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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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少华 李俊奎
摘 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认同性缺失是导致其实效性不高的主要原因，在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过程中认同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当下高校思想政治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性应从培育民族国家文化认同，提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培育政体制度认同，提高对法律道德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以及培育个体自我认同，提高对社会责任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三个方面入手的对策和方法。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实效性； 认同理论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6-0033-04
近些年，我国高校在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探索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一些问题：重理论轻实践或理论与实践脱节；重理论客观内容传授轻学生主体性发挥，教育效果不佳且未引起反思和改进；教育内容重知识性内容传播轻知识点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内涵挖掘；重知识传授任务完成轻学生全面素质培养；等等。
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是时代要求
“我们正站在一个重要的时代，一个骚动的时代，思想在飞跃地向前发展，超越了它过去的境界，形成新的面貌。所有过去的形象概念和把世界连在一起的纽带犹如一幅梦画般正在分崩离析。一个新的思想阶段正在孕育而生。”[1]200年前，面对激烈变化的欧洲社会，黑格尔深感迷茫却又充满信心。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竭力向全球推广的所谓“普世价值”，不仅成为学术界必须面对的研究核心和敏感问题，而且正引发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重大问题全面冲突。“日益增加的信息和日益繁忙的推动向一个全球相互联系的信息社会转变，价值观念的变化正在加速，并向全世界扩展。”[2]这种冲击无论从其广度和深度，还是从其强度和烈度都与黑格尔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其方式也早已披上温文尔雅、优雅自如的美丽外衣，其推动者与受动者的关系也已由原来的单向度变为双向互动，而其结果也由早年的只对国族产生影响变为对国族和个体都产生影响。在卢梭看来，这种冲击“通过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文学的分析和冲撞，得到貌似断裂却日趋圆满（或正相反）的解释”[3]。
面对冲击，为了保证当代大学生能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以及中华民族复兴大任的担当者，党和政府提出要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并围绕这一主题先后提出和实施了旨在强化大学生全面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的举措，培养政治坚定、道德高尚、素质全面、传承历史、胸怀全球、服务国民、奉献世界的一代新人。然而，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面对“四个多样化”和观念大碰撞、思想大活跃、文化大交融的社会现实，当代大学生中的部分人和社会上的一些人一样“失去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内在心灵世界没有依归，出现了‘价值真空’状态；不同时代的价值观并存，‘价值多样’而导致无所适从的现象比较突出，社会对平民大众的价值取向缺乏有说服力的分析和引导，从而出现‘价值错位’；社会的宣传舆论与平民大众的实际观念存在断裂，出现了‘价值悬置’。价值真空、价值多样、价值错位和价值悬置，综合起来，又导致了‘价值虚无’的状况……”[4]。
这一情况的出现值得引起高度的重视和深刻的反思。实事求是地讲，这么多年来，在对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问题上，党和政府的指导思想、目标定位、努力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我们在推动方式、过程管控、方式方法等方面，依然存在着规划笼统、方法简单、方式落后等方面的问题，忽视了时代变迁的客观现实，忽视了文化转型和观念转换的社会需求，忽视了社会的核心价值、理性追求的外在要求与个体的价值取向、道德理想形构之间的差距，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追求的价值直接视为个体应该且必须直接具有的价值。因而，在教育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即主流媒体宣传和学校教育供给与学生自身需要发生了很大的错位，“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我们所知道、所熟悉、能理解的都是我们不要的，因为它们是包袱；但我们认为能救我们、能救民族、救国家的却是我们所不知道、不熟悉的，因为没经历过”[5]。此论述并非一定是针对我们当前的教育和宣传，但确实提出了一个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价值教育过程中的主体认同是主体及其价值构建的充分必要条件。
当人们面对传统与现在同在、他者与自我共场的社会现实时，个体身份的认同就显得至关重要，而这种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又决定了民族的认同、国家的认同和文化的认同。克莱德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变迁存在于某个特定社会的个体成员对环境变化的新的反映方式之中。……只有当新的反映方式被足够多的成员所接受和学习，以至于它成为这一群体的特征之后，实际的变迁才形成。”[6]因而，在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时，决不能简单地把国家、民族、群体的认同直接等同于个体的认同。
二、主体身份认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基础
