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酒飘香（外一章）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李智红

　　在那些已经远逝的，充满了田园牧歌气息的乡村岁月中，我的先辈以及我那些至今依然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父老乡亲，一直苦守着云南西部一条名叫洼子的瘦小的峡谷生儿育女，春种秋收。他们石头一样沉默着在那块瘠薄的红土地上播种或者收获的样子，曾不止一次地让我联想到在三千多年前便被我们的先人，以动物的鲜血掺和着赤铁矿粉，永久地描摹在高高的石崖上的，那些拙朴的崖画中的那一群无声无息地劳作着的农人。
　　沉默不是与生俱来，故乡人沉默是因为除了与大地为伍，与自己为伍，与孤独为伍，再没有其他的选择。恒久的孤独，使他们学会了酿酒。当然，故乡人所酿的那种酒只能算是土酒。一种地道的，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的土酒。土酒，是我的先辈以及我的父老乡亲们孤独中最贴心的朋友。即使是在酒像血一样珍贵的非常年代，故乡的父老乡亲们也没曾荒疏了这位“朋友”。虽然缺衣少食，但土酒一样是要酿制的。不过，不像这些年一样每家煮几大坛。都是几家拼伙集中酿煮，出酒后每家分一小罐。平时舍不得喝，逢年过节了，便倒上小小的一碗，然后一家老小传递着小心翼翼地品尝，那神情，真比喝参汤还要金贵。
　　故乡人酿制土酒，那是极有讲究的。得在每年新谷进仓，寒露将至的时候酿。酿酒的原料自然也有讲究，得旱谷、山麦、苦荞、高粱、玉黍、黄豆五谷齐备，缺一不可。煮酒的时候，更是特别忌讳生人进门。怕带来晦气，冲了酒神，把酒给煮坏了。据说那酿制土酒的酒引，也全是由故乡深山里生长的十几种野果风干捣成粉状调配而成的。许多人家都掌握这些酒引的配方，但却从不向寨外授传。大约在明代以前，老辈人便定下了规矩：无论你的家族多么庞大，每个支系里只能有一人懂得这付酒引的秘方，而且必须隔代相传。我爷爷是个酿制土酒的老把式，记忆中，整个寨子就数他酿制的土酒最甜最香也最有劲道。可惜爷爷在世的那几年，我总是一门心思想往山外闯荡，对酿制土酒的秘方心法根本不感兴趣。等我真正有所觉悟的时候，这门在我们家支中本应由我继承的“绝活”，早已随着爷爷的仙逝永远地被埋入了地下。
　　虽然，我至今不会酿制土酒，但土酒于我并不陌生。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酿制土酒的要领不在火功不在焖功，而在酒引。
　　每年的第一甄土酒出锅的日子，也便是整个寨子的男人们的节日。每人手里都捧上只粗陶土碗，就着那刚出锅的热酒，痛快淋漓地喝。干了，满上，再干了，再满上。上了年岁的长辈，则一边喝着土酒，一边哼唱着那些代代相传的古老山谣。
　　记得我的爷爷曾有过一只早已被漫长的时光磨砺得紫红锃亮的酒葫芦，里面随时都装满了他自酿的土酒。他在世的那些年，我时常见他把那酒葫芦整日像个宝贝似的抱在怀中，得空便咪上一口。爷爷常说，故乡酿制土酒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见我不信，爷爷便说：“不信就到崖子头去瞅瞅，老古辈人都把它画在那上面了呢。”我到崖画前去仔细看过之后，才发觉爷爷的话果然不谬，那上面确实画有一只硕大无朋的石头罐子，一群腰缠兽皮和羽毛的男人，正围着罐子用一根管状的东西在吸喝罐子里的土酒。其实，他们所吸喝的，也并不一定真的就是眼下的这种土酒，但我还是愿意相信爷爷所说。多诗意呀，一整个部落的男人凿石而酒，且饮且歌。看着那画面，我仿佛又聆听到先辈们那仰天而舞，俯地而歌的豪迈与粗犷。
　　说实在的，至今我还不曾见识过有比故乡的土酒更暴烈，更强悍，更纯粹的好酒。故乡人常说，要想真正懂得或领略到土酒的那种深厚的内涵和魅力，你就得在山寨的百年火塘边与那些叔伯兄弟们狠狠地拼上一醉。故乡人认为，没有被这无声地沸腾着的土酒灌溉过喉咙的男人，算不上是真正的男人。没有被这放纵、敦实的土酒浸泡过生命，浸泡过爱情，淬火过人生的汉子，算不得是真正的汉子。故乡的土酒，饱含着一种血性，一种德行，一种气质。小小一口下去，看似柔弱如水，却有如剑刃般锋利，纵是山一般刚烈的好汉，也会酥软成一摊烂泥。
　　故乡的土酒，坚毅、隐忍、弛张有度、从容不迫。我一直认为有许多地方出产的酒既没有胆也没有魂，甚至连性情也没有。只有故乡的土酒，不但有胆有魂，而且简直就是酒中的隐士，酒中的俊杰。大智若愚，纯粹率真。因而，仗了一身的酒胆，在故乡人的眼里，再高的山峰也不过就是胯子下的一坨土块。凭了一身的酒力，再陡峭的人生，于从小就被土酒煅烧过，锤打过，搓揉过，提炼过的故乡人而言，也不过就是一道一抬腿就能迈过去的坎子。
