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女性散文的爱欲表达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以“人”的启蒙和解放为要旨的五四新文化精神，女性意识的发现与觉醒乃是其中一脉重要的话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时期女性文学中所传达出的女性解放并非仅限于冲破封建枷锁，追求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的社会价值维度的重建，事实上，在“五四”女性散文中，我们还可以寻绎到独属于那个时代的女性特质的欲望表达。
　　论及“五四”时期的女性散文创作，石评梅、庐隐、冰心、白薇、苏雪林、冯沅君等无疑是力将。由于受了新文化与时代精神的浸沐，她们勇敢地追求个人独立，急不可耐地想要挣脱封建伦理观和婚恋观的束缚，因之最具个体意义的爱欲表达就成了“五四”时期女性解放的一个突破口。有研究者认为，她们的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集中于个体内在感受”的勇敢直白的情爱欲望，乃是“五四’新文学中最炫目的色彩”。这样的表达区别于男性对抗传统枷锁的知性求索，通过一种独特的女性方式，去求取人类超出日常世界的本性。即她们更愿意着眼于一种源于内在的真实的快乐，并把这种快乐的获得建立在激烈的爱的过程里，通过充盈的爱，将自我从现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达到自我与他人的统一，从而获得自己的完整性和个性。
　　现代作家冰心的散文，素以“爱”为文眼，她厌恶现实的功利，渴望人类融化在“爱”的调和里，回归本性。在《好梦——为（晨报）周年纪念作》一文中，两个受到了新文化熏染的女孩由东西方女性的差异，谈到哲学、朋友，甚至“谈到将来的世界”，“侵入现在的国际问题”，然而令她们怅然的却是“最缺憾的是一时国际问题的私意！理想的和爱的天国，离我们竟还遥远，然而建立这天国的责任，正在我们……”她们认为，现实中的人类总是因为“私意”而处在对立之中，因之“理想的和爱的天国”，是离日常世界遥远的东西。然而，这两个有志青年把化解这“万人相对的感情”的重任放在自己的肩头，渴望通过自己的爱的实行，在将来的世界里跃出这异化的现实，真情地活着。
　　这样的表达同样存于如石评梅、庐隐、白薇等“五四”女性的散文书写中，她们亦把爱的发生作为冲出现实世界束缚的表征。石评梅就认为“爱是青年人的养料”，“人生之所进化和维持”都是缘乎爱。她曾因为失恋，一度抱定独身的志愿，因之面对高君宇的求爱时，她徘徊不前。高君宇去世后，她才发觉自己的真心：“我自从混迹到尘世间，便忘却了我自己;在你的灵魂我才知是谁？……我认识了欢乐，也随来了悲哀，接受了你的热情，同时一随来了冷酷的秋风。……你一手执宝剑，一手扶着我践踏着荆棘的途径，投奔那如花的前程！”正是恋人带领着她，全情地活着，激烈地活着，她才忘记了现实世界对自己的桎梏，拾得了真实的自我，体会到了作为完整意义上“人”的快乐。恋人的逝去，无疑把这一快乐再次推出了现实之外，没有爱的日常生活枯乏痛苦，因此她愿意长醉于他的墓边，不复醒来。那么是什么让作家如此执迷于所爱的对象。按照精神分析的说法，爱发生之时，主体会莫名其妙地把一个普通的经验对象上升为一个高于现实的“大写之物”，并且使主体全身心地投入固恋此物。那么由于所爱恋的对象是高于现实世界的崇高对象，故而爱的活动天然就具有超越现实的能动意义。
　　“五四”女性散文创作者正是看到了这样一种“爱”的发生所产生的奇幻力量，因之在散文的创作中，才格外地凸显这一母题。白薇在《情书——致杨骚》一文中也表达了自己对爱的理解：“你要尊重我的无邪气，不要把我无邪气的可爱的灵魂杀死，不要认我的爱单单是男女间的恋情。”这即是以女性特有的方式在宣示，这些“五四”新女性大胆而热辣的情爱表达，不仅仅只是诉之于男女恋情这样简单。事实上，她们在通过“爱”来探寻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即像一个“人”那样“无邪气”地活着，完整地活着，极致地活着。正是在此意义上，“五四”女性散文中“爱”的书写给“五四”时期探寻人的解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价值。
　　那么现在问题是，如何才能这样全情地、完整地活着。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以上这些“五四”女作家的生命轨迹则不难发现，庐隐、白薇、石评梅、萧红都有过诸如或退婚、或逃婚、或被弃的情感经历。可见在追求纯粹的爱的历程里，她们都不是在某种既存的伦理框架下来进行选择，而是在思考了违抗律令的后果之后，仍然选择遵循自己心灵的呼唤。这样的一种依心而做出的情爱抉择在她们的散文书写中有着鲜明的表现。
　　庐隐曾在（《戀爱不是游戏》一文中这样阐释“食色，性也”的思想：“凡事都从学习而知而能。只有恋爱用不着学习，只要到了相当的年龄，碰到合适的机会，他和她便会莫名其妙的恋爱起来。”这也就意味着“爱”不是依靠理智而做出的判断。正是有着这样的想法，庐隐不顾一切反对退婚，嫁给了有妇之夫郭梦良。郭梦良因病去世后，她与李唯建陷入热恋，并结集创作了68封炙热的情书，尽管讽刺声时有，但是她依然听从自己心的召唤，热烈地爱人。
