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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美学与《阿Q正传》的创作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莫军苗

  摘要: 姚斯和伊塞尔确立的接受美学方法认为作品是为读者而创作,文学的唯一对象是读者,重视期待视野和审美距离。鲁迅的经典小说《阿Q正传》的创作正与接受美学的理论暗合,体现了接受美学的基本特征,重视期待视野,拉开了审美距离,从而使作品散发出永恒魅力。
  关键词: 接受美学鲁迅《阿Q正传》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并在70年代得到发展的由姚斯和伊塞尔确立的接受美学方法,是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维时空中研究文学。作为文学研究的范式,接受美学突出读者的接受与再创造在文学作品价值实现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作品是为读者创作,文学的唯一对象是读者。姚斯说:“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任何作家在创作中都要考虑到读者的实际情况和要求,比如他们的社会阅历、艺术修养、期待视野等。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他的创作即暗合了接受美学的特征,把读者放在首位,并且挖掘出了更多值得让读者接受的内容,从他的小说集《呐喊》中的《阿Q正传》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阿Q正传》的创作初衷始终以读者为出发点,以读者为中心,我们从他弃医从文的原因可看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1]中国当时的广大民众受剥削压迫、身处苦难而又愚昧落后、觉悟低下、沉睡难醒。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式的作品对于读者恐怕很难有什么冲击力。因此,鲁迅拿起笔来揭示国民的劣根性,使读者警醒,在他的作品中看到身边人,引起思考。
  鲁迅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2]“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3]他认为只有提倡文艺,才能从根本上引导人们向前。因此,他的创作意图,正是着眼于读者,着眼于启蒙,发挥文学作品的作用。作品必须为民众所接受。从创作思想指导上,鲁迅与姚斯和伊塞尔确立的接受美学方法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写出中国人的人生主要是在此。鲁迅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为文主张――为中国的民众。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阿Q正传》中的阿Q应运而生。
  《阿Q正传》中的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是一个身受残酷的剥削、压迫和凌辱,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流浪雇农。这本已十分可悲,但尤为可悲的是他性格中的“精神胜利法”,对事实上的屈辱和失败,他都用一种自譬自解的方法,在想象中取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对来自比他强大的阶级或个人的残酷迫害麻木健忘,自甘轻贱,自欺自慰,甚至用欺侮弱者来发泄自己被别人欺压的不平之气,这正是当时中国大多数民众的劣根性之一。读者时时可以在阿Q身上看到自己或者自己的身边人。
  阿Q的身世十分含糊,但和别人口角时却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了!你算是什么东西!”他自尊自负,在精神上也不把有钱的赵老太爷放在眼里。他忌讳头上的癞疮疤,且颇为苦恼,可人们偏要拿他的癞疮疤寻开心时,他会说:“你还不配。”于是他头上的仿佛就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当他被人家打,赌博赢钱又不幸被抢时,他总是用“精神胜利法”救回几乎失败的自己。斗不过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但对比自己弱小的小尼姑之类是绝对要找回“自信”的。阿Q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用精神胜利法使自己健忘、麻醉,甚至至死不觉醒。在生命将要结束时,他还自我安慰:“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在临刑示众时他还“无师自通”地喊出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对自己身世的解释,对自己癞疮疤的光荣守护,对自己被打的开解,由欺负弱小寻回的自信,甚至临死前对来生的假想,都让不同的读者产生深思,对作品产生新的期待。
  但“阿Q越是获得精神的胜利,读者越是感到悲哀;阿Q越是感到得意,读者越是感到痛苦”。[4]读者在欣赏鲁迅作品的人物形象的时候,已经又创造性地塑造了自己心目中的阿Q形象,从而实现了作家―作品―读者接受的过程,从而实现了文学作品的价值。鲁迅通过塑造阿Q这个典型,深刻地揭示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和它的严重危害性,“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启示人们振奋起来,抛弃阻碍自己前进的精神枷锁。
