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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当代文学教学“误区”的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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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文学教学是中文学科教学中的“特区”,因为它的教学内容是与中国当代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文学就是入学”是大多数人对文学的理解。中国当代文学表现的是当代社会中“人”的“生活”。具体而言,“人”的“生活”应该再从两个层面进行表现:一是人在现实社会中已经或正在过的生活,即实存生活。二是人在现实社会中应该或希望过的生活,即理想生活。明确了这两个基本点,我们才能够反思当前的中国当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误区”,使这门学科健康良性地向前发展。
中国论文网 /9/view-9495051.htm
  那么,中国当代文学教学中容易陷入的“误区”有哪些呢?
  首先是经典作品的阐释空间问题。无可否认,经过时间的冲洗,能称得上是经典作品的肯定有其独特价值,绝不可能是空穴来风。经典作品一般都得到历史的定性。所以对经典作品的阐释很难突破人们的普泛意义上的理解。例如,我们对《青春之歌》这部长篇小说的解读就不能率性而为,把它说成是“女权主义的胜利”。虽然作品中的主人公林道静是一个“离家出走”的青年女子,也确实在追寻着女性应有的尊严和权利,但她称不上是“女权主义的实践者”。因为作品中写她的“离家出走”是为了说明她投身革命的必然性,与当前女权主义学者所倡导的“女性的自觉”并不是一个概念,因此根本没有摆脱“革命加恋爱”的模式。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说的那样,妇女“是虚假解放的典型产物,她在男人实际上是唯一主人的世界上,只有空洞的自由:她诚然是自由的――却没有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青春之歌》虽然也涉及到了“妇女解放”的主题,但只能作为“红色经典”文本出现,而不能把它误读为“女权主义”文本。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也出来了,作品一旦成为经典以后,其得到历史定性的独特内涵就往往被无限放大与张扬,以至于其它方面的阐释可能性受到遮蔽和抑制,从而导致经典作品的阐释空间日益狭隘。这种经典作品的阐释空间“一维化”现象在当前的教学中尤为明显。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学观念的演进,笼罩在经典作品峰顶上的云雾逐渐消散,不少当代经典作品需要重读与解读。例如,我们对茹志娟的经典名篇《百合花》的解读就不能受既定观念的束缚。“小战士”去老乡家借被子,因为言语不和,“新媳妇”没有借给他。在小战士牺牲后,新媳妇亲自为他盖上了那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传统观念认为这部小说描写了“普通老百姓对革命战士的深情厚谊”。诚然,作者在表层确实是要突出“军民鱼水情谊”,但我们今天再读这部小说时,心灵上更多的感动并不是“鱼水情谊”,而是对人的命运的怜惜和悲悯。小战士本来是一个朴实厚道的农村孩子,在家乡“帮人拖毛竹”。他参加革命刚一年,还是个新兵。小战士有着农村青年的一切优点,能吃苦耐劳、不惧艰险,为了解救抬担架的老百姓献出年轻的生命,“手榴弹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但小说没有像同时代的其它作品一样有意把小战士拔高,而是真实地刻画了他作为普通人的特点甚至弱点,这才是小说至今仍能让我们感到可信的地方。小战士很少接触青年女性,加之少言寡语,生性腼腆,因此在女子面前总是显得很拘束。“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地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头,憨憨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到老乡家借被子的时候.小战士因为不善与青年女子打交道,所以吃了新媳妇的闭门羹。当别的女同志再次去借时,新媳妇爽快地把“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抱出来让小战士拿走,“他这才绷了脸,垂着眼皮,上去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这些细节的描写使我们感到小战士就是生活中的入、实实在在的人,而与上世纪50、60年代作品中俯拾皆是的政治化标签性质的人物形象明显不同。小说对新媳妇的刻画更见微妙。“被子风波”过后,她对小战士关注起来,“她还是那样,笑眯眯地抿着嘴……但她不时地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么。”当她终于看到“无声地躺在那里”的“同志弟”时,新媳妇抛开羞涩与顾忌,认真地为他擦身,缝衣,又含泪把心爱的嫁妆盖到他的遗体上。这里的描写蕴含的其实是对生命的怜惜与悲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生命被命运无情扼杀了,战争(其实也是一种不可抗力)使一个鲜活的生命转瞬即逝,我们隐隐地从中体会到“生命的可贵”以及“命运的无情”等人性化主题。为什么像《百合花》这样的作品能够历久弥新,原因就在于作品中蕴涵了艺术的张力,人性的力量往往突破了表面上的政治革命色彩的遮蔽,使其具备了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经典作品并非已经是被打上了封条,再也动不得。有很多经典作品在今天完全可以重新阐释,这就要求我们在解读它们时采取艺术的视角以及秉持文学的观念。
