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中国与古代希腊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历史比较魅力无穷。先秦中国与古代希腊都出现了“轴心期文明”，产生了影响久远的原创文化，具有强烈的可比性。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差异，承认差异，才能既各美其美又美人之美，最终实现美美与共、世界大同。
关键词：早熟国家；恐惧人格；梭伦；克利斯提尼；主权在民；轮番为治
中图分类号：K232；K12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1001306
先秦中国和古代希腊都出现了亚斯贝斯所谓的轴心期文明，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原创文化，具有强烈的可比性。
一、先秦中国的早熟和文化上的血缘性
要论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莫过于喜玛拉雅山的隆起。8 800多米的高峰挡住了西南印度洋上的暖湿气流，使中国中西部变成了干旱半干旱气候，东侧近地的风力也因“狭管效应”而更加强劲。北方蒙、新地区的碎屑物质都被裹挟起来，向南吹送。最终，当地只剩下了不能携带的砾石。由于随风力递减，体积和比重较大的颗粒会先落下，于是，自蒙、新至秦岭，就出现了石漠、沙漠、黄土由北而南自西向东依次排列的自然景观。
如此说来，黄土本是一批被风搬运得最远的物质，直到受秦岭阻隔，才大致吹不动了。这就意味着它必然具有两个最基本的优点――细和轻。团粒结构细微，故土质疏松，易于垦耕。而其轻的原因则是其中所包含的腐殖质成份多，土壤有自我加肥能力；含
磷量也偏高，含水性能好。加之干旱半干旱气候所造成的草灌及蒿类植物分布广泛，砍伐起来较为省力，远非南方热带雨林所能比。所以，先民选取耐旱的作物粟作为种子，在黄土地带较早地发展了原始农业，过上了村落定居生活，形成了长期稳定使用的邑和邑群，并以此为基础，产生了古代文明。
那么，能否认为中国的先民得天独厚？否。恰恰相反，他们在向大自然进军时，所面临的环境是复杂的，所遇到的困难是超乎想象的。
从地势上看，当时能够垦殖的土地仅限于高平的原和原下近水的隰，特别是黄河支流上的小盆地，如渭水河谷、伊洛河河谷、汾水河谷和泰山丘陵下的“汶阳之田”等，山林川泽还是人们无法进入的禁地，而这些不利于农作的区域可能远大于宜农区。如：河济之间的兖州，被称为陷泥地、渥地；黄河在广袤的华北“播为九河”，实际呈漫流状态。据谭其骧统计，到了春秋时期，仅鸿沟、颍汝以东，济泗以西，长淮以北，大河以南，仍有较大湖泊140多个①。类似的区域显然不适于人类居住，故早期遗址的发现也不集中。从土壤来看，多水或湿度过大的烂泥地被称为涂泥，肯定不利于耕种，故《禹贡》列荆州涂泥为下中，扬州涂泥为下下。而海滨、湖畔和河流交汇处的碟形洼地又易泛碱，古籍说“冀州白壤”，又说
①谭其骧：《黄河与运河的变迁》，《地理知识》1955年8月号。
青州“海滨广斥”，指的就是这种极难治理的盐碱地。不适合耕种的土地可能还有坚硬的垆土，真正的好地只有排在上上的黄壤和一种叫做坟的暄土。干旱半干旱气候使黄土地带不像多雨的南方那样林木茂盛，但林地的分布却远较今日为多，这不仅带来了土地始辟时砍伐的难度，而且为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育提供了场所。徐中舒先生早年写《殷人服象及象的南迁》说：殷、周象尚在黄河流域，春秋已迁到长江流域，秦时已迁到岭南，故于岭南置象郡。证以《左传》定公四年楚昭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等等，可知徐先生的看法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判断。除了象，见于记载的还有犀、兕、虎、豹、豺、狼、野猪、麋鹿等，它们都可以在中原地区自由往来，狼奔豕突。综上可知，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原始又险恶。
不仅如此，给人们带来巨大威胁的还有灾害：“中国位于世界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的东南部，濒临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由于海陆之间的热力差异而造成季风气候特别显著。”所以，“中国是世界上季风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1]。由此造成的中国气候既具有强烈的大陆性，又具有变化的剧烈性和复杂性。其表现是降水集中，洪涝多发，在漫长的缺雨期，大片内陆地区又有旱魔肆虐。与之相伴，还会有风灾、雹灾、霜灾、雪灾、冻灾，以及蝗灾时时来袭。在地质方面，漂移的几大板块在中国交接，造成地震相对集中。可以肯定，中国是一个多灾的国家。据萧国亮《皇权与中国社会经济》一书统计：“自西周至清末约3 000年间，共发生大灾荒5 168次，平均每年发生1.723次。”[2]