　　
　　一把镰刀
　　
　　那是一把非常好用的镰刀，属于祖父那一辈人手中传下来的遗物。
　　花桃木做成的柄，已经被磨砺得圆润而又光洁，泛动着油滑的光泽。那是汗水成年累月的浸润，以及厚厚的茧花经久磨砺的结果。
　　镰刀的刀叶，是用美国汽车上的钢板打制的。那是一块难得的好钢，坚韧、纯粹、锋利，内敛着一种看不见，但可以明显感觉到的，利索而纯粹的气质。
　　当年，祖父应募参加滇西抗战，随着大队临时招募来的民工，被带到了一个名叫“怒江”的大峡谷。早先，祖父是个修筑滇缅公路的石匠，后来又做了随军的一名挑夫。小鬼子攻陷腾冲之后，祖父所在的队伍被打散了，只好随着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大批伤兵，没命地向后方溃逃，好歹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捡了一条命回来。
　　祖父修了一年的公路，当了两年的挑夫，却什么也没落下，就带回一条英国毛毯和一块美国人给的汽车钢板。
　　毛毯是绿尼子的军用毛毯，在我记事的时候还见过，被奶奶当宝贝似的珍藏了许多年。
　　祖父专门请寨子里一个叫炳荣的铁匠，用那块美国钢板打造了一把铁锹，一把镰刀。大伯和父亲分家的时候，铁锹给了大伯，父亲则要了那把镰刀。因为父亲是最了解这把镰刀的人，父亲从小就在使它。而且父亲还知道，要用什么样的石头，才能将这把镰刀磨砺得像侠客的宝剑一样锋利。
　　在我的记忆中，每当金色的秋风吹拂着大地的时候 ，这把镰刀，也会像喜悦于秋收的父亲一样，充满活力，充满快意。在父亲这个真正的庄稼人的手上，它是那么的顺当，那么的灵巧。父亲用它把沉甸甸的收成，成捆成捆地放倒，晾干，然后运送回家。
　　那些年，这把镰刀就是父亲热爱秋天的最好媒介。
　　等我长大到能够帮助大人割牛草的时候，那把镰刀已经磨损得只剩下一截六寸来长的刀叶，两寸多宽的刃口。不过，只要稍加打磨，窄窄的刃口，又会重现出它锐利的锋芒。打从五岁的时候开始，我便几乎每天都在使它。割马草，打猪食，用的都是那把小镰刀。
　　我上小学的时候，人民公社闹腾得依旧红火。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几乎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学校都不上课，老师们都在带着学生大搞“支农”劳动。生产队分派给我们的活计，不外乎是除草、积肥一类的轻巧活。每到“支农”活动的时候，我总是带着那把小小的镰刀。记得当时常带我们劳动的，是一位姓姚的老师，大理师范毕业，懂得唱歌简谱，劳动休息的间歇，便教我们唱一首名叫《我是公社小社员》的歌曲。那歌儿唱的回数多了，便已烂熟于心。以致后来老师才开了个头，我们便齐刷刷地伸长脖子，声嘶力竭地高唱：“我是公社小社员，手拿小镰刀呀，身背小竹篮呀。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当时，因为我手里就正好有一把轻巧灵便的小镰刀，所以便时常以“公社小社员”的身份自居，干起劳动也特别的卖力，为此，还在班上“谋”到了一个劳动“副班长”的头衔。
　　那把小小的镰刀，就这样陪伴我度过了整个童年。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父亲又将那把镰刀“传”给了我，说是单位组织劳动的时候，依然能够派上用场。果真，每到单位组织环境卫生大扫除的时候，我都要带上那把镰刀，用它来清除杂草，修剪花木，用起来依旧像从前一样的顺手。
　　再后来，我觉得那镰刀的刃口越来越窄，便把它搁置了起来。每次搬家的时候，我都会狠下心来扔掉一些再没什么大用的东西，但只有那把小小的镰刀，一直没舍得扔掉。
　　它的确是一块真正的好钢，只不过是被粗糙的砾石和劳动的双手，一点一点地啃咬去了它坚硬的骨骼。如今，它就那么静静地悬挂在杂物室那面黝黑的，布满烟尘的老墙之上。安静，沉着。它是那么的隐忍，那么的藏而不露，就像一个具备大胸襟和大修为的隐士，守口如瓶。
　　这把劳碌了一生的镰刀，现在终于彻底地闲暇下来，时有蜘蛛在它的身上结满了零乱的蛛网，但它总是那么平静，那么孤傲，把一生的锋利都深藏在了真正的沉默里。
　　有时候，我会静静地独坐在一片朦胧的灯影之中，静静地看着那把镰刀，表情严肃，一声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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