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林：演绎多样的人生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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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博学多识的学者，潜心钻研西方文论和宗教学，颇有建树；他是儒雅温和的师者，用宽容与智慧影响着他的学生；他是睿智“霸气”的管理者，“培养第一流的人才，创造第一流的学术”是他的追求，多年来他兢兢业业，致力于学术和所在学院的发展。
　　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杨慧林。
　　
　　峥嵘岁月的“知青”
　　
　　15岁那年，杨慧林从北京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黑土地上书写了一段别样的青春。
　　当时的生产建设兵团条件还很艰苦，有些地方只能住帐篷。杨慧林和他的兵团战友们，曾自己动手盖起了营房。也许因为年纪太小，他在兵团并没有被分配到农业连队，但是炸石头、抬木头、扛麻袋他却没少干。据说最让他犯难的是扛麻袋，刚开始完全扛不动，但大家都不服输，杨慧林只好咬紧牙关，最终也能用稚嫩的肩膀扛起160斤的黄豆。杨慧林戏称这是“童子功”，直到今天，年届五旬的他也比一般人会干重活。一次爬黄山，他对朋友说自己能挑起挑山工的担子，朋友满腹狐疑，后来杨慧林果然挑着担子走了几百米山路。
　　艰苦的环境、繁重的劳动压抑不了人们内心对知识的渴求。那时候的“知青”求知欲很强。书籍匮乏，大家一有机会便到处搜寻。为此杨慧林也干过一些出格的事。一次他和几个同伴悄悄撬开一个仓库，“借”了几本书，而他“借”的书居然有一本《圣经》。当时看不懂，只是觉得故事很有趣，就当故事书看得津津有味。或许是机缘巧合，当年“借取”《圣经》的少年后来竟成了基督教研究专家。于是早在1990年，《新闻出版报》就曾刊载过方鸣的随笔：《“偷”了圣经之后：记青年学者杨慧林》。
　　
　　回顾那段苦乐相伴的知青岁月，杨慧林感慨良多。那是他第一次远离亲人，独自面对生活，接受各种考验和挑战。在那个“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年代，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们住在一起，杨慧林的思维空间日渐开阔，对人对事都多了一份宽容和理解。面对不同的人，他学会了兼收并蓄、和而不同，这成为他后来成功执掌一个学院的要素之一。也是从那时，杨慧林开始认真思索“人”是怎么一回事，这成为他日后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起点。
　　
　　博学多识的学者
　　
　　恢复高考以后，杨慧林也像许多同龄人一样重新得到了读书的机会，其间虽有曲折，但最终在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获得了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多年来，他潜心治学，刻苦钻研，在西方文论和宗教学领域建树颇多，出版了《神学诠释学：圣言・人言》、《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追问上帝：信仰与理性的辩难》、《移动的边界》、《罪恶与救赎：基督教文化精神论》、《欧洲中世纪文学史》等诸多具有强烈文化情怀的论著，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中国学者研究西方文化，在语言、知识背景等方面并不占优势。但杨慧林认为，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天然的比较意识。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西方人对自身的文化太过熟悉，对有些东西反而不够敏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既有时间间隔，又有地域界限，如果能将自己的弱点变成特点，异邦的中国人未必不能更具洞察力。当年跟随导师赵澧先生做莎士比亚研究时，杨慧林正是从莎士比亚与基督教之间的潜在联系入手，完成了一系列被西方学者肯定的成果。这也为他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乃至2004年美国一份著名的学术刊物为其出版英文论文专辑的时候，直接定题为《基督教在中国：杨慧林的研究》（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work of Yang Huilin）。如他所说，“这或许是中国学人做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机缘”。
　　从事人文学术研究二十多年来，杨慧林深切体会到其中的快乐与艰辛，“西方有本书叫Pleasure of Philosophy（哲学的乐趣），其实做学问的过程就是与古今中外最聪明的人对话，当然很有乐趣。但这个过程却很艰难，就像母亲孕育生命一样。人文学术对人的要求很高，必须觉得有趣、好玩才能坚持下去。”
　　那么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能消化如此奢侈的人文学术思考吗？面对记者的疑问，杨慧林表示，他早已过了怀疑的年龄，对自己研究兴趣很难再动摇。他甚至越来越能理解历代书生“教育救国”的思想，因为读书、受教育确实会改变一代人的思考、话语方式和未来的选择。这可能就是人文学科“无用之用”的“大用”之所在。
