回姜氏这件事情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再加上他有一定的才华，他死后庄公感觉十分痛心，为他立祠纪念并将其树立为典型。随着历史的发展，很多真相都被淹没了。关于颍考叔本人是否真的集“孝、仁、智、勇”于一身，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考证。尤其是关于他“纯孝”的部分，还缺少相关的佐证。
　　注释：
　　[1]关于“二十四孝”有多种说法，其人选稍有出入，一种说法将颍考叔进谏郑庄公“掘地见母”代替董永“卖身葬父”，列为二十四孝之一。
　　[2]城颍，郑邑名，在今河南省临颍县西北。
　　[3]茅焦，中国战国末期齐国人。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8），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因为嫪毐与太后行淫而杀嫪毐，并将太后迁居于雍，茅焦力谏秦王应迎太后以尽孝道，因此被秦王封为上卿。
　　[4]颍谷，郑边邑，在今河南省登封市西南。
　　[5]京剧《伐子都》关于子都的死亡，除上文所述因蛊而癫狂外，还有其他版本。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单承彬.先秦两汉文学史论[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7.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王力.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
　　（董亭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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