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中译作品风格及翻译策略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美国华裔文学家谭恩美代表作《喜福会》自1989年在美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反响，也推动了学术界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的关注。中国内地于1992年首次正式出版田青翻译的《喜福会》。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程乃珊翻译并出版最新版本的《喜福会》。本文以《喜福会》原作及田青、程乃珊两位译者所译中文译本作为主要研究文本，以中美文化的差异为视角，从译本的语言特色、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上对《喜福会》译作进行对比分析研究。
　　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喜福会》;文学翻译;文化翻译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中美学术界对美国华裔文学的广泛关注，华裔文学中涉及到的特殊写作背景、作者背景、作品主题为这一“另类”的文学著作增加了不少的特色。读者在阅读华裔文学译介的过程中，不仅体会到了两种文化、两个民族之间存在着的人类相通的共性。同时，通过华裔文学家笔下对于两代人冲突与融合的笔触，读者也能体会到中美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因而，美国华裔文学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是一种文化的翻译。本文主要关注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喜福会》中文译著译者风格及翻译策略。
　　本文以1989年出版的谭恩美原著The Joy Luck Club为主要研究文本，1992年田青译著《喜福会》及2006年出版的程乃珊《喜福会》为主要中文译著对比文本，通过对三部著、译作的阅读和对比研究，本文主要从翻译方法、策略和文化角度上还原译著的翻译过程。
　　一、语言特色在文化层面上的还原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The Joy Luck Club中最引人注目的语言现象无疑是其中大量出现的汉语拼音，这样的语言现象不仅出现在词汇层面上，汉语拼音组合成的完整句子也大量出现。这些成分的频繁出现，使得原文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多语文本。对于西方的读者来说，汉语拼音是出现为阅读造成了陌生的异域感，译者在处理此类语言现象的方法和方式上，成为众多学者研究《喜福会》语言特色的出发点。
　　小说对于母亲们人物语言描写大量借用汉语词汇表达，并与英语的语法规则相融合，这样的“混搭”在表现语言符号所渗透的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语言书写方式和美感，赋予了文学作品独特的韵律和文学形式。《喜福会》中操着蹩脚英语的母亲与土生土长说着流利英语的女儿们的对话体现出了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与和谐。但这种独特的语言形式在翻译过程中如何保持其原有的异域特点，译者对于中文词汇的取舍是本部分讨论的重点问题。为满足中文读者的期待视野，程乃珊和田青两位译者也有不同的选择。
　　例：“It's not showoff.” She said the two soups were almost the same，chabudwo.Or maybe she said butong，not the same thing at all.It was one of those Chinese expressions that means the better half of mixed intentions.I can never remember things I didn’t understand in the first place.（1989：19）
　　“这可不是显耀，”她说这两种汤几乎是一样的chabudwo（差不多）;也许她是说butong（不同），根本不是一回事。反正是汉语那种言不由衷的说法，指的是两种事物哪一个更好。一开始就弄不懂的事情我从来记不住。（1992：5）
　　“是没有什么稀奇，”她说，“它们差不多是一式一样的。”事实上她真正的意思是“它们完全是不同的。”这是中国式的文字游戏，一种措辞技巧的卖弄。――这其实是在混淆两种根本相反的概念。在中国，十分注意措辞和用词，即使是反对的意见，也要尽量使之婉转含蓄，不要显得太唐突地表示出来，这一套我是永远学不会的。（2006：5-6）
　　在此处拼音内容chabudwo的翻译中，田青的译文保留了原作中的拼音，一方面可令读者意识到此处有语码转换发生，并进而思索其意味;另一方面这种拼音的夹杂在视觉上给译本读者以陌生化的冲击。而在程乃珊2006年译文中将原作的多语色彩完全抹煞，译文读者无从知道此处发生了语码转换，也就无从体会这一转换的策略性意义。此外，原文给予读者的陌生化效果对译文读者来说已全然丧失，阅读难度也大为降低。译者主观增加信息，用中国人“婉转含蓄”的特质来进一步解释母亲在谈论事物优劣时的模糊态度，虽为译语读者传达了足量的信息，但却也剥夺了读者感受原作语言特色的权利。
　　二、翻译策略的选择
　　翻译不是原作的简单翻版，而是译者的一种创作。译者不仅是原作的读者，充当了译作作者的身份，还拥有着创造者的身份。文学翻译中译者是对原文本中文化、艺术、历史等人文内容的理解、阐释和传达。在小说《喜福会》田青和程乃珊两个中译本中译者采用增译、减译、改译翻译的翻译策略，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增译
　　译者对于原作的在创作直接体现在译者对于原文本内容的丰富和阐释上。译者在对原作的理解基础之上，在翻译成译入语的过程中将这些信息主观上对原文内容进行丰富，变出现了增译现象。
　　例：：It was at this shop，working like a peasant，that I met Clifford St.Clair.He was a large，pale American man who bought the store’s cheap-style clothes and sent them overseas.（1989：250）