在环境险恶、灾害频发的情况下，人们拿什么向自然开战？过去曾有人认为殷和西周已使用铁器，现在不这样讲了。一般说来，铁器出现于春秋，到战国开始普遍化，连农具也用铁制了，所以，《孟子》书中就有了“铁耕”一词。可以断言，战国以后才是“铁耕”时代，以前不是。当时的人们会不会大量使用青铜农具呢？可能性也不大。最根本的原因是铜的丰度低，只有0.007%；而铁却是4.75%，是铜的800倍。由此就造成一个最基本的客观事实，即：铜的冶炼虽为时较早，但却难以普及，而人们一旦掌握了冶铁技术，铁器就可以迅速应用到各个生产领域。所以，殷周虽处于青铜时代，铜金属却主要用于铸造兵器、礼器及少量手工工具，从一些典型遗址的遗物和遗迹来看，农业中所用的仍是木、骨、石、蚌器，只不过较之原始社会加工得更好而已。恩格斯说：“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并不能排挤掉石器，这一点，只有铁才能做到。”[3]中国的情况正是这一说法的最好佐证。只是到了春秋、战国期间，随着礼乐制度的崩坏，青铜生产脱离出礼器制造服务的旧轨道，开始朝实用化方向发展，在一些铜锡矿藏较丰富的地区，如东南和西南，青铜农具的数量才有所增加。生产工具的落后充分反映了文明初期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
上述情况对先秦社会的影响极为深刻。第一，在向自然进军的过程中，由于能力微弱，个人就像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离不开一个更大的集体――族，不仅以土地私有为前提的个体家庭在文明初始时没有产生，甚至连劳动也是集体进行的。“一个家族就是一个生产队。”直到战国，才出现了认为“公作则迟，分地则速”《吕氏春秋・审分》。和主张“农分田而耕”《荀子・王霸》。的理论，一些国家推出了“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强制分家政策《史记・商君列传》。，而“五口之家”“八口之家”“数口之家”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的记录和“夫妇”、“匹夫”、“匹夫匹妇”之类的语词也纷纷见之于载籍，个体劳动和个体家庭终于普遍化，个人首次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有限机遇。第二，农业种植与渔猎经济不同，起码经过一年才能看到结果，必须深谋远虑；战胜诸种不虞之灾更须凭借经验。因此中国的尊老传统源远流长，若发展到极致，则易造成故步自封，抑卑幼以奉尊长，事事处处由族中老人、家长说了算。第三，对家族集体和对家长的天然依赖，加上灾害的普遍性、危害性及不可预测性，会让人产生恐惧心理，并逐渐累积，上升为恐惧人格，从而达到崇拜权威、甘心服从的程度参见任不寐《灾变论――中国人的流离飘荡与救赎》，（香港）国际福音证主协会，2010年版，第139页。。正是以此为基础，家长由生产的组织者、领导者，变成了家族财产及妻妾子女人身的支配者，个人则变成了家长的仆从。第四，既然个体劳动和个体家庭尚未蕴育成熟，编户齐民制度便无由产生，族就不仅是生产单位、生活单位，更是政治经济单位和社会组织单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族与族的关系。在统治者的族内，大宗支配小宗。在不同族之间，则凭甥舅关系以资联络，或建立仿族组织，形成假血缘关系。统治与剥削并不针对个人，而是针对家族集体。可叫做“以大家达厥庶民及厥臣”《尚书・梓材》。。最后，连所谓的“国”，也不过是家的扩大。“王室”本意是王之家室，公室即公之家室，现在都转化成了公共权力机关。王、公的子弟或亲信分掌各种职事，已类似于担任公职，但却没有脱去“有事弟子服其劳”的私人性质。所以，任职者皆自称是“克奔走于公家”、“克奔走于王家”。总而言之，族的影响随处可见，仍发挥着支配作用。这种血缘关系并未让位于地缘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文明社会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早期文明。对当时的国家，过去有人叫做早熟的国家，所谓早熟，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理解为“早产”，只有血缘联系逐步被排挤，这个“早产儿”才变得正常了。然而，早期社会所形成的文化却积淀下来，影响历史发展的走势，甚至成为难以祛除的痼疾。 二、希腊城邦民主制的源与流