　　在担任副校长以前，杨慧林每年总会有两三个月在国外度过。他认为国外的时光对他非常重要，可以集中精力做很多事，甚至比在国内一年做的事还多。而国内大学节奏快，教师事务繁杂，即使寒暑假也难以真正静下心来读书、思考。为此，他始终主张中国的大学不能太过喧嚣，而且应该建立“学术休假制度”，让老师们能有更多的时间不受外界干扰，更从容地阅读、思考、写作。
　　
　　宽容儒雅的师长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期间，有两位老师对杨慧林影响很大，一位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创立者之一赵澧先生，另一位是我国宗教学学科创立者之一方立天先生。读硕士时，杨慧林跟随赵澧先生从事莎士比亚研究，其间对西方文论和基督教神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进而主攻西方文论和宗教学，与赵澧先生的研究兴趣、思路产生了较大分歧。赵澧先生非但没有制止，反而全力给予指导和帮助。方立天先生在佛教哲学方面造诣很深，杨慧林追随其攻读博士时曾想选一个佛教与基督教比较研究的题目，便于方先生指导。但方先生却给杨慧林大开方便之门，鼓励他由着自己的爱好研究下去。
　　忆起恩师，杨慧林充满了崇敬之情，“两位老先生自己做学问都非常严谨，但是对别人总是非常宽容，他们从不要求学生维护什么‘门户’、或者所谓的‘学派’，他们甚至根本不希望自己的学生跟自己一样。他们更高兴的是给你一定的引导和启发，然后帮助你开创出一片新的学术天地。这些东西对我影响至深，我希望能够传承他们的宽容。”
　　“宽容不是一种姿态，而是需要足够的学养，需要对人对事的深刻理解和思考，这也正是一种人文学的品格。”身为师者的杨慧林一直努力传承着这种宽容，他给学生很大的研究空间，学生可以有自己的角度，只要材料扎实，思路严谨，他都可以接受。学生眼中的杨慧林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师者”――博学多才、儒雅温和、风度翩翩。其魅力不仅表现在为人治学上，还体现在讲课上。杨慧林的课向来是文学院选课人数最多、到课最齐的热门课程。学生张炜告诉记者“杨老师的课深入浅出，形式新颖，能将枯燥的理论讲得生动有趣，并结合自身经历，传达给我们许多人生的哲思。”学生杨静说，“杨老师讲课旁征博引，信息量大、思想内涵丰富，充满浓浓的人文情怀。”杨慧林主讲的课程“西方文艺理论史”先后获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他本人也荣获“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的称号。
　　而杨慧林在人大学生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上的几次发言，也令许多学生津津乐道。他将“行为精英，心为平民”理解为人大学生“受用终生的财富”。按照他的说法：“行为精英”就是追求高贵的精神，“心为平民”就是谦卑地做事和做人。精神不可以不高贵，否则就不敢从“不可问”的地方问起，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学术；作人不可以不谦卑，因为只有意识到自己的限度、意识到知识的限度、意识到人的限度，才能最终成就自己、成就知识、成就人本身。
　　
　　睿智“霸气”的管理者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历史不算长，却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底蕴，也拥有众多前辈长者、学界先驱，如吴玉章、何其芳、谢无量、缪朗山、赵澧、冯其庸、蔡锺翔、成复旺、胡明扬等等。杨慧林求学期间，从中受益良多，并逐渐养成了一种天然的使命感。受命担任文学院院长之后，他更是感到责任重大，一心为文学院营造宽松、和谐的环境和浓郁、纯粹的学术氛围。
　　杨慧林坦言，他总觉得与国外大学相比，中国大学的办公区少了些什么，至少是少了一点咖啡的香味――“我并不喜欢喝咖啡，但在国外时常常被煮咖啡的香味所吸引。其实喝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宽松的气氛和环境。老师之间、师生之间需要这么一个交流场所，这应该是大学生活的一部分。”于是，在他的策动下文学院建了个咖啡屋。咖啡、蒸壶、咖啡勺、小点心、包括中国的茶叶都是老师们捐赠的。杨慧林非常愉快地告诉记者，老师们喜欢在这里会客、休息，而这种轻松随意的环境有助于促进大家的交流，学生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老师们捐献的东西很不一样，有速溶咖啡、咖啡豆，有花茶、绿茶、铁观音、柠檬茶等等。其实这就像大学的多元化一样，英语中university（大学），本来就可以解释为unity with diversity(多样化的结合)。这样的学术环境才能陶冶性情，才能尊重和倾听不同的声音。”
　　2005年以来，杨慧林每年都会请艺术学院帮忙，举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新年音乐会”，在中国大学开创了“学院级”交响音乐会的先例。他还为新年音乐会起草了这样一份请柬：