  其次是作品范本的选择范围问题。当代文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思潮迭起,新人辈出,作品繁多。在读不胜读、却又不能不读的当代文学作品中遴选出有价值的典范文本就成了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我们向学生介绍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时应尽量把那些界碑性的作品包含进来,才能避免遗珠之憾。这就需要教师有较高的艺术甄别能力。日前很多当代文学教材并不完美,即便比较好的教材也有缺失,对该收入的作品并未收入,不该收入的反而收入过多。以陈思和主编的复旦大学版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来说,“文革”结束以后的小说列专章重点介绍了29部,其中长篇小说仅2部(《马桥词典》和《九月寓言》)。“文革”结束后,长篇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镇。“文革”前17年,有人做过统计,长篇小说平均每年是10部,现在每年是500至600部。因此单从内容上说文学史的收录都是远远不够的,何况还有些具有较高艺术性的作品没有进入文学史的视野,比如《白鹿原》、《玫瑰门》、《尘埃落定》等。
  我们的当代文学教学就好像是在描绘一幅文学地图,仅仅标上几个省区的名字不免空洞无物,还要标示出它的河流、山峦、交通及物产。
  再次是新出作品的接受距离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进入到了一个比较自由的发展时期,大量作品涌现山来,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正如著名作家王蒙所说:“有很认真的,有实实在在写作品的;也有游戏人生的;也有紧跟形势的;也有炒作的。”因为与现在时间太近,恍若今日。由于无法拉开距离,缺少时间的筛选,我们难以做出正确的评价。
  面对如此纷纭复杂的文学现状,需要的是时间梳理。现在学界的一种普遍看法是“当代文学作品叫好不叫座;叫座不叫好”。的确,在市场经济的文化出版传播机制的作用下,文学不得不适应市场的需求。因此,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其中充斥着格调不高、趣味低下的作品。文学在较多地摆脱了政治的掌控之后,又渐渐受到经济的奴役,正如一句民间谚语所说“前门走了虎,后门来了狼”。很多学者和作家都感叹:“文学的独立人格在哪里?”“当今时代文学能出大师吗?”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悲观,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不同时代的文学有其独特的话语表达方式。鲁迅只能产生在文化启蒙时期,“鲁迅式的精神导师式的大家是旧中国土崩瓦解前夕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许当今更需要的是公众友人式的、更深思的和更理性的智者而非煽情式的爆破式的勇敢怒吼者。”我们对文学应该充满信心,“只有抱更开放的态度,当然更需要的是产生真正有才能的、有足够的精神境界的、旨于献身文学的作家,才能创造出无愧于伟大的中国文学传统的新作品。”令我们欣喜的是,这样一批有着新的美学风范的作品已经产生,比如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短篇小说,毕飞宇的“三玉系列”中篇小说,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系列”长篇小说。所以,我们在当代文学教学过程中不应该疏离当下的创作,相反应该引导学生关注当下的文学创作,让学生在当下的创作语境中亲身体会文学的“特质”和“异质”。这种教学方式对当代文学教学是很重要的,它是当代文学教学的魅力所在。那么,我们如何让学生充分感受到这种魅力,增强“文学的现场感”呢?通过教学实践,我认为可以采取的措施有如下这些方面:运用影像资料来增强教学效果;适当组织课堂讨论以形成教学互动;开设专题讲座,进行特别推介或深入研讨,以补课堂教学之不足;鼓励学生创作,做“作家型学者”,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领会作家的创作心理,进而深入感悟作品的内涵。教学方式可以有很多,但目的都是在当代文学教学中交给学生一张文学的“入场券”。
  总之,当代文学因为反映当代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所以这门学科具有当代性、开放性、实践性。我们在当代文学教学中应该突出这些特性,走出“误区”,寻找新的教学生长点,在中文的教学领域建设一个新兴的“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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