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教学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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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高校文学院的教学往往因学生不读作品尤其是拒绝阅读十七年作品而陷入困境。学生拒绝阅读作品这种现象,体现了二者之间存在审美距离。如何缩短甚至消除这一距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基于大学生是社会最活跃、最热情的群体这一特点,老师应立足学术前沿,从现代文化视域关注作品。针对十七年文学生产历史背景的特殊性,可以从其显现的政治意识形态、传统文化习俗、性别意义、哲理意蕴等角度进行解读,甚至可以脱离具体文本对其进行文化批评。
　　【关键词】文化视域 潜文本 习俗 性别 哲理意蕴
　　【中图分类号】C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9(b)-0216-02
　　
　　陈思和先生在谈到高校当代文学史教学的对象时指出:“在对全日制中文专业的大专生的教学中,可以突出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讲解,让学习者充分感受到现代汉语文学创作的魅力所在,从审美欣赏的层面上领悟当代文学的存在价值。对于全日制高等院校的中文专业的本科生来说,光读作品当然是不够的,还需要掌握这百年来整个文学发展的过程及其经验教训,掌握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个追求、奋斗和反思的大致历程,虽然不需要很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但应该对此有所了解和感悟。”[1]显然他要求在教学中,首先要突出学生对具体作品的阅读和理解。然而我们的教学恰恰因学生不读作品尤其是拒绝阅读十七年作品而陷入困境。如何走出“学生不读作品,老师自说自唱”的尴尬境地,是笔者在此探讨的话题。
　　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提出了“互文性”观念,“互文性,不仅是语言互文,它更是一种文化思想的互文”。[2]因此任何一部作品既不属于某一个作家,也不属于某个时代,它的文本贯穿了各个时代,而且带有不同作家的文本痕迹。他启示我们:针对任何一个文本的阐释和阅读都应是开放型的,而且是千差万别的。学生拒绝阅读十七年作品,体现了这类作品的解读与其之间存在审美距离。如何缩短甚至消除这一距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基于大学生往往是社会最活跃的群体这一特点,老师必须立足学术前沿,从现代文化视域关注这类作品。针对十七年文学生产历史背景的特殊性,教师可以从其显现的政治意识形态、传统文化习俗、性别意义等角度进行解读,甚至可以脱离具体文本对其进行文化批评。由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一定的超稳定性,因此教师若从现代文化审美的视域解读作品,对学生来说,展现在面前的很可能就会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一处让他们怦然一动的风景,并以此把灵魂深处的思想情感全部唤醒,进而激发他们阅读作品的浓厚兴趣。
　　纳入文学史的十七年经典无疑是当时极左意识形态的产物,这也是学生在文化审美上产生抗拒心理的主要原因之一。结构主义文论代表彼埃尔?马舍雷说:“我们应该进一步探寻作品在那些沉默之中所没有或所不能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实际上作品就是为这些沉默而生”。[3]他指出,一部作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是看它说出了什么,而是看它没有说出什么。正是在一部作品意味深长的沉默中,最能确凿地感到意识形态的存在。因此,对无意识潜文本的关注,对从叙事的裂隙、沉默处裸露出的意义的追踪正是当代文学文本教学研究的重要范式之一。《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开头写道:“三月,天空中纷洒着似雨似雪的东西。三轮车在区委会门口停住,一个年轻人跳下来。车夫看了看门口挂着的大牌子,客气地对乘客说:‘您到这儿来,我不收钱’”。[4]这里所显示的潜在文本令读者回味再三:是车夫不敢要钱,还是真心不愿要钱？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若简单地把这种现象阐释为平民对政府和官员的深厚感情,很难得到学生认同,因此我们在对这类文本的解读中,必须把其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还可以由此启发学生思考文本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这种书写充分显示了有“少共情结”的王蒙的理想主义精神及对激情的崇拜。以这种范式解读《锻炼锻炼》,就可以避免让学生只看到作品赞扬青年干部杨小四树正风、压歪风的斗争精神的显在文本,还能更清晰地看到赵树理在创作时出现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的错位,从而对用生命本相展示民间生活本来面貌的这位作家有更为深刻的了解,也使学生更为真切地领悟到文学艺术的真实是怎样给后人留下了历史的真实性的。