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南部，海岸线长达15 000千米，具有港口多、岛屿多的特点；在海上航行，前后左右都有可以望见的岛屿指示航程。同时，地中海是陆间海，潮汐变化小，相对平静。就利于航海的条件而言，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都无法与之相比。
希腊是个多山的国家，品都斯山、奥林匹斯山和其它小山、丘陵、港湾、地峡，将全境分成相对独立的小单元。平原面积不超过20%，土地多含石块、砂砾，相对较为贫瘠。地中海式气候使降雨集中在秋冬，夏季雨量极少。
受地理和土壤条件影响，粮食作物仅有越冬且根系发达的大麦和小麦，橄榄、葡萄也因根须可以深深扎入地下而具有种植传统。据推断，公元前4世纪时，雅典城邦“仅有1/4至1/5的谷物是本地产的”，不足部分依赖外部输入，主要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埃及等Cary M， Oxon P L. The geographic background of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0，转引自李学智《古典文明中的地理环境差异与政治体制类型――先秦中国与古希腊雅典之比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1018页。。
希腊人穿的是毛织物和亚麻织物，但本地羊毛不够用，需从吕底亚、夫利基亚和黑海沿岸进口。亚麻原料全靠小亚细亚、埃及供应。另外，虽然“希腊本土有银、铁、铜矿”，却“都产得很少”，冶金所需原料多来自腓尼基、塞浦路斯（铜）、小亚细亚（铁）和欧洲市场（锡）。
要进口就得拿自己的产品去换，即以出口的形式来支付。古希腊输出的产品主要有橄榄油、葡萄酒、陶器、金属细工、奢侈品、武器。
这就等于说，希腊人致力于手工业和商业，完全是生计所需，不得不然。优越的航海条件只是为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便利而已。于是就形成了古希腊经济上的三元结构：不甚发达的农业、发达的手工业、极为活跃的商业（尤其是海外贸易）。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与中国古代以农立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
不过，希腊城邦制度及城邦文化的出现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更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因而，我们还得粗略回顾一下希腊史。
以前研究希腊史，主要依靠《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和希西阿德的《神谱》及《劳动与时令》等诗作，还有长期搜罗起来的碑铭和文物。在19世纪的疑古空气中，诗被看作文学作品或无法证实的传说。故英国著名希腊史家格罗特干脆把希腊的信史时代定在有碑铭可据的第一届奥林匹克大会，即公元前776年，此前都归入传说时代。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言及希腊时，也只从提秀斯王讲起，其用意与格罗特相近。
但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在克里特岛发掘了克诺索斯古城，找到了宏大的宫殿、壁画、精美的陶瓶、人像及刻有线形文字的粘土版。在迈锡尼发掘了被认为是阿伽门农都城的古城址，传说中的特洛伊古城也被发掘出来了。这不仅使史诗中的某些记录得到证实，而且把古希腊的历史大大提前。
克里特文明开始于大约公元前3 000年，极盛于大约公元前1 600年。公元前14世纪，克里特文明衰落了，迈锡尼文明又兴盛起来。迈锡尼文明第一期的创造者来自克里特岛，似乎也处在克里特王朝的控制之下。但在公元前13世纪中期，亚该亚人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他们从北方南下，不仅占领了迈锡尼，而且控制了克里特和整个南部希腊，还渡海攻打过埃及、巴勒斯坦，向东北进攻小亚细亚的特洛伊，此次战役就是《荷马史诗》的主题。根据《伊利亚特》中的船舶目录，战役的统帅阿伽门农有自己直接指挥的军队，同时他又是亚该亚人的“万民之王”，总共有二十几个国家的船舶和军队随他远征。