　　对此石评梅亦有同感，她曾因为一度受到伤害，在面对高君宇的求爱时，裹足不前。而高君宇积劳成疾去世之后，她才深切地意识到自己身处爱中而不自知。从高君宇去世之后直至她染疾离世之间的三年里，她每周都去恋人的墓前悼念亡魂，在《墓畔哀歌》中她这样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明知道人生的尽头便是死的故乡，我将来也是一座孤冢……这悲艳的爱情一样是烟消云散……然而我不能把记忆毁灭，把埋我心墟上的残骸抛却，只求我能永久徘徊在垒垒荒冢之间，为了看守你的墓茔，祭献那茉莉花环。”从理智的角度而言，无论是生命还是爱情，最终都会消逝。如果人真正理解这样的自然规律，就会发现哀痛“消逝”是无济于事的。然而石评梅所做出的选择不是从这些外在于自身的规律出发的，而是听从了那个利害关系之外的心的声音，一遍遍地执迷于那残存的记忆，徘徊在恋人的墓前，渴望再次获得恋人的温存。那么为什么在明白了事情的后果之后，作家仍然无法从固恋的对象身上撤出情感呢？对此吴冠军这样解释：“在两性关系领域，只有爱，只有处于那‘盲目的执迷’，一个人才会彻底摆脱理智（日常意识形态）的声音，而做出真正由他/她所做出的自由选择（心的自由选择）。”换言之，爱的本质即是这样一种自由选择，即主体已经在明确了利害关系之后，仍然拒绝在理智的态度，而仍执迷不悔地选择她所爱的对象，欣然前往那未知的凶险之旅。但值得注意的是，彻底地摆脱理智，只听从心的呼喊，无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受到易卜生主义影响的“五四”新女性们，效仿娜拉只是走出了独立的第一步;可以自由选择情爱对象，也只是在形式上有了自由选择的可能性。而事实上，这种追求纯爱的“心”的呼声，正是因为它是罔顾日常意识形态的，因之在本质上，这种出于爱的选择乃是在现实之外选择“不现实”，在理智之外选择“不可能”。 　　也正是这样的一种爱的选择，常常驱使这些新女性们去与现实的锋芒碰撞，在“不可能”中受到现实世界的伤害，又再次听从心的声音，激烈地跃出现实：“人生的道路也是这样罢！只有辛苦血汗的挣扎着奔波，没有顺适，困散的幸福来锡。深一层看见了社会的真象，才知道建设既不易，毁灭也很难。我们的生命力是无限，他们的阻碍力也是无限;世界永久是搏战，是难分难负的苦战！”勇敢踏出了“出走”的这一步，并不意味着“娜拉”们就能在“爱”的丰盈中一劳永逸地自足其乐，相反，“生命力”有多激烈，“阻碍力”就显得多强大。在现实中朝向不可能，生命的历程必然是充满了恒久的挣扎与苦斗的。
　　而事实上，如何在这样的苦斗中突围就成了这些新女性迫切需要解决的精神命题。在“五四”女性的散文中，她们多倾向于通过一种审美主义的方式来暂时化解这种爱而不得的痛苦，即通过营造一种精神的幻象来再次打开通向理想之爱的通道。
　　在“五四”女性的散文中，她们或是通过对自然的凝神观照，获得心灵的休憩;或是把母亲当作自己精神的寄托，来舒缓对现实的恐惧或者厌恶;或是通过回忆童年来释放她们成年以后的壓力与痛苦。例如冰心在留美期间，就时常通过描写海来慰藉心灵的空寂，“海好像我的母亲……我和海亲近在童年……海是深阔无际，不着一字，她的爱是神秘而伟大的”。而石评梅则认为，她所经历的苦痛，除了母亲之外，无人能抚慰，在一个疏朗的月夜，她无意中忆及亡友的凄凉，“心里像怒涛来似的凄酸，扑到床缘，双膝跪在地上”，悄悄地哭了，在你（母亲）的慈容前”。冯沅君在《慈母》中则直白地表露：“我们在母亲面前是孩子。”而萧红在她困惑的时期，则特别喜欢回忆童年。她曾说：“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自然、母亲、童年三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他们可以让主体毫无压力地释放自我，在这三者面前，超我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因此在它们面前，作者才能真正体验到自己作为人的真实感，一旦这些新女性失去了现实中所爱的对象，以上这些抽象的精神象征无疑是最好的移情对象。也正是通过移情，自我再次进入爱的通道，通过这些无条件、无利害关系的爱，她能够完全摆脱束缚，重新和他人、和自然统一起来，感受到自在自足的充盈感。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不过是自我意识通过回忆或者想象所设立的虚幻对象，它虽然折射了心灵的真实，却不一定具有实践意义上的客观性。正如马克思所看到的那样：“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设定的只是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从这一角度而言，这样审美化的移情具有某种自欺性，并不能让这些新女性在现实的空间中获得突围的可能。
　　尤其是经历了“五四”的落潮，“三一八”惨案，以及大革命的失败，有些人已经意识到了这种超绝现实的爱欲的虚浮本质。石评梅后期的散文写作就从个人的“悲海里跳出来”，在她看来，“人生便是互相仇杀残害，然而多半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爱，爱包括了一切，统治了一切;因之产生了活动的进行的战线，在每个人离开母怀的时候”。现实生存之复杂让她感受到了，人一旦离开母体，就必须要认识现实。也只有认识现实，而不是沉溺于孤绝一切的爱欲，人才有可能不陷入疯狂，成为自我的奴隶，而活成人真正的样子。
　　正是在这样复杂多维现实的语境下，“五四”女性散文的爱欲书写表达得格外痛苦和艰难。这并非是因为她们不够独立或者不够坚强，而是因为她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要在男权政治文化中获得突围，除此外，她们还面临着国难与情愁，个体与群类冲突中主体意识的确立之难。而事实上，直到今天，女性的爱欲都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如何能够既不粘滞于现实，又能在复杂现实中活成“人”本来应该有的样子。这一难题的破解之路，或许要随着现实语境的位移，一直延续和开放下去。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474508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