　　我象农夫一样在店里工作，我是在这里遇见了圣克莱尔・克里夫德。他是个美国人，身材高大，皮肤白皙，常到店里买些廉价衣服寄到美国去。（1992：270-27） 　　我勤勤恳恳地做着自己的本分工作，要知道，有时老虎也会发出柔和的哼哧声，连兔子都会被它迷惑，就是在这里，我认识了克利福德・圣克莱尔，这个大个头、白皮肤的美国男人，是来我们店里买削价衣服时我认识他的。（2006：223）
　　程乃珊此处的有意增译和本章节主题――Waiting between the trees有紧密关系。映映出生在中国农历虎年，生肖“虎”对西方读者来说是新鲜的概念，容易引起相关的联想。译者同样意图调动译语读者对于“虎”的感觉，从而丰富艺术形象，故此增译“要知道，有时老虎也会发出柔和的哼哧声，连兔子都会被它迷惑，”但在此处的的增译中却可能造成译语读者的误读，认为“老虎”映映“迷惑”了“兔子”克利福德・圣克莱尔，从而远嫁美国;虎、兔的力量悬殊会让读者对于映映这一艺术形象产生误解。事实上，经过一次伤心的失败婚姻后，映映此时己经再也不是幼年的“厉害”小女孩，而成为了“没有人气的活鬼”（2006：224）。
　　（二）减译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体现在译者对于原作中特定信息的挑选，并将其加工成译语信息传达出来。对于译语文化中被世人所熟知的文化信息，不同译者的处理方式不尽相同。在小说《喜福会》的中译文本中，对于我们所熟知的中华文化，田青采用完全译出的方式，未作任何删减;程乃珊则采用了大段删减的翻译策略。原作中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新鲜感在译文中荡然无存，译语读者难以与原语读者思想上产生共鸣，译语读者对于原著作者所营造的文化语境也失去了理解的可能。
　　例：“I like it this way，” I said，patting the tops of overgrown carrots，their orange heads pushing through the each as if about to be born.And then I saw the weeds：Some had sprouted in and out of the cracks in the patio.Others had anchored the side of the house.And had found refuge under loose shingles and were on their way to climbing up the roof.No way to pull them out once they’ve buried themselves in the masonry;you’d end up pulling the whole building down.（1989：195）
　　“我喜欢这个样子，”我说，拍拍那棵长得过于露了尖的胡萝卜，黄色的胡萝卜头己经拱出地面，好象孕妇的肚子一般。这时我看到了杂草，有些在院子里水泥地面的裂缝中已经开始抽芽，还有一些顽固地爬到墙上。更有甚者，有的草居然在松动的圆卵石下安了家，还有一些正向房顶发展，除非把整个房子推倒，否则根本没有办法除掉，它们己经深藏于砖石之间。（1992：209-210）
　　“我倒喜欢这样。”我说着，不经心地拍拍一只长得硕大的萝卜。盘盘杂草，已攀爬到我们房子的墙边了。（2006：178）
　　原作中的杂草已经被赋予了象征之意――杂草对房屋的威胁就有如外遇对婚姻的威胁。Rose Hsu的婚姻遇到了问题，处于离婚的边缘。对于这样一个美籍华裔年轻女人，她有着复杂而敏感的心理感受，尽管接受了美国式教育，骨子里中国传统的对男人及婚姻的依赖让她面对即将到来的“离婚之痛”无所适从，只能对房屋的杂草以及婚姻的出轨听之任之。在程乃珊2006年出版的译文版本中，翻译语言简练，“盘盘杂草，已攀爬到我们房子的墙边了。”也已经为译语读者提供了鲜活的意象，令读者感受到离婚的到来。程乃珊较田青而言，更多地运用了减译的方法，用作家的笔触含蓄地传达了原作悲凉的意境。
　　三、结语
　　本文以美国华裔文学家代表作The Joy Luck Club及其在不同时期、不同译者的译本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翻译方法的使用、翻译策略的选择为切入点，以中美文化的差异性为视角，原作与译作对比分析进行讨论。原作者、译者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创作方法和语言特色，对于作品中文化要素的翻译成为本文主要关注的焦点。文化的差异在所难免，因而，作品中涉及到的中美文化正是翻译过程中的难点所在。本文认为两位译者在对于谭恩美塑造的中国文化要素的文化还原过程中都有不足之处，译者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增译、减译等翻译策略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同类型读者的期待视野，但作品对于原著的忠实性或多或少有所欠缺。对于华裔文学的研究现今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希望通过对华裔文学作品翻译的讨论研究、中文译著的批评能对华裔文学作品的翻译策略提供一点可行的指导，同时也期待更多的华裔文学作品译介的出现。
　　【参考文献】
　　[1]AmyTan.The Joy Luck Club[M].New York：Penguin Books，1989.
　　[2]胡亚敏.当代移民的新角色――论《喜福会》中华裔对其文化身份的新认知.程爱民主编《美过华裔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美]谭恩美.喜福会[M].田青译.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4][美]谭恩美.喜福会[M].程乃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保明东（1992-），男，云南曲靖人，云南民族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华裔文学。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164240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