可是，特洛伊战争之后，约在公元前12世纪时，随着多里安人和其他北方民族所掀起的新的南迁浪潮，迈锡尼王朝也急剧衰落了。多里安人占领了迈锡尼王国所在的地区，即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阿尔哥斯地区，破坏了各地的交通联系，焚毁了迈锡尼、梯林斯、科林斯城和港口科腊古，迈锡尼旧壤被一块一块割裂开来，建立起多里安人诸邦，希腊集团化整合的进程被打断，凌驾于诸小国之上的最高王权――万民之王从此消失，再也恢复不起来了。从多里安人征服到公元前8世纪的三四百年时间，经考古发掘证明，这一阶段没有豪华的建筑，没有精美的工艺品，陶器的装饰也从富丽的瓶绘退化为朴素的几何图案，故西方史家称之为黑暗时代。
多里安人的入侵除了使希腊本土在政治上碎片化和在文化上进入黑暗时代外，还大大推进了早已存在的海外殖民进程。迈锡尼诸邦旧民除屈从和避往山区外，多选择奔向海岛和海外。早在迈锡尼时代战胜特洛伊的基础上，小亚细亚沿岸就建有希腊人的移民城邦，加之亚洲内陆能够控制这一地区的赫梯王国此时已经衰落，波斯帝国尚未兴起，出现权力真空，所以就成为迁徙者的首选之区。希腊人不仅采取“分裂繁殖”的办法在这里建立殖民城市，安定二、三代之后，自己又成为母邦，派遣其成员再到邻近甚至更远的地方去建立新邦，而且利用小亚细亚地处欧亚结合部的有利条件，使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的经济部门迅速得到发展。同时也使古希腊文化重新复苏，使小亚细亚取代本土成为希腊文化的中心。一般认为，《荷马史诗》即写成于公元前9世纪的小亚细亚，然后才传入希腊本土，在此期间，小亚细亚还出现过其他一些著名的诗人和哲人。
跨海迁移造成了不同族类的大混合。大家抱着到异乡寻梦的愿望汇聚于港口，一艘大船或一个船队所装载的可能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船一满立即出发，与茫茫大平原上整个血缘家族的男女老幼连同装在牛车上的家什杂物一起缓缓移动、随行随止的中国式迁徙完全不同。这种迁徙使以血缘为基础的原始社会制度大幅萎缩，人和人的关系简化为在洋流风波中“同舟共济”的伙伴关系。同时，蒙在某些人身上的神圣外衣也被彻底剥去，他们同乘一条船，吃喝拉撒、七情六欲，与众无异。这样的社会关系中既无家族作后盾，又无君权神授作凭借，王权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所以，小亚细亚诸殖民城邦，即使存在过王政，也很快被贵族政体取代了。通常的情况是：外来的希腊人构成贵族，统治和剥削本地人。议事会是城邦管理的中心，采取合议制议决大事，并发展出一套贵族阶级内部的民主惯例，积累成较为完整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就是法律、法典的源头。从贵族个人意志不能超越规章或法典之上来看，城邦贵族政体虽是少数人的专制，但却已经是法治，而不是人治，更不是一个人的专制[4]。这与先秦中国把族规变为国家制度、把王公的言行当作人人必须恪守的法式相比也很不一样。 小亚细亚城邦与母邦之间联系紧密，小亚细亚新的政体模式和经济、文化的繁荣速迅回传，产生强大的反推力。于是，在小亚细亚快速发展的刺激和影响下，希腊本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以血缘家族和君权神授为依据的王政纷纷让位于以规章制度为基础的贵族政体。希腊本土王政消失的过程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基本完成。汤因比认为，取代王政的贵族政体正是从小亚细亚传布过来的。第二，城邦间的海上贸易迅速使希腊本土的自然经济转化为货币经济，由于贸易可以满足粮食和原料的需要，所以，工商业生产迅速扩大，农业中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油、酒及手工制品大量出口。第三，工商业的繁荣使非贵族出身的自由民可以因善于经营而成为暴发户，但政权却掌握在贵族手里，新富人与旧贵族的矛盾更加突出；守旧的土地贵族在商品货币的刺激下加重剥削，普通劳动者与贵族的矛盾也更加突出；移民又造成了劳动人手不足，劳动力价值的提高使下层人民摆脱受压迫地位的愿望空前强烈。阶级力量对比与政治权力分配相脱节，社会矛盾激化，常常引发群众骚动。第四，面对社会动荡，希腊各邦普遍依靠强有力的僭主，通过改革和立法，来调整社会关系。在没有产生僭主的地方，则推出一个“民选调解官”充当立法者。僭主带有个人专制的性质，但僭政都很短暂。僭政结束了，僭主的立法却保留下来，并直接催生了希腊城邦民主制。
希腊各邦政制演进的道路大同小异，雅典最为典型。而在雅典抛弃王政，经由贵族政体，迈向民主政体的过程中，梭伦和克利斯提尼的改革起了关键作用，必须予以提及。
公元前594年，在可能出现平民暴动的严峻形势下，梭伦被推为首席执政官，推行改革和立法。梭伦改革的内容很多，如颁布“解负令”，废除债务奴隶制，允许外邦人获得雅典公民权，禁止对包括奴隶在内的他人施以暴力伤害等等。这里只介绍他对政体的改造。
