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帮文化和云南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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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帮是云南及西南地区山地的一种独特运输方法,更蕴涵了一种独特文化,它不仅是云贵高原上文化的重要载体,也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马帮文化对云南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交通要津,形成了云南陆疆侨乡且发展起来,其与马帮文化的兴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键词:马帮文化;陆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云南侨乡
中图分类号:G12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0-0142-02
马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文化学家爱尔乌德说过:“马之畜牧,其影响于世界的原始文化,很相似于汽车发明之影响于我们现代的文化。”而对于云贵这样的高原山区而言,马和马帮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
骡马成为云贵高原上的运载工具,是与这一地区山高谷深的地理环境相适应的。由于云贵高原险峻崎岖,根本无法行驶车辆,只有靠人和马的徒步运输承担货运。在长期的发展中,为消除旅途的孤寂并防范路上的盗贼和劫匪,逐渐形成数十至上百人、拥有马匹几十至成百或上千匹左右的马帮队伍。“山间铃响马帮来”,马帮是云南及西南地区山地的一种独特运输方法,更蕴涵了一种独特文化,它不仅是云贵高原上文化的重要载体,也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马帮文化对云南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云南陆疆侨乡的形成和发展,就与马帮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马帮文化包括马的饲养、驯化和赶马史,马店、马帮组织结构,与其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应用器物及设备,与云南交通、经济发展的关系,赶马过程中形成的歌谣、音乐、文学等方面。
马帮文化在云南的发展源远流长,马帮在渺无人烟的崇山峻岭中踩出举世闻名的“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史记》记载了中国西南通往印度的陆上交通线,即从四川通往印度的商道,史称“蜀身毒道”,现今誉为西南“陆上丝绸之路”。从蜀地开始,经昆明、大理、保山、腾冲至缅甸、印度(身毒)并再经阿富汗(大夏)延伸到地中海,它的开辟早于西北丝绸之路。据印度史书《政事论》和《摩奴法典》记载,公元前4世纪我国的丝绸等商品便由此通道运销印度。南诏、大理国时期加强与缅甸境内的骠国、弥臣以及东南亚各国的交往,滇缅商人贸易较前代更加密切。元、明、清王朝虽时有种种限制,云南和东南亚、南亚各国间的贸易却仍有很大发展,对西南地区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绵延于横断山脉的“茶马古道”也是一条有重要意义的国际商道。茶马古道是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并绵延至国外的古代贸易通道,通过马帮的运输,川、滇的茶叶得以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交易,因此得名。“茶马古道”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总行程在万里以上。传统的茶马古道中出境的有两条线路:(1)滇藏道:从云南普洱茶的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下关(大理)、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迪庆、德钦,到西藏的芒康、昌都、波密、拉萨,而后再经藏南的泽当、后藏的江孜、亚东然后出境。(2)川藏道:它是由四川的雅安出发。经卢定、康定、巴塘、昌都至拉萨,再经后藏日喀则出境到尼泊尔、缅甸、印度。
马帮整日穿梭行走在大西南的山山水水间,他们日出而行,日暮而歇,由此产生了许多驿站,这些驿站,从而演变成为人流、物流的集散中心,最终演变成为市镇,如思茅、普洱、墨江、易武、大理、丽江、祥云、腾冲、保山等等都是如此形成的。《华阳国志・南中志》里说:“永昌郡,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獠、越、裸濮、身毒之民。”形成保山如此多民族的交集,是因为保山当时是茶马古道的物流枢纽之一,由此往北可进西藏、四川、通中原,往西可达缅甸、入印度,往东可抵滇中,往南可达普洱茶的生产中心思普一带。
