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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雅集:文人们的末路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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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世难免滋生迷茫甚至绝望之感,而这种绝望感未必使人物质享受的欲望降低,相反,还常常会刺激人们在纸醉金迷中寻求排遣。元末昆山上演的“玉山雅集”,就是文人们的末路狂欢。
  玉山雅集的主人是吴中巨富顾瑛。顾瑛生于官宦之家,祖父任职元廷时,定居昆山界溪。因为统治者对商业和贸易的重视,元朝的士风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视商贾为恶俗。顾瑛得风气之先,16岁就在商海中搏击,不到十年,再回昆山时,已一跃成为苏州地区屈指可数的巨富之一。
  成为巨富后的顾瑛开始了人生中新的重要选择:一是脱离商界,将产业交给儿子打理,自己则潜修文艺;二是在昆山构筑私家园林“玉山草堂”,草堂内不仅有园池亭榭之胜,更有主人耗费大量财力搜集来的古书名画、鼎彝珍玩,从而使这个草堂成为文人最理想的游赏休憩之所。此后数年间,顾瑛依仗其雄厚财力,广邀天下名士,日夜在玉山草堂与宾客置酒高会,啸傲山林,以文采风流着称于东南。“玉山草堂”因此成为元末文人的一处桃源,“玉山雅集”也定格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十分显赫的符号。
  参加玉山雅集者均为当时的名士。名士聚会必有诗词唱和,因此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记录,仅顾瑛所编所著,就有《玉山名胜集》、《玉山璞稿》、《玉山逸稿》等多种。
  据学者统计,玉山雅集前后约有一百四十余位文化人参加,诗人、古文家、学者、书画家众角齐备,而像诗人杨维祯、画家倪云林等都是一代文化巨子,另外还有助兴的乐师和歌伎、舞姬。其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富,实为空前,以至于“四方之能为文辞者,凡过苏必之焉”。他们或饮酒赋诗,或品鉴古玩,或挥墨泼墨,或清谈名理,或寄情山水,或观赏歌舞,无不兴尽而罢,可谓极世俗人生之乐事。
  拒绝礼法束缚、肯定人的欲望,玉山雅集里面蕴含着新的时代元素,同时,文人在末世中的心态也殊堪咀嚼。在玉山雅集举行的同时,中国大地并不宁静,群雄并起,战火纷纷,而顾瑛们所在的江浙地区,不过是因为盐贩子出身的张士诚割据一方,实行保境安民之政策,暂得一时之苟安罢了。于是,玉山雅集便透露了两种气息:一是及时行乐的颓废气,在宾主留下的诗文中,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语句处处皆是,如“醉酒不辞良夜饮,追欢犹似少年游”,“人生会合不可常,今夕之会,可不尽欢耶?”“脱我帽,忘我形,美人听我重叮咛:更借白玉手,进酒且莫停”。而在颓废的背后,我们分明看到了文人遭逢乱世,自己无力回天的绝望和无奈。二是渴望留名于后世的紧迫感。他们担心百年之后声名不彰,认定只有载诸史册,玉山雅集才会被后人所记忆。《玉山名胜集》的编撰,正是基于这种心理,群策群力得以完成的。
  明朝肇建,玉山草堂的主人顾瑛父子被勒令迁徙,洪武二年,顾瑛客死于安徽凤阳,玉山雅集从此风流云散。但雅集的影响却是无法磨灭的,后代知识分子对雅集中人那种恣意、率真的生活方式无不向往,就连主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大官僚纪晓岚也禁不住羡慕地说:“文采风流,照映一世,数百年后,犹想而见之。”其中原因,可能就在于,那种不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扰、自由自在的生活,对古代读书人来说实在是太罕见了吧?
  (摘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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