　　从现代文化视域解读十七年文学,还可以从传统习俗的角度关注作品。十七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相对于工农兵形象是很有限的,而其中自我改造、自我贬抑却得到社会各方面的认可,由此便衍生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叙事模式:“改造加恋爱”。正如结构主义叙事学所揭示的:小说的故事和人物可以千变万化,但故事的结构功能却总是那么有限。《我们夫妇之间》和《在悬崖上》等作品中故事的讲述,就是按照这种叙事模式来演绎的。这两篇小说对这一叙事模式的改变是:一般作品中男性――工农干部,女性――知识分子的对应搭配模式变更为:男性――知识分子,女性――工农干部。显然小说只是对性别身份固定搭配作了变更,但却触动了我国传统男强女弱、男起支配性作用的文化习俗,因此虽然这两个文本讲述的同样是工农与知识分子之间“改造加恋爱”的故事,但叙事却漏洞百出,甚至走向自我解构。《在悬崖上》叙事的漏洞在于,知识分子最后的浪子回头,直接原因并非是工农身份的妻子及党的教育,而是第三者加丽亚拒绝了“我”的求婚。而《我们夫妇之间》“改造加恋爱”则走向了自我解构。叙事的缝隙已然表明,“妻”已悄无声息地接受了“我”的生活趣味的同化,城市文明的熏陶改变了妻的生活习性:“服装上也变得整洁起来了”, “见了生人也显得很有礼貌”。这两个典型的个案无疑与主流意识形态对工农(改造者)、知识分子(被改造者)的定位大相径庭。一个“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改造故事,最终因传统文化的潜在作用而走向了知识分子同化工农的结局。这类作品若从传统文化审美的角度去解读,其叙事模式存在的危机就昭然若揭了。
　　从性别角度关注十七年文学,也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性别无疑是我们切入社会文化系统的有效视域,这里我们关注的不仅是文本中的性别本身,更是其对性别的表述以及这种表述所赖以产生的背景。从某种角度来说,《青春之歌》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独特的历史语境中女性对自我社会身份、主体位置的一种想象。小说叙事的起点明显地延续了五四女作家开创的女性叙事路径:带有女作家自身经历色彩的女主人公反叛传统婚姻――离家出走――自由恋爱,但自由恋爱不是主人公出走的动力与目的,爱情不过是反叛、出走以后无奈的归宿,因此也不会成为叙事的终点。不是爱情而是女性对独立自由的自我寻求才是叙事的最初能指。林道静与五四娜拉的区别正在于此,正是这种区别隐含了叙事独特的性别视域。女性对传统家庭角色的拒绝,对独立自由的追寻,对世俗庸常的超拔激情,这一切在民族群体命运之间似乎被历史赐予了某种契合,正是这种契合允诺了女性告别子君的绝境走向新生的可能。当然也正是这种契合,使民族解放的冲动在置换性别解放的冲动同时又从后者中获得强劲的叙事动力,得以圆满的运作。但女性对性别自我的寻求作为叙事的初始能指在被置换、被压抑的同时却得以乔装打扮,出没于叙事的缝隙中。显然林道静的成长是建立在对一些身份(性别、知识分子)的抛弃与对另一些身份(阶级、民族)的确认上。然而民族国家话语所提供的主体位置与女性生存经验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隙,林道静虽成功地进入了历史主体,但始终都是不成熟的,处于被改造着的尴尬边缘状态。小说所描述的女主人公脱胎换骨的成长,只不过是一种女性一厢情愿的自我确证,并没有得到主导意识形态的公认。由于这一视点是站在较为前沿的位置上,因此虽是对《青春之歌》这类红色经典的解读,也同样能给学生带来耳目一新之感,进而引起他们产生“细读作品”,以便“有所发现”的审美乐趣的欲望。
　　我们还可以挖掘十七年较为优秀作品中所内涵的人生哲理意蕴,使学生感悟到人生的真谛。《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体现出人类所面临的普遍困境。显然,小说中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林震,那么我们不妨把刘世吾当成是“最先”到“组织部的青年人”,赵慧文是比林震“先一步”到“组织部的青年人”,我们若把“组织部”看成是社会现实的隐喻,那么就会清晰地看到怀有理想的青年人走向社会、融入社会的成长轨迹,看到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冲突――现实对理想的有力冲击和理想在现实面前的逐渐妥协,进而引导学生思索自己人生理想的可行性,并对自己的人生设想产生警惕和质疑:思考自己的理想和激情是否也会被现实所磨灭,追问这种理想和激情是怎样变得淡漠的。
　　正如“学无定法”一样,提高十七年文学教学质量的方法也一定是多种多样。笔者在此探讨如何激发学生阅读十七年作品的兴趣这一话题,旨在抛砖引玉,以期与广大同仁一起寻求走出现当代文学教学困境的路径。
　　
　　参考文献
　　[1]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2] 赵一凡,张中载.西方文论关键词[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265页.
　　[3] 彼埃尔・马舍雷.文学分析:结构的坟墓[M].董学文、荣伟编.现代美学新思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63页.
　　[4] 张用蓬.中国现当代文学阅读与欣赏[M].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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