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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孝孺的《深虑论》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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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方孝孺有两篇文章收入《古文观止》,一篇是《深虑论》,一篇是《豫让论》。
  《四库全书总目》称,方孝孺的文章“纵横豪迈,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东坡即北宋苏轼,龙川即南宋陈亮)。“文以人重”,世人尊崇方孝孺的气节,也推重其文章。
  方孝孺的《深虑论》,所以能作为古文范本供人们阅读、欣赏和研究,不但是因为文辞优美,而且还因为议论透辟。对于历史上朝代兴替,王朝执政风险,虑之深,思之切,发他人所未发,足以警示世人。这样的文章,不是那些有“头巾气”的迂腐的读书人所能写得出来的。
  《深虑论》开头就振聋发聩: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
  方孝孺认为谋划天下大事的人易犯的过失:常常谋求解决困难的问题,而忽略了容易的问题;防备那些令人惧怕的事情,而遗忘了没有怀疑的事情。然而祸患常常突发于忽略的问题上,动乱常常爆发于不值得怀疑的事情上。
  为了具体说明谋划天下大事的人易犯上述过失,方孝孺历数和分析了从秦朝至宋朝的“前车之覆”。
  秦始皇在扫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以为周朝的覆亡是由于诸侯的强大,于是变分封制为郡县制。正在他认为从此天下太平、刀枪入库,皇位可以代代相传、万世不绝的时候,不知汉高祖刘邦已兴起于乡间,最终灭了秦朝。汉朝皇帝鉴于秦朝皇帝孤立无援,于是分封子弟为诸侯王,以为靠同姓诸侯王血缘关系的维系,汉朝可以传之久远不会发生变乱。哪知吴、楚等七国起而谋反,问鼎朝廷。汉武帝、汉宣帝以后,分割了诸侯王的封地,使其势力削弱,以为从此天下无事,哪知王莽终于篡夺了汉朝的皇位。东汉光武帝刘秀从西汉,曹魏从汉朝,晋朝从曹魏,吸取了败亡的教训,采取了防范风险的措施。然而,东汉、曹魏、晋朝的灭亡都是出于防备的事情之外。宋太祖鉴于五代藩镇势力之大,足以胁制国君,于是解除了禁军将领和藩镇的兵权,使他们易于控制,而不知自己的子孙终于被敌国所困扰。
  方孝孺接着说:上述这些人都有超人之智,盖世之才,他们对于安定和动乱、生存和覆亡的迹象,不能不说思考周详,防备严密,但他们谋划了这一方面,祸患却从那一方面发生了,最终招致动乱和灭亡。这是什么缘故呢?方孝孺回答说:“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他认为,人们在谋划时,能够想到的,是人世间本来就应当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只能“谋人”;人们的智力所达不到的范围,那是“天道”,而属于“天道”的范围,人们是不能谋划的。在今人看来,方孝孺的上述回答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但这并不影响《深虑论》的深刻性和警世作用。
  方孝孺讲历史上防范风险,自然是为了明朝防范风险。明太祖没有为日后的继位者创造良好的执政条件,相反却为他种下了祸根,使他不可能稳稳地坐在龙椅上。朱元璋吸取汉、唐外戚、宦官祸国的教训,订立制度,不许后妃、宦官干政,这自然是做得对的。但他又吸取元朝君弱臣强、威福下移、尾大不掉、渐至败亡的教训,将功臣宿将诛戮殆尽,以至没有为继位者留下一个可以倚为干城的将领,造成继位者茕茕孑立,孤独无助。另一方面,明太祖又分封诸侯,授命燕王朱棣等全权处理地方军务,导致燕王在北方的坐大,实际控制的地方成为国中之国。博古通今,政治上敏感的方孝孺应该是看到了明王朝的这些隐患,也许他的《深虑论》正是为此而发。
