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生命观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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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宏观意义上的生命观，即对于生命的起始、价值、追求、终结等问题的系统认识。作为深入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先驱，费尔巴哈主张现世的生命过程观、自然的生命起止观、类本质的生命价值观，将生命视作存在于自然基础之上的人的类属性的集中表现，力图将人类生命从宗教的控制中抽离。对于费尔巴哈的生命思想，马克思予以了批判继承，一方面，马克思肯定费尔巴哈对于现实、现世生命的追求，在自然与感性要素的基础上探讨具有类本质属性的现实的人的生命;另一方面，马克思将社会、实践、劳动等要素引入生命问题的场域，构造出更为完善的唯物主义辩证生命观，完成了对费尔巴哈思想的扬弃式传承，以此实现对费尔巴哈生命观的超越。
[关键词]马克思;费尔巴哈;生命观;类本质;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0;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9）01-0010-06
生命观问题是贯穿哲学研究始终的一条隐线。从古希腊时期原子论者们对生命元素的探讨，到经院教父哲学对生命宗教意义的窥秘，再到现代哲学对社会人现实生命价值的分析，可以说，哲学世界的生命探索从未止步。正如马克思所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生命之于哲学，可谓绕不过、穷不尽，而在生命政治受到热议、人的生命尊严问题备受关注的当代，对不同哲学家生命观之间的比较、思考、讨论，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的。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视域出发，探索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生命观上的异同，解析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生命观的超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生命研究提供一条批判式的思维路径。
一、费尔巴哈的生命观：现世、自然与类本质
费尔巴哈对于生命问题的探索起源于其柏林阶段。在柏林大学追随黑格尔学习哲学的两年，费尔巴哈认识到了传统思辨哲学的不足，一方面，神学与宗教势力的纠缠使得哲学的现实意义变得模糊不清，人的主体性地位处于动摇之中;另一方面，黑格尔主义的唯心性透露出形而上学式思辨的单一与空泛，精神哲学陷入困境。在此情况下，费尔巴哈走向了人本学的哲学道路，力求构建出一套适应人的现实价值的思想体系。费尔巴哈在大量的著作中讨论了“死”“不朽”“永生”“生命”“灵魂”等概念，他抗拒宗教神学的生命学说，反对抽象的唯心主义生命观，将现世的生命视作真正的生命，把自然作为生命存在的物质基础，并将死亡视作是生命向自然的复归。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的“理性、意志力、爱”的类本质是人生命的意义之所在，只有将人置于类的概念之下，其生命活动才具有现实之意义，人才能从独立封闭的生命状态走向和谐的类的生命状态。
费尔巴哈的生命过程观关注现世与现实，强调个人的存续状态。在《论死与不死》（1830年）中，费尔巴哈初步表达出对生命问题的观点。他认为，宗教控制下的生死观是包藏阴谋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切身死之后的涅槃、升天、轮回等“此岸彼岸”的神谕在本质上都是对现世生命的欺诈与蒙蔽。正如其所言，真正的生命哲学必须要“使人类全心全意地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现实与现在”。[2]227在青年费尔巴哈处，唯有现实的、现世的生命生活，才是最具有活力与思考价值的;而宗教精神所追求的“永生”“不朽”，不过是剥夺现世利益的托辞与借口，生命真正的“不死不灭”只能在价值记忆的场域中以流传的方式实现，在死亡的终点面前，人人平等。《论死与不死》为费尔巴哈的生命观乃至生命哲学奠定了唯物主义的、人本学的基调，在当时思辨哲学盛行的德国引起相当大的波动，费尔巴哈本人虽然在这场风波中失去了教职，但其对反宗教生命思想的探索却从未止步。在《从人本学观点论不死问题》（1846-1866）一书中，费尔巴哈对《论死与不死》中的生命思想作出了更为清晰的总结，他认为，必须否定被幻想的、超自然主义的被吹嘘的人格，以便能够更有利的肯定现实的、活的人格;必须驳斥了对天的要求，以便提高对地的要求，提高属地的生命与人的价值。