贵族政治权力掌握在贵族议事会手里，是否属于贵族，则取决于血统。为了打破旧贵族对权力的垄断，调整阶级关系，梭伦把改造现行议事机构和决策办法作为重要目标。第一，废除贵族血缘世袭，开始以财产多寡确定身份资格。将雅典公民分为4级，即：富农（收入约合五百麦斗，一麦斗合52.3公升，称之为五百斗级）、骑士（收入约合三百麦斗，养得起马，可以应征作骑士）、中农（收入约合二百麦斗，称为双牛级，可作重装步兵）、贫民（可作轻装步兵，或担负军中杂役）。4级之人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第二，创立四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四百人会议负责为公民大会准备议程，预审将提交公民大会通过的决议，取代了贵族议事会的职能。雅典原有4个部落，四百人会议从每个部落选出一百人组成，凡前三等级之人都有资格当选。陪审法庭审查将送法官处理的所有诉讼案件，对法官已判决的案件，陪审员仍可提出起诉。陪审法庭成员也由选举产生，4个等级的人都可当选。第三，充分发挥公民大会的作用。执政官、司库、执行法庭判决者（共11人）等，都由公民大会选出，战争、媾和等国家大事提交公民大会议决。
可以看出，梭伦改革用引入财产资格的办法削弱了旧贵族，打破了氏族血缘关系对社会的束缚，同时，又通过扩大参政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向主权在民迈进了一步。
克利斯提尼改革发生在公元前509或前508年。最主要的作法是：第一，根据地区原则重划阿提卡的基层组织。把全阿提卡分为3个区，即雅典卫城及其近郊、内陆中央地带和沿海区。每个区再分为10部分，名为三分区。3个区域的各一个分区合起来组成一个部落。各部落之人居地并不毗连，只在公民大会表决期间才集合起来，是一种人为的编组。这样做的好处是用10个地区部落取代了原来的4个血缘性原始部落，进一步破坏了氏族联系和氏族传统，使族长的势力丧失无余；同时也打破了雅典山居派、平原派和海滨派的界线，使党派竞争失去凭借，减少了僭主复辟的可能。三分区下的基层单位是“自治村社”，在乡下是村落，在城市是街区。男子18岁时由民选的村长登记入兵役和公民名册，从此有了保卫城邦的义务，也有了出席公民大会和参加审判的权利。20岁时，他就成了正式的全权公民。总之，改革后他是按地区实现自己的权力和义务。第二，克利斯提尼用五百人会议代替了梭伦的四百人会议。五百人会议由每个新部落各选出50人组成，部落内代表人数按社区大小分配。选举的办法是抽签，每个公民都有机会成为议事会成员。议事会再选出议长委员会，共50人，这50人分成10组，每组5人，轮流主持日常政务35或36天。在议事会的一年任期内，每个议事会成员都有机会成为主持政务的五议长之一。另外，每个部落选出一个将军，统率从本部落征集的公民军。将军们组成十将军委员会，负责统率全军。第三，陶片放逐法。每年春季，召开非常公民大会，口头表决是否实行陶片放逐。如果有人危害了公民自由和城邦利益，就可能被确定为候选对象。然后再召集第二次公民大会，用在陶片或贝壳上写下名字的办法进行最终确认。多数人投票认为有罪的人，必须离开雅典，为期10年，但财产不没收，期满回来，他以前的一切权利随之恢复。
克利斯提尼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向前跨越，已发展到了“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这一根本性的变革虽不完善，如奴隶、妇女没有公民权和公民中的男性普通劳动者会因忙于生计而与城邦政治相疏离等等，但却使多数雅典公民的自主意识和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克利斯提尼改革后不久，就爆发了希波战争，正是雅典，而不是别的城邦，在抵抗外族入侵中真正起了主导作用，取得了像马拉松战役、萨拉米海战等多次辉煌的胜利。战后雅典在经济实力上超过了米利都、科林斯，在军事实力上超过了斯巴达。它不仅被提洛同盟参盟各国奉为盟主，事实上已成为全希腊的楷模。雅典式的城邦民主制度，特别是“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原则，作为各邦效法的榜样流传开来。
再说说小亚细亚。各种矛盾的交集也催生过这里的僭主政治，但到公元前7世纪，在赫梯王国衰落很久之后，吕底亚王国兴起了，继而是更加强大的波斯帝国灭掉吕底亚，控制小亚细亚。这一地区希腊各殖民城邦的僭主为了自保和对付内部的民主派，纷纷投靠外敌，变成了波斯的“儿皇帝”，从而使改革的进程被打断。所以，希腊世界的中心虽一度转到了小亚细亚，但很快又转回到本土。应该说，是雅典的政治制度成了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典型，而不是小亚细亚，实现贵族政体向民主政体伟大转变的舞台在本土，不在海外。 文化是对生活的看法、态度及所取的方式，一旦形成，就可能走向固化，并产生长久的影响。雅典城邦民主制和城邦文化始于梭伦改革，完善于克利斯提尼，推广于全希腊，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上升为理论。后来虽发生了亚历山大和罗马的征服，但城邦的相对独立性和城邦制度的基本内容却都保留了下来，还为罗马效仿和继承。正因为这样，学术界一致把希腊城邦民主制和希腊文化看做西方政治和西方文化之根。