  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于建文元年(1039年)发动“靖难”之役以后,方孝孺对明王朝面临的严峻形势是看得很清楚的。建文三年,“靖难”之役尚未进入关键时刻,燕王的军队与朝廷的军队在河北、河南、山东有一些接触,朝廷有一些失利,但战局尚未明朗,这时方孝孺就预料到朱棣有可能率军打过长江,颠覆建文帝的统治。明朝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三有一篇《黄叔扬传》写到这样一件事:方孝孺的好友、曾任礼科给事中的黄铖,因父亲去世,回到家乡常熟治丧、守孝。方孝孺前往吊唁,曾跟黄铖密谈。他说:北方不安定啊。苏州、常州、镇江对拱卫京师、应对北方事变,都非常重要。你是皇上身边亲近之人,虽已去职,当有以教我。黄铖说: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中,镇江最为要害,但镇江知府不可靠;知府用非其人,是自撤屏障。苏州知府姚善是忠义之人,但对部下过于宽厚,虽是治理地方的良才,恐不足以平定祸乱。不过国家大局,不由江南决定,等到北方的军队打到了江南,一切都晚了。他们谈得很深入,想到了燕军打过长江怎么办。果然,次年正月,燕王亲率大军,从北平出发,大举南犯。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到了长江北岸。六月三日誓师渡江。六月八日从镇江向南京进发。建文帝号召各地军队前来“勤王”,无人响应。如果建文帝继位时身边有一位像刘基那样的谋臣,或有一位像徐达那样的统帅,他未必会一败涂地。眼看大势已去,但回天乏力。谷王朱橞、曹国公李景隆打开京师城门,迎燕军进城。燕王朱棣兵不血刃进入南京,取建文帝而代之。
  或许有人会说,方孝孺辅佐的建文帝,轻易就被朱棣搞掉了,不但如此,方孝孺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没能保住,还谈什么“深虑”?不错,他辅佐建文帝是失败的。但方孝孺仅仅担任过翰林侍讲、侍讲学士,级别不高,并不参与执掌国政。虽然建文帝每遇大事,总向他咨询,但他不负实际执政之责,因此对建文帝的失败实在难负主要责任。建文帝的不堪一击、迅速垮台,与皇帝的软弱、执政大臣的不得力有关,但很大程度上是由明太祖的诛戮功臣、分封诸侯的失误造成的。方孝孺要保住身家性命并非不可能。《四库全书总目》就说,齐泰、黄子澄(实际执掌国政、主张“削藩”最力者)为燕王所切齿痛恨,即使两人委屈求活,也没有活命的希望。方孝孺则不同,燕王要借重他的声名,请他起草即位诏书,以号召天下。“使稍稍迁就,未必不接迹三杨”。“接迹三杨”就是跟杨荣、杨士奇、杨溥相继成为内阁大臣。方孝孺未必不知,硬顶燕王,后果十分严重,而只要答应为燕王起草即位诏书,不但能保住性命,还会被重用。但方孝孺不愿受一个篡夺皇位的藩王驱使,不愿背叛他曾经为之效力的建文帝,不愿为苟且偷生而丧失气节和操守。他选择了慷慨就義。
  清朝王夫之明显受到了方孝孺《深虑论》的影响。王夫之《读通鉴论》一书就讲到了曹魏的例子:“汉亡于宦官外戚之交横,曹氏初立,即制宦者官不得过诸署令,黄初三年,又制后家不得辅政,皆鉴汉所自亡而惩之也。然不再世,而国又夺于权臣。”曹魏吸取东汉灭亡教训,采取措施,防范宦官和外戚专权。曹魏建立之初,就对宦官的任职做出限制,防止他们掌握大权。黄初三年九月,魏文帝下令:“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规定太后不能与闻政事,外戚不得担任辅政大臣。但曹魏政权仍然很快为司马氏所篡夺。问题出在哪里呢?王夫之回答说:“所戒在此,而所失在彼”。原来是防范了这方面,那方面却出问题了。在这里,王夫之发挥了方孝孺《深虑论》的观点。
  方孝孺的《深虑论》是600多年前写的,仍值得今天的人们好好读读,体会其深意。历史上的一些王朝,虽然吸取了前朝覆亡的教训,有一定的防范风险的意识,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预防了这方面的风险,忽略了那方面的风险,以致铸成大错,招致灭亡。方孝孺是对这些历史教训研究得最深透的人之一。方孝孺说的“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王夫之说的“所戒在此,而所失在彼”,都是警策之语,值得人们牢牢记取。
  (作者系凤凰出版社编审)
  责任编辑:张李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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