  鲁迅先生是立志用笔画出国民劣根性的。他在不经意间很好地把握了接受美学的特征,并且收到了极为震撼的效果,不仅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更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如《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陆续发表的时候,就在不同阶层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仅震动了文坛,而且震动了社会,人们纷纷猜测这个署名“巴人”的作者是谁。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人认为作品的情节和自己有关,而此事只有某人知道,因此猜测肯定是某人写的,后来知道作者与他素不相识,便又逢人声明不是骂他。茅盾曾高度评论鲁迅的创作:“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读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冯雪峰、郁达夫等人也纷纷发文赞赏他的创作,其他广大的进步青年、评论家都有不同的响应。
  小说问世八十多年来,阿Q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读者中影响深远。读者在阅读鉴赏阿Q的形象中心灵受到震动,从而审视灵魂。不同时代的读者又不断赋予这一形象新的内涵、意义,即“对原来的艺术形象进行开拓、补充、再创,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体味到艺术家在创造这个艺术形象时不曾说出,甚至不曾想到的东西”。[5]这就更证明了作者当时创作的初衷是以读者为中心的。
  重视期待视野与审美距离,是接受美学的一大特征。姚斯认为,读者的阅读感受与自己期待视界相同,读者便感到作品缺乏创新和刺激;相反,作品意味大出意料,超出期待视野,便感到振奋,这种新体验便丰富和拓展了新的期待视野,于是便产生了文学欣赏中必需的审美距离。鲁迅并没有盲目地满足读者对文本内容的期待,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不仅强烈地感应着时代的脉搏,而且发掘出了更多让读者接受的内容,从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给了读者更多的召唤与深思。《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陆续发表,刚开始人们并未料到鲁迅先生要让阿Q做革命党,正如郑西谛(郑振铎)曾批评道:“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想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鲁迅就回答道:“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6]
  而《晨报》主编伏园先生也不愿阿Q那样的一个大团圆,鲁迅说:“《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7]但由于某种原因,伏园暂时离京。待到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

  鲁迅虽然通过《阿Q正传》以文学反映着时代给人留下的烙印,但他更是以思想的深刻与睿智,冷静地审视现实与人生,让文学与现实政治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而把重心放在揭示人的思想的落后与被奴役上。因为在阅读中,“读者虽然可能会因期待暂时受遏而不理解,但很快又会为豁然开朗的艺术境界而更兴奋,在更高层次上使自己的审美理想得以驰骋。它意味着读者审美能力的丰富、发展和提高,以及对文学发展革新的肯定”。[8]人们在阅读中所期待的阿Q的结局自然多种多样,虽未曾想到会是作为革命党被枪毙,但恰恰是鲁迅的安排,拉开了与读者期待视野的距离,从而使这部作品具有更恒久的魅力。
  总而言之,充分地考虑读者,为读者而创作,为启示疗救民众为出发点的鲁迅作品《阿Q正传》暗合了姚斯和伊塞尔接受美学的方法。法国文学批评家圣伯夫说:“最伟大的诗人并不是创作得最多的诗人,而是启发得最多的诗人。”法国作家法朗士在《乐图之花》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书是什么?主要的只是一连串小的印成的记号而已,它是要读者自己添补形成色彩和情感,才好使那些记号相应地活跃起来,一本书是否呆板乏味,或是生气盎然,情感是否热如火,冷如冰,还要靠读者自己的体验。或者换句话说,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魔灵的手指,它只拨动我们脑纤维的琴弦和灵魂的音板,而激发出来的声音却与我们心灵相关。”这些关于作品和读者理解之间存在着差异和互相补充、阐发的精彩议论,形象而生动地道出了鲁迅在创作《阿Q正传》中与接受理论不经意的相合之处。因为他使读者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不仅是对自身存在和世界重新审视和批判,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又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这一作品,从而最终实现了创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钱理群,金宏达.鲁迅文集精读本.娜拉走后怎样(杂文选编)[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33.
  [2]钱理群,金宏达.鲁迅文集精读本.《呐喊》自序(杂文选编)[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25.
  [3]钱理群,金宏达.鲁迅文集精读本.论睁了眼看(杂文选编)[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78.
  [4]林兴宅.论阿Q的性格系统[J].鲁迅研究,1984,(1).
  [5]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346.
  [6][7]钱理群,金宏达.鲁迅文集精读本.《阿Q正传》的成因(杂文选编)[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120.
  [8]顾祖钊.文学原理新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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