三、比较与反思
历史比较的魅力无穷。看到差异，承认差异，才能既“各美其美”，又“美人之美”，最后实现“美美与共，世界大同”[5]。
先秦中国文化与古代希腊文化的区别，前人论之甚悉。择其荦荦大者，即有数端尤需加以关注，如：希腊已有城邦民主，并且实现了“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而先秦中国却止步于“民本”，只盼国君仁慈，为民作主，从未打算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希腊城邦法致力于维护城邦利益和公民权益，从梭伦开始，即已禁止对包括奴隶在内的他人施以暴力伤害；而先秦中国的立法前提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而向来都以维护天子、权贵及家长的绝对统治权为宗旨，法律只是防止盗贼和各种犯上作乱行为的工具，对冒犯尊亲者的惩罚也特别残酷。由于贸易需协商，手工凭技巧，故希腊看重规则的建立，看重个人权利，讲公民平等；先秦中国却只重亲亲尊尊，只讲忠孝和等级服从。在古希腊，技术性较强的手工劳动和造船、航海为等闲常事，较多积累了点、线、方、圆、体积、容积、速度等方面的知识，几何学、物理学出现早，发育快；先秦中国以农立国，需要观象授时，收取赋税，需要计量，天文学、数学较有传统。希腊公民经常集会，有发言权，可进行辩论，逻辑学发达；先秦中国一切听凭家主或长上安排，个人没有说话的份儿，提倡“讷于言，敏于行”，照吩咐做就行了，逻辑学被窒息，流行“象思维”，凡事只求差不多、大概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虽未可许为定论，然亦庶或近之。
至于产生差别的原因，既应到地理环境、产业结构、劳动组合方式中去探寻，又应深入研究两种政治、经济制度的特征及催生这些制度的诸多历史事变。就中国而言，需要正视的问题主要是：农业经济长期延续，血缘联系未被地域关系完全取代，权力崇拜与人身依附共生，专制主义、政教合一、愚昧迷信禁锢思想，人的主体意识严重缺失。反思出真知，出自信，盲目美化过去，其本质是向后看，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是向前看。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既应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又应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要真正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竞争力，除了发展经济、改善产业结构和政治结构、重视教育、提高人的素质外，关键还是要请“德先生”和“赛先生”，扎实持久地进行屡屡被打断的思想启蒙。
四、结语
总之，我们既然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就应有发展的眼光，博大的胸怀，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既不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能采取历史复古主义。在努力吸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份的同时，也应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1][WB]林之光.中国的气候及其极值[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萧国亮.皇权与中国社会经济[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顾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5]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069813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