显然，成熟时期的费尔巴哈更明确地意识到宗教天国说与轮回说对生命价值的贬损。在他看来，民众更应该选择“有限度的现实的生命”，而不应当屈服于“无限度的然而确是幻想的生命”。此外，费尔巴哈还讨论了“牺牲”问题。在他看来，真正的“合乎人道”的牺牲是不存在的，对个人生命尊严的亵渎从来都不是宗教“爱的精神”的体现。费尔巴哈不倡导任何形式的以生命为代价而进行的活动，在他看来，生命的价值居于宗教、政治乃至于真理之上，真正的生命的“职责”，是“我的血肉骨头”，是现实、现世的存在状态。由此观之，费尔巴哈的生命观颇有存在主义与生命政治学说的意味，但与阿甘本的“生命是道德的，但不是从属于道德的”[3]及福柯的“生命尚未被捕获，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一组密切的关联”[4]不同，费尔巴哈反对牺牲的出发点是反对宗教伦理与维护肉体生存，将“维持生存”與“维护生命”的概念混为一谈，将人的主观追求与心智能动放置在绝对的生存状态之下，因而未能脱离时代的限制。
费尔巴哈的生命起止观以自然为中心，强调生命从自然中产生，而死亡又是生命对自然的复归。一如费尔巴哈所言：“完全与动植物一样，人也是一个自然本质。”[2]232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范畴内，自然是决定生命存在的最基础要素。费尔巴哈所强调的自然界，即人用以当作物质资料的非人性的东西而同人类本身区别开来的感性存在之总和。它的特征是物质的、有形体的、可被感知的。一方面，对斯宾诺莎的“自因说”的继承使费尔巴哈坚信自然与生命的必然联系，生命是自然界的表现形式，有机界受到无机界的必然性制约，在空间与时间的长河之中，唯有自然的必然性与因果性不断运转，生命的可能亦从中产生;另一方面，人类的生命活动以“生存”为基础前提，饮食、热量、繁衍等外化可直观的生命行为从本质上是自然对生命最直接的制约。费尔巴哈的自然概念与类本质概念是不可分断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类本质存在于无机界的必然场域之内，任何可感的无机的直观要素均是生命最根本的肇始，类的精神要素被统摄在必然的自然要素中。费尔巴哈坦言：“完全与动植物一样，人也是一个自然本质……所以，作为自然本质，人就不应当有一个特殊的、超乎地的、超乎人的规定……生命，就是自我行动的存在。”[5]在费尔巴哈的认识中，即便人包含精神的、灵魂层面的能动性，其生命过程也是始于自然而复归自然的，生命不过是自然的一个表现，人从自然界的资料中站立起来，亦在死亡之时归于自然的土壤之中。费尔巴哈的生命起止观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科学的认知，带有极其明锐的唯物主义精神。但同时，其对于自然地位的过分强调，使得人类生命对自然的反作用被忽视，未能凸显出人类生命的能动力量，从而也未能进一步把握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费尔巴哈的生命价值观将实现类本质视为人类生命所追求的最终意义。费尔巴哈认为：“一个完善的人，必定具备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这就是作为人的人底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人之所以生存就是为了认识，为了爱，为了愿望。”[5]依照费尔巴哈之见，生命的自然要素构成，或言“你所吃的饭、喝的水”，是支持人类生存所必要的先决条件，但要实现生命的意义，步入高阶段的生命状态，作为人的类本质的“理性、意志、心”是不可缺省的。在费尔巴哈看来，黑格尔的生命哲学更多的考虑到了“时间的排他性”，却忽略了“空間的并存性”，简言之，费尔巴哈的生命观是强调“多”的类本质的、视“多”为“一”的类的生命观;而黑格尔的生命观则是强调内在转化、将“多”还原为“一”的个体自我实现的生命观。费尔巴哈以自然为生命诞生之起源，以人的类本质为生命完善之阶梯，只有实现了自然与类性双重属性的人的生命，才是其所认可的“趋于完善”的真实生命。可以说，费尔巴哈所要强调的“人”之概念，实际上是作为类而存在、具有类本质的“类之人”，其哲学所要真正应对与思考的对象实际上是处于联系之中的、具备类本质的整体的人，而非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自我外化、自我认识的孤立的个人。“爱”是费尔巴哈用以证明人的感性存在的关键概念。费尔巴哈强调：“没有一个生物是注定幸福的，但凡是具有生命的，正因为它活着，也就被注定要生存的。生命之生命便是爱。”[2]232在费尔巴哈看来，爱象征着人作为类存在的特殊性，意味着结合、统一、互趋、激情，甚至，爱是链接思维与存在二元的纽带，是破除灵肉二元论的人的关键属性。[2]365在“爱”的类本质之下，费尔巴哈力图实现物质与精神二者在生命中的统一，其所谓的“生命之生命”，即是摆脱了黑格尔“个人是类”论断的具有活性的社群生命。费尔巴哈所着重强调的“爱”，从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属性与共同体精神的集中显现，象征着结合与融汇，是存在于宏大整体内个体不可被分断的类的特性。