　　古代希腊“以巫术治疗肉体，以音乐净化灵魂”；中国先哲亦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是故仲尼问韶，识虞舜之德；季札听弦，知众国之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敢以前贤为鉴，以新年音乐会恭迎各位前辈、校友和学界同仁。
　　如今，人大文学院的办公区常常充盈着浓浓的咖啡香，越来越多的老师、学生聚在暖暖的咖啡屋里，谈学术、话人生；而每逢新年，又都有专场的交响音乐会等待着他们，何其乐哉！
　　高效是杨慧林所追求的又一管理特色。作为一院之长，他尽量控制开会的时间、规模和次数，以节约所有老师的时间。文学院开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个人讲一件事不能超过3分钟，而发言不能只提出问题，还要给出解决的办法或者建议。在杨慧林看来，节约时间会形成一个良好的风气和高效的工作习惯，其实很多问题并不需要详细的解释和论证。杨慧林奉行各司其职、而不是大包大揽的工作作风。他认为，学院的各项事务都有专人负责，自己不必事事过问。他一般不会干涉主管人，乐于维护主管人的判断力和处理方式，如果发现问题，他也会同大家一起商量。
　　俗话说，“栽好梧桐迎凤凰”。人大文学院宽松、有序的环境吸引了许多优秀学者的加盟。仅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为例，近五年新增的学者就有精通数国语言的奥地利学者雷立柏教授，曾在美国留学并从事研究12年的耿幼壮教授，曾在德国留学并从事研究13年的杨煦生副教授，以及留学法、德的夏可君副教授等等。提起他们，杨慧林如数家珍，“这些学者的学术背景不同，他们不同的学术视角、治学方法会产生很多思想的碰撞，而且他们各自熟悉的文献也不同，这会为学生的论文开题、写作和答辩提供宝贵的线索。”
　　在杨慧林的带领下，人大文学院经过多年的积累、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近几年文学院教师发表的700多篇论文中，包括美国SSCI和A＆HCI检索论文9篇；文学院近三年承担的58项研究课题中，从国际合作项目获得的资助占经费总数的23.49%；文学院还利用国外学术研究基金主办了近10次国际学术会议，并邀请了数十位国外学者来访。仅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学期，文学院就有来自英国牛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四位学者与杨慧林共同讲授“人文学术的问题与方法”，使听课同学直接领略到世界顶尖级大学的不同风格、传统及其对“问题”与“方法”的理解。这样高密度、高水平的国际化教学和科研活动，在全国高校的人文学科中是相当少见的。
　　另外，文学院长期主办着七种“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并自办《文学论集》、《语言论集》、《马列文论研究》、《中国苏轼研究》、《问题》、《基督教文化学刊》等六种学术辑刊。其中有的学术辑刊已经被“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列入CSSCI核心期刊数据库。以此为基础，杨慧林不断“鼓动”文学院的各主要学科逐步推出自己的“五个一”，即：一本学术辑刊、一个国际论坛、一套译丛或论丛、一套教材、一个独具特色和优势的研究方向。
　　2007年世界汉学大会的成功举办引起了国内外热烈反响，文学院在其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去年，“汉学研究中心”和“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又落户人大，这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人文学科最大的研究项目，首期拨款1200万。目前人大已在文化大厦6层建立专门的项目研究基地，并安装了先进的视频会议系统，通过这一系统，可以随时与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交流、对话。
　　在杨慧林看来，人大之所以能在中国的人文学术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文学院之所以能够在近些年得到较快发展，是与纪宝成校长的努力和支持分不开的。“纪校长是一位很有霸气的校长，霸气不是霸道，而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杨慧林认为，做学术必须有霸气，必须取法其上，做一流的学术；一所大学、一个学院也要有霸气，要努力成为最好的，至少要在某些方面达到最好。正如他在文学院寄语中所说的那样，“培养第一流的人才，创造第一流的学术”，这才是“以学术为本、以学生为本、以学人为本”。
　　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公开竞聘副校长一事尘埃落定，杨慧林与法学院院长王利明同被任命为副校长。对于自己当选，杨慧林有独特的理解，“我觉得学校要我做副校长，其实并不是选择我个人，而是表达了人大对人文学术的高度重视。”杨慧林表示，他在担任副校长以后不会放弃自己的教师工作和学者本色。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学者立身的根基，也是做好大学管理工作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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