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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韩国英语教育变革对我国英语教育模式的启示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夏璐

  摘要:本研究基于中国在四版全球英语能力评分中的不佳表现,概述、评价并比较了芬兰和韩国作为英语高熟练度和中等熟练度国家在英语教育政策上的演变,以及目前采用的英语教育模式,提出要提高我国英语教育成效亟须改变现有的教育模式。文章进而结合TESOL国际协会提出的关于现阶段EFL教与学的八大趋势,提出国际化视野下我国英语教育模式改革的设想,呼吁英语教师提升作为教育者的专业素养,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并进行教材和考试的相应改革。
  关键词:英语教育 教育模式 教育政策
  跨国语言教育机构英孚集团于2014年11月发布了第四版全球英语能力评分报告(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又称英语熟练度指标),该指标是目前覆盖面最广的全球英语能力排名。中国在上榜的61个国家及2个地区中排名37,在22个亚洲国家与地区中排名11,得分50.15,与最高分获得者丹麦相差19.15分,在五档熟练度评分等级“极高、高、中等、低、极低”中处于第四档――低熟练度。这一成绩并非孤例,从2011年3月英孚开始公布第一版全球英语能力评分报告以来,统计国家数量从44国增至63国,参测人数从200 000增至750 000,而中国一直处于英语“低熟练度”国家,不仅在全球排名偏后,在亚洲也属中等。
  中国的英语教育已经开展多年,虽然有进步,但步子较小、成效不大,那么,我国的英语教育模式存在哪些不足?国外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应如何建构更有效的英语教育模式?这些都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为此,笔者选取了芬兰和韩国这两个国家的英语教育体系改革和英语教学模式,对其进行介绍、比较和评述,进而结合目前国际语言教育形式探索我国英语教育模式改革的设想。
  一、研究背景
  本文将主要评述芬兰和韩国(北欧国家和东亚国家)在英语教育政策上的演变,以及目前采用的英语教育模式。这两个非英语母语国家都相当重视语言教育,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政策上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英语教学模式。选择芬兰是因为其代表了一直处于全球英语能力评分最高等级“极高熟练度”的北欧地区国家;而选择韩国不仅因为其在外语学习背景和文化上和我国颇为相似,还因为韩国在四次全球英语能力评分测试中均被划分为“中等熟练度”,排名一直居亚洲3~5名,仅偶尔落后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和香港。中国、芬兰及韩国历年成绩、排名及等级见下表:
  二、芬兰、韩国的外语教育政策演变和外语教育模式
  1.芬兰外语教育政策演变
  (1)从双语言教育到多语言教育
  1922年,芬兰将官方语言定为芬兰语和瑞典语,当时国内分别有90.7%和5.4%的人民以这两种语言为母语。二战以后政治形势改变,芬兰社会开始更多地接受欧洲和美洲价值观的影响,英语开始受到重视。英语作为选修课程进入学校始于1970年代的全国教育改革。这一次教改将早期的多样化分散的学校体制统一为综合性学校系统,教改成果成为后来芬兰教育体系的核心。[1]教改使得外语(除芬兰语和瑞典语之外的语言)从部分中学选择性教学扩展到全体中小学强制性教学,可供选择的语言包括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等,其中英语逐渐成为学生的普遍性选择和中小学的常见科目。
  (2)从本国语教学到外语语言与内容融合教学
  1976年至1978年,芬兰语言教育部门提出了一项教改提案,建议芬兰人人都须学习瑞典语和英语,30%人口要学习德语和俄语,15%~20%人口学习法语。提案还指出高中学生应该在两门官方语言之外再学习两门外语。这一提案为芬兰的语言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也使芬兰早于其他欧洲国家20年确立语言教育目标。[2]从1980年代开始,芬兰政府颁布了数条政令以扩大外语教育的语种选择,并提升语言熟练程度。到了1990年代,芬兰高中80%的学生选择学习外语。
  同时,在1980年代政令的影响下,1989年教育部下属机构建议从中小学开始使用外语进行教学,此前,芬兰学校教学语言主要为芬兰语和瑞典语。现行法律规定,在九年制综合性学校和高中学校里,可适当选择除本校教学语言之外的语言进行教学。在初、小学校和高中学校可以自愿组织一到多个教学团队以提供外语教学。[3]
  2.芬兰外语教育模式
  调查显示77%的芬兰人在外语方面有天赋,这一数据超过欧洲平均水平44%。英语作为芬兰的最普遍外语,会讲英语人口占总人口的63%,领先于官方语言瑞典语(41%)和传统优势外语德语(18%)。芬兰政府鼓励民众学习多门外语,且芬兰人学习外语动力强。欧洲的一项语言调查表明,排名前三的积极语言学习国家依次为瑞典(32%)、拉脱维亚(28%)和芬兰(28%)。[2]
  从1990年代早期开始,跨文化技能开始成为芬兰外语教学的指导性概念。芬兰的外语教学为学生们提供了外语沟通氛围,目的是一方面让他们了解并尊重他国的文化,另一方面让他们熟练地使用语言技能。从1991年开始,芬兰的教师们采用语言与内容融合教学法,开始使用外语进行全学科的教学。因此尽管所有的外语教师都是芬兰本国人,从小学到高校,外语教师在课堂上基本完全使用外语教学,仅在解释语法时使用本国语。学生提问时也只可使用外语。在语言学习的早期,学生的口语训练甚至是在还未充分学习语法的情况下进行的。语言课程结束时学生接受笔试,口语测试则在学期中进行。学生的口语技能在整个学期内受到多阶段形成性评价,因此他们须积极参与课堂口语活动。[4]
  3.韩国英语教育政策演变
  (1)韩国英语计划和外教的输入
  韩国教育政策的重大变革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1995年在金泳三总统执政时期,韩国制定了最早也最具影响力的、旨在提升国民英语水平的英语教育政策――韩国英语计划,该计划邀请英语为本族语者教师(下简称外教)进入韩国任教。政策实施当年韩国接受了59名外教,1997年激增至856人。1998年因受金融危机冲击降至274人,至2002年经济复苏重新攀升至500人。[5]   2.我国英语教育模式变革设想
  鉴于以往的研究虽对学校英语教改提出了各方面意见,但多数立足于本国的英语教育阶段性发展和改革,很少能结合国际英语教育的大趋势,现提出国际性视野下我国英语教育模式变革的一些设想。
  (1)全面提升英语教师素质,形成教师终生学习观念
  在提高教师教学素质方面,语言教师不仅要掌握语言和文化知识,对教育理论的理解和应用也至关重要。因此除现有的英语教师在职培训项目以外,可利用寒暑假时间进行中长期教育理论和实践培训,定期更新、引进国际上先进的教育学理论,并可采用工作坊、公开课等形式帮助教师进行实践,以掌握多样化教育技巧运用于不同类型学生;可鼓励教师进修教育学相关学位。在培养未来的语言教师方案中,可仿照芬兰方式,实行“4+1+X”教育模式,即四年语言学习、一年教育理论及实践、一段时间海外学习生活经历。教师要形成终身学习观念,不断打磨自己的教学方法以保持竞争力。