整体而言，费尔巴哈的生命观将生命视作现实且现世的、存在于自然基础之上的、以类本质为价值追求的有限的存在。不可否认，费尔巴哈在整体上开辟出一条全新的生命诠释路径，对旧的宗教社会中的“死后不朽说”“灵魂轮回说”“牺牲说”作出了一定的批判（尽管仍然是不彻底的），初步建立起唯物主义的生命观体系，为马克思等人提供了大量思想资料。但是，也同样要意识到费尔巴哈的不足之处：费尔巴哈对于自然的过分推崇使之忽略了人类生命对自然能动的反作用;肉体生存对于生命的意义被过分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受到约束;社会的人的复杂关系仍然被简单地概括为个人的存续问题。因此，对待费尔巴哈的生命观，要采取扬弃批判的态度，在肯定其合理的人本学要素的同时，要坚定的划分其与马克思生命观的界限，不可犯普列汉诺夫式的错误。
二、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批判继承中的唯物主义生命观
毋庸置疑，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巨大的，但这种影响关系绝不等同于囫囵吞枣式的承继关系，马克思的生命观也决不是有些人简单形容的“费尔巴哈加上黑格尔”。实际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生命观的继承是一个转化、补充、扬弃的动态过程。一方面，马克思吸收了费尔巴哈对于唯心主义与宗教神学生命观的批驳，确立了以自然、感性、直观为前提的现实的生命观，并进一步完善了费尔巴哈的类概念，构建了自然性与社会性不可分割的总体的生命范畴;另一方面，马克思亦批判了费尔巴哈生命观中的机械唯物主义元素，反对费尔巴哈将个人存续的地位置于社会属性之上的观点，强调生命的能动性，并完善补充了实践意义上的生命概念，使得生命变得更为具体可感。下面具体阐述马克思生命观对费尔巴哈的批判继承。
首先，马克思批判继承了费尔巴哈自然的生命观，为之做出了能动性的补充。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6]324在马克思看来，生命的自然属性是毋庸置疑的，自然作为人类生命的起止点，为生命活动提供必要的对象与资料。与费尔巴哈相似，马克思同样主张现世生命至上，反对压制人民现世生活的宗教理论，号召人们追求“可触及的幸福与自由”。但与费尔巴哈不同的是，马克思在承认自然属性对人类生命的重大意义的同时，也强调人类生命对自然的能动的反作用。马克思曾言：“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存在物，……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的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169在马克思看来，人是具有对象能力的存在物，这个对象包含自然界的范畴。人类生命在活动中亦时刻影响着外界，能动性的生命活动通过实践认识并改造着世界，即便自然的必然性制约着人类生命的时空属性，但人类仍然能在有限的、必然的生命状态下创造出改写自然界的能动产物。马克思有过这样的语句：“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6]324一方面，马克思将自然置放在人类活动的基质地位之上，视生命为自然的一种表象，如“太阳之于植物”一般;另一方面，人类自身通过迭代生命的更替，也在不断改造着、对象化着自然，在诞生到死亡的生命旅程中，人类的能动性不可忽视。不同于费尔巴哈对个人肉身存续的极力强调，马克思将生命的感性模式与理性模式相整合，构造出具有总体性倾向的生命范畴。对于费尔巴哈认识上的不足，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清楚的指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1]17实际上，马克思的生命概念本质上是一种行动，一种自然物质基础之上的人类能动的对象性活动。无对象之活动为妄行，无行为之生命为衰朽。这种在客观存在之中寻求主、客观因素的生命观路径，确实是对费尔巴哈生命观的补充与完善，是真正脱离了时代局限的生命认知。