面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变化，一些敏锐的学者对主体将何去何从产生了疑问。“各种关系的变化速度越快，主体就越难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越难看出过去与现在的联系，因此也就更难对自己形成一个统一的看法，确定如何行动。……（因此要）承认主体不具有努力改变环境的能力，不具备设计任何其他理性未来的能力。”[7]事实果真如其所说，在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变迁面前，主体建构将成为不可能吗？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见解，“哈贝马斯提出，身份‘不是给定的，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设计’。正是身份内含着选择性这一点允许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虽然一个民族不能选择自己的传统，它至少能够在政治上选择如何继续或不继续其中的一些传统”[6]。这即是说，身份既是“存在”的，也是“生成”的；既属于过去和现在，也属于未来；既是现实的、具体的和共时的，也是变化的、发展的和历时的；既是自我存在的确证和标识，也是区别于他者的特质和符号。因此，每个民族国家对自己的身份建构虽历经曲折，却总是通过意识形态引领、宗教观念播撒、民族文化传承、风俗习惯沿袭和法律制度建设等方式持之以恒地塑造自己的形象，认同自己的文化，确立自己的价值，设计自己的身份。 乔治・拉伦认为，“在现代，对主体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文化身份是民族身份”[9]。文化身份的特点决定了其必然会根据自身需要而更主动、更迫切地使用各种手段对个体的主体身份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规约。一方面这是构成国族实施教化、协商等行为的合理性之源；另一方面也是个体自身的需要。在个人身份的形成过程中，个体也希望通过对团体的忠诚而获得团体特征，比如种族、宗教、性别、阶层等，这有助于主体的身份感具体化，并使其能够和谐而悠游地存在并活动于团体甚至国族中。因而，无论是个体还是国族都有强烈的意愿使双方相互认同。相对而言，国族更冀望自己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被个体认同，并能够内化为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外化为个体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实践活动。
泰勒认为，认同与道德方向感具有本质的联系，他说：“知道你是谁，就是在道德空间中有方向感；在道德空间中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或坏的，什么值得做和什么不值得做，什么对你是有意义的和重要的，以及什么是浅薄的和次要的。”[10]这即是说，如果认同了国族或团体的文化身份，个体就会在道德层面上承担认识和实践的责任，甘愿克服认知和践行的诸多困难，此亦即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身份的认同。“人作为社会的应当的和可能的主体要转化为现实的和实际的主体，需要一个重要的条件，即主体人的自我意识。就是说，人在社会历史活动中主体地位的实际确立和有效实现，是以人对自身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地位、职责、使命和任务及实现途径等的足够清醒的自觉意识为前提条件的。”[11]实现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但也是最困难的。因此也才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能够深入人心并进而发挥支配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的作用，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其中最核心、最关键同时也是最难的，就是要达到人们心理上的认同”[12]。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世界史上的经济奇迹，在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和推动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一方面使我们越过了“他者”发展史中的一些必经阶段，另一方面也超越了国民个体的精神承受力和思想准备。这种传统与现代并存，自我与他者共场，导致各类主体面对经济转轨、文化转型、社会转向的制度变迁时，缺乏充分的文化心理准备去应对各类变化和挑战。就当代大学生而言，他们不仅要承受上述各种外部的压力和挑战，而且还要面对自己发展过程中诸如理想与现实、自我与社会、自由与责任、成人与成才、权利与义务、求知与求职、需求与保障等方面的矛盾。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化解这些矛盾并帮助学生防范发展风险，除了要将渗透其中又超然其外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内核的知识阐释清楚，使其能够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接受和实践中获得提高外，更重要的是在情感上接受、心理上认同和行为上践行。
三、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途径和教育策略
文化身份不是孤立生成的，而是被历史和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权力所形塑的，是在与“他者”的交流沟通中按照自我的需要构建的。霍尔认为：“文化身份……服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游戏’。远非建立在对过去的单纯‘恢复’上，认为过去就在那里等着被发现，而且如果发现了，就能确保我们的自我感觉永远不变，相反，身份是我们对我们被定位的不同方式的称呼，我们通过对过去的叙述来使自己定位并定位于其中。”[13]在吉登斯看来，认同是人寻求自身本体性安全的结果。所谓本体性安全是指“对自然界与社会世界的表面反映了它们的内在性质这一点的信心或信任，包括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基本存在性衡量因素”[14]。显而易见，身份的形塑有被动的一面，更有主动的一面，而且主动的一面在很大程度上占有主导地位，但这种主动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外在因素，也受制于主体自身的思想境界、文化底蕴、知识结构、思维习惯、心理认知水平以及获取认知的兴趣和能力等内在因素，亦即“先在”的认识基础、框架和“成见”，还有自身受自我追求等方面影响而产生的寻求进步的动力等。正如萨义德所言：“知识，特别是专业知识的增长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知识的增长决非仅仅是个逐渐增加或积累的过程，而是一个在所谓研究成规之内所进行的选择性集聚、移置、滤除、重排和固持的过程。”[15]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国族的核心价值教育存在的必要性源自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需要等外部道德“律令”和“人类所自然具备的共同遗传基因链与大脑神经细胞，只存在后天的学习、教育与继承，在认知上不存在自然意义上的无法沟通与交流”[16]的可能性，但认同依然随主体的个体差异而产生了选择性、独立性、差异性、多样性、多变性等复杂性特征，这为核心价值认同教育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
如何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理想的效果？从认同理论的视角来看，笔者认为，以下三方面具有更大的迫切性：
