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丝绸印花品种及工艺技术发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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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龚建培
摘要： 民国是中国近代丝绸印花的发端时期，也是走向商业化、大众化、国际化的繁荣时代。文章从笔者收藏、拍摄的民国传世旗袍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部分织物，对民国丝绸印染的品种分类、设计方法、技术发展等进行了考察、界定、研究。并对民国丝绸印染品种发展中的创新成果、借鉴途径，以及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研究表明：民国丝绸印花创造了中国丝绸印染品种及工艺技术发展史上的另一次高峰，为新中国丝绸印染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 民国时期;丝绸印花;品种与设计;工艺技术;旗袍织物
Abstract：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silk printing in China，and it is also a prosperous era towards commercialization，popular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is paper，some representative fabrics were selected from nearly 1000 pieces of cheongsam handed down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lassification，design method 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 of silk dyeing and printing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re investigated and studied. The innovative achievements，ways of reference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lk printing and dyeing varieti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re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silk printing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created a peak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silk printing and dyeing varieties in China，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ilk printing and dyeing in New China.
Key words： Republican period; silk printing; variety and design; technology; Cheongsam fabric