其次，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强调的“类”概念的基础之上提炼出“社会性”概念，将生命置放在主体联动的宏观视野之中。马克思强调：“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6]302在马克思的生命观中，社会是极重要的范畴，一切生命活动的类的形式都在社会关系中展开。正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人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人的一切的生命表达也都是与他人共同完成的类的生命表达。社会性是类属性的凝练表达，高度反映出人类与其余生物的差异性，从类到社会的转变，实际上是马克思对类概念的升华的过程。在马克思的生命观中，社会关系的制约清晰的反映出了人的类的联动状态与生命的普遍意义，这不仅是对现实世界生活的观照，也是对人类生命独特性的进一步思考。 最后，马克思的生命价值观是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生命价值观的矫正式继承。费尔巴哈的生命价值观追求实现个人的“爱、理性、意志力”，认为实现了类的精神属性的生命就是趋于完善的生命，而不断完善的道德与精神要素，会成为肉身逝去后遗存于世的回忆性要素，以此达成真正的永生。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对精神要素的追求与道德律令的重视并非不可取，但这种生命观仍然是“市民社会式的”“抽象的”生命追求，亟待进一步的现实可感的阐述。实际上，马克思的生命价值观包含在其共产主义理想之中，即生命的终极意义在于追求自由、独立与终极解放的共产主义状态。正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7]在共产主义理想的宏观路径下，生命具备了更为完善的表现形式，较之于费尔巴哈抽象的“完善力”，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实际上是对生命完善更为具体清晰的表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命价值才能得到更大程度的人本主义复归，才能实现真正的类本质与自然属性的协调统一，将自然的生命形式与社会的类的生命形式归于不可分割的总体性范畴之中。
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特征决定其对于费尔巴哈生命观的继承是扬弃式的。从旧唯物主义的带有机械色彩与市民心态的生命观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承认总体性与社会历史现实的生命观，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实现了批判与吸收，并逐步完成了生命观上的超越。这种超越是新哲学对旧哲学的必然超越，更是时代与历史的必然选择。
三、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生命观的三重超越
总体而言，马克思的生命观对于费尔巴哈而言是超越性的存在，这种超越表现在马克思生命观的整体特征之上。具体而言，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生命观有三重超越：
第一，马克思的生命观具备更为多元、全面的考察视角。在对待生命问题的认知上，与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基督教神学切入不同，马克思从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宗教学甚至生物学等多元化的学科视野切入生命研究的场域，对生命范畴作出了不同形态的解构式分析。在马克思看来，生命是复杂且不可透视的，单一性的分析无法揭示出生命本质的全貌。生命的含义纷杂，将之视作一种私有财产状态、一种社会历史范畴、一种劳动生产活动、一种宗教学说概念或一种自然科学对象都有其合理性，因而必须以更广泛的理论角度去认识生命。实际上，不仅仅是马克思的生命观，随着马克思思想理论的逐步成熟，多元切入的思维习惯已然熔铸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方法论之中，从整体之维切入对问题的思考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独树一帜的理论特征。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马克思曾言：“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情况恰恰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6]357-358在这里，马克思通过对生命与私有财产的关系探讨，表明了追求自由解放的生命活动的必然意义，并以辩证法调和了生命与私有财产的一维对立关系，从而揭示出生命与私有制度的必然联系。这种多维度、多角度的生命认知路径无疑较之于费尔巴哈具备更高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使得生命观不再孤立于现实哲学之外，为生命问题的现实解决提供了超越性的方法论基础。