首先，培育对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提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和接受程度。有学者提出“民族精神的实质是‘族群归属’，即对某一特定的民族、社群、文化、传统和语言的归属，并由此而分享一种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想法和共同的生活方式。归属于最大的族群，是国家认同；归属于最久远的族群传统，是文化认同”[17]。国族的发展自有理论和现实的逻辑脉络，更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因而在常规的教育实践中，除了要深入解析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抉择的必然性和独特性，使大学生认同马克思主义在复杂意识形态中主导地位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如果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根基，动摇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们了解，面对当下文化冲突与融合、利益对抗与协调，国家所做抉择的深层缘由，让学生明白所谓的“普世价值”“这种特殊的、纯然文化的国际主义传统，透过表象，与人们所谓的‘全球化’截然相反。这个用做通行口令口号的词，实际上是为一种策略进行辩护的假面具，旨在将经济和政治上统治性的强国，尤其是美国的特殊利益和特殊传统普世化，将一种最有利于这些强国的经济文化模式推广于全世界，并把这个经济文化模式奉为一种标准，一种理应如此，一种宿命，一种普遍的命运，以获得广泛的接受，至少是广泛的忍受。”[18] 其次，培育对政体制度的认同，提高对法律道德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国族主体根据自我政治需要对所属个体提出要求，而个体对要求的响应程度在于其自身利益的满足程度，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满足个体利益需求的现实过程和历史进程，就是国族所实施的各种作为，而其依据就是国族的政治主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协调和化解这些矛盾，在国家采取各种手段逐步满足个体的利益诉求的过程中，使个体认同国家的各项主张和要求。国家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不断发展的需要，必须维持和谐稳定发展的局面和趋势。为此，一方面国家需要通过政策、法律对个体行为进行引导和惩戒，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道德对冲撞秩序的行为进行规劝和谴责。与此同时，个体也以其自主性而选择认同其中之一部分或全部。吉登斯认为，自我在形成认同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只依赖自我反思式的认同连续性，而且必然要受到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影响。但要使个体的自我认同与社会文化等外部要求不断耦合，就必须依靠科学合理的教育，依靠认同。否则，教育与认同相互脱节的现象必将严重影响到个体的实践能力及其效果。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要想取得理想的效果，就必须双管齐下，在加强教育引导的同时，还要加大改革力度，使社会成员，当然也包括大学生，对我们的社会制度、政体制度处于愿意认同、乐于认同的心绪和情感之中。
最后，培育个体的自我认同，提高对社会责任的认知和接受程度。近些年，“自我实现”一直是流行于哲学界、教育界、心理学界和伦理学界的时尚话语和理论热点。但时至今日，多数研究者或者是局限于自我实践而忽略了自我认同的基础作用，或者涉及了自我认同而对自我认同的社会文化影响论述不足。事实上，自我认同是自我实现的基础和前提，而自我实践活动则是由自我认同走向自我实现的尝试和过程。马斯洛把自我实现作为其需要理论的最高层次，实质上他看重的是自我实现对自我和社会的双重作用。就自我实现的社会作用来看，其基础却是个体自我对社会政治等方面的认同，其桥梁和中介则是个体自我对社会责任的认知和接受。由此观之，强调个体对社会责任的认同并将其看作是自我实现的重要环节具有重要意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要求大学生在自我实现过程中，将自我已经内化的对国家民族的主张、作为的认同逐步外化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实现自我与社会的不断接近和超越。这就必须通过教育者和个体自我的共同努力，把大学生自己塑造成理想远大、人格高尚、遵法守纪、敢于担当的理想公民，使当代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觉实践者。
参考文献
[1] [美]弗郎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4.
[2] [美]E・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M].李吟波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72.
[3] 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25.
[4] 陈亚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6.
[5] 徐建新.杜维明教授访谈录[J].中外文化与文论，2001：67.
[6] [美]克莱德・伍兹.文化变迁[M].施维达等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229.
[7][8][9] 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M].戴从容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229，220-221.
[10] [美]C・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38.
[11] 欧阳康.社会认识论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45.
[12] 贾丽云，李彦青.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的心理认同探析[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0（3）：16.
[13] [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524.
[14]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228.
[15] 赵沛等.试论文化与认知之三个维度[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0（1）：17.
[16] 于海.民族精神意涵：国家意识、文化认同、公民人格[J].思想理论教育，2004（12）：3.
[17] 河清.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56.
[18] 李俊奎，王升臻.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发展趋势[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1（4）：28.
[责任编辑：张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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