  (2)建设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促进个性化教学
  关于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的区别,White做出了以下比较――Type A以教师为中心“学什么”,Type B以学生为中心“怎么学”。[12]
  White认为习得的过程更重于习得的主题,而Type B通过内化语言知识,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习得语言。具体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与学生沟通商量确定每一次课的教学重点,化教学单元为不同项目任务,每项任务中由学生提供部分教学材料。学生成为课堂主角,并通过频繁使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而内化并习得语言。通过轮流负责项目任务的方式,也可兼顾每个学生需求,实现个性化教学。对于学有余力的同学,可以指导他们以个人兴趣申请科研项目,以发挥其所长;对于能力较弱的同学,可仿照欧美模式,另设“特殊教育”,教师进行单独辅导。数名英语教师可组成备课小组,共同讨论教学手段和学生类型,分享教学心得。
  (3)实现教材多样化,鼓励教师编写符合教学目的的讲义、教案
  个性化教学要求对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制定不同的学习任务,以应试教育为核心编写的统一教材难以适用。笔者在美国访学期间了解到,EFL/ESP教师几乎不使用固定教材,他们的教学内容多是围绕教学目的由教师选用、学生补充的。在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上,教师可以根据教学主题选取材料,还可积累学生提供的好素材编成适合课堂讨论、引导学生内化语言知识的讲义、教案。可根据难易度、侧重点不同,编写出适合不同层次、不同教学类型的讲义。学校还可举办自编讲义、教案比赛以鼓励教师的教材研究热情。
  (4)建立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强化对输出性技能说、写的形成性评价
  提高形成性评价的比例,降低终结性评价比例。说、写技能强调平时的积累和使用,频率不够则无法形成知识内化。同时,提高形成性评价使得学生不再过度关注终结性考试,不再为考试而学,从而强化了平时语言训练动机。现有英语测试形式对英语教学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其对阅读、词汇、听力和语法的强化和对口语的弱化,使得学生重听读、轻说写的功利性明显,可仿照国际性考试将口语考试项目常规化,并增加写作所占比例。
  21世纪的英语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沟通工具,而是保证我国国际竞争力,增强国际话语权,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助力。一个国家外语水平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要积极了解国际语言教育发展形势,并结合国内的发展现状,由教师、学生和政府教育部门的相互配合做出教育模式调整。教师要拟定个人终身学习计划,努力提升作为教育者的专业素养,改变效率不高的教学方式。学生要摒弃为考试而学的思想,成为课堂的中心。政府教育部门应为改革提供相关政策和经费支持。希望本研究能进一步推动我国英语教学模式的转变,提升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 Nevalainen.T.Studies in Variation,Contacts and Change in English Vol5:National survey on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Finland:Uses meanings and attitudes[M].Helsinki.Varieng,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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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amirez.E.Is Korea's EFL Education Failing?[N].Korea. Education. Groove,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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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McClintock.K.Korean University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J].Tesol Review,2011(11).
  [8] 束定芳.外语课堂教学中的问题与若干研究课题[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5).
  [9] 沈惠忠.中国英语教学与研究的新构架:感知、实践与范式[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3(1).
  [10] 蔡基刚.国家战略视角下的我国外语教育政策调整――大学英语教学:向右还是向左?[J].外语教学,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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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Life.J.,Falout.J.,Murphey.T.EFL students’ educational preferences in Korea and Japan[A].Stoke.A.M. JALT 2008 Conerence Proceedings[C].Tokyo:JALT,2008.
  [14] 任庆梅.构建师生协同发展的大学英语课堂有效教学理论模式[J].外语界,2014(3).
  [15] 陶丽.王腊宝.新一代大学英语教材的需求分析与反思[J].外语学刊,2013(6).
  [作者:夏璐(1978-),女,湖北武汉人,文华学院外语学部英语系副教授,硕士。]
  【责任编辑 陈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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