第二，马克思的生命观具备更为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立场。正像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的那样，“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活动，当作人的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1]16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虽然意识到了自然与直观的重要意义，却未将人的主观能动要素融入其唯物主义哲学，导致其在生命观立场上的机械化。费尔巴哈曾言：“对作为人的哲学家来说，直观是第一性的，而对于哲学或作为哲学家的哲学家来说，概念是第一性的;这也就是说，在现实中是发源的、第一性的东西，在哲学中就是派生的、最低级的东西，而反过来说，在现实中是最后的东西，在哲学中就是第一性的东西。”[2]361在费尔巴哈阐述中，唯物主义哲学似乎被等同于彻底排除意识与概念的物的哲学，实际上，能动要素与范畴概念并不与唯物主义的立场相背反。如果说《论死与不死》时期的费尔巴哈还是一个产生疑惑的黑格尔主义者的话，那么成熟时期的费尔巴哈就是彻底的反黑格尔主义者，但是这种反对显得有些矫枉过正了，以至于其对宗教生命观与宗教伦理的认识出现了矛盾。因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生命观对费尔巴哈无疑是超越性的。
第三，马克思的生命观具备更为远大、宏伟的价值诉求。如果说费尔巴哈将生命视作个人所属的不可毁损的珍宝的话，那么马克思便将生命看作是通向全人类自由与解放的理想的钥匙。尽管一直反对黑格尔“个人是类”的精神思路，市民社会的个人价值观也仍成为费尔巴哈生命观中潜在的思维路径。与费尔巴哈从市民社会角度阐述生命问题的论证方式不同，马克思选择从宏观的整体要素出发进行讨论。在马克思的生命观中，牺牲或者奉献并非是选择死亡的非正义途径。不同于费尔巴哈对牺牲行为的批驳，马克思为生命价值赋予了更现实的判断标准。整体社会的演进、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人类真正的自由与解放状态，都为生命奉献增添了合理性与时代感。在马克思看来，个人的生命与全人类的生命是可以同时存在的，觉醒、阶级、革命、武装斗争都将生命的涓流汇集于一川之中，“自由人的联合体”下的更为普遍概念的生命无疑为历史车轮的演进镶嵌上更为宝贵的光辉。死亡不意味着终结，对现实的尊重也不意味着要逃逸出消逝的前途，只有联合起来、形成更为完善的时代的生命，才是对人的类本质的真正的精神延续与实践复归。
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的那样：“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8]对于费尔巴哈，我们应该肯定其在人本学与唯物主义上的卓著功勋，但同时亦要认清其生命观与哲学中的弊病。作为一个善于吸收、继承、升华的伟大思想家，马克思真正做到了对费尔巴哈生命观乃至哲学体系的全面批判与超越。今天重提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生命哲学问题，绝非是简单的“旧事重提”，而是在历史的语境之下重塑伟大思想者的不朽丰碑。一如卡尔·李卜克内西所言：“在千百万因他的号召而已经‘团结起来了’的工人们的心底里和脑海中，他不仅有一个比青铜更耐久的纪念碑，而且有一片生气勃勃的土壤，在这土壤上，他所教导和希望的一切，都将生长成——而且有一部分已经生长成了——实际行动。”[9]我们要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再次审视马克思的思想肖像，以此启示当代哲学在生命语境中的发展与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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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卡尔·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保尔·拉法格，卡尔·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M].解放社，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责任编辑 姚黎君 彭 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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