云南省毗邻东南亚和南亚,越南、缅甸近在咫尺。由于马帮与外界尤其是域外的密切联系,在云南诸马帮文化兴盛区域,人员经由“陆上丝绸之路”或“茶马古道”因经商等原因迁居异国他乡。伴随着马帮的蹄印,许多云南人从马帮开辟的道路至国外,开始出现专业化区域分明的众多侨乡。据统计,云南省籍华侨华人共有208万,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6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泰国、越南、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集中了200万,为中国第五大侨乡省(区)。滇东的迤萨、沙甸,滇中的通海,滇西的喜洲、鹤庆、腾冲、龙陵等侨乡就分布在“西南丝路”要冲、“茶马古道”上或交叉路口。清乾隆年间,缅甸请求清朝廷开互市,愿定期向清朝廷纳贡。从此,在保山―腾冲―八莫的蜿蜒山道中,商帮或马帮满载货物的驮队络绎不绝。19世纪末,英法等国商人纷纷来到东南亚、南亚,与云南商人开展贸易,上述驿站成为大西南陆路通商口岸,加速了侨乡的形成。
马帮文化影响下大的侨乡有所谓“穷走夷方急走厂”的传统,“夷方”指的是东南亚、南亚的缅甸等国,“厂”指的是玉石和宝石场、银厂。“走”,当然是参加马帮或跟随马帮队伍出来直至海外,于是在腾冲、龙陵等马帮盛行之地形成了“十人八九缅经商”的侨乡特色。
明末、清代至民国年间,以腾冲为基地,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翡翠经营均为腾冲侨商所垄断。其中腾冲至缅甸八莫、腾冲至缅甸密支那,是最繁忙的商道。腾冲的繁华被称为是“马背上驮来的”。随行于马帮的华侨们不断地往返于家乡和国外商埠之间,他们在从缅甸、泰国、印度依靠马帮托运财富及四海风物返乡的同时,也从那里带来了异域他乡的文化和习俗,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心理积淀,随处流露出中西合璧的痕迹:美国的面包炉、德国的洗衣盆、压面机等,西式晒台,英国进口的钢窗和传统木门交相辉映,展现了侨乡文化的特有意蕴。
民国时期形成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营的大理喜洲、腾冲、鹤庆三大商帮,也或是从马帮起家,或是依托于马帮(自组或雇请马帮)。喜洲帮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内外商业贸易活动,而“腾冲帮”和“鹤庆帮”一度垄断了保山市场。20世纪40年代,喜洲帮以“永昌祥”号为代表,形成以永昌祥、锡庆祥、复春和、鸿兴源等四大家和八中家、十二小家为主的坐商186家及行商200余家的大商业集团,成为资金最雄厚,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云南第一大商帮。
马帮人在长年的奔波中,形成了强烈的创新意识。每一个赶马人走四方,都勇于冒险,敢于面对各种挑战,临危不惧。他们凭借自己的刚毅、勇敢和智慧,把一些新奇的商品带到各地,也把一些新的观念和思想传播出去,能够想别人所不敢想,做别人所不敢做。云南侨乡的社会风气开化之先,对家乡命运和文教事业的执著关心,无不体现出侨乡和华侨华人的休戚与共的关系。侨乡腾冲首先在云南取得辛亥革命的民主革命胜利,且比省会昆明还早三天,主要原因在于华侨和侨乡人的鼎力支持。抗日战争期间,沿海沦陷,滇缅公路成了全国唯一的对外交通运输线,被誉为“抗战输血管”、“抗日生命线”,各大商号纷纷抢运物资,形成“走印度、跑缅甸”的格局。因为滇缅道上的汽车运力不够,云南马帮竞相为抗战作贡献,对战时物资保障的运输出力甚大。
新时期,云南省规划的西南(南亚、东南亚)国际大通道桥头堡举措之一,就是修复了荒废近半个世纪的史迪威公路(即中印公路)腾冲到缅甸密支那段,重唱边贸戏,更借助于国家在云南、广西与东盟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等诸多利好的因素,使当年依托马帮兴盛起来的众侨乡地区再次焕发出青春,让云南成为大西南对外开发的桥头堡和国家重要通商口岸,重振西南“陆上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马帮文化的创新精神。
总之,自西南“陆上丝绸之路”通行以来,马帮文化就在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发展至近代更形成了与缅甸、印度等国密切的商贸关系。在通往国外的交通要道上,逐渐形成了红河、通海、大理、龙陵、腾冲、保山等县市众多的侨乡。改革开放之后,侨乡人民秉承马帮文化等前人遗留的创新精神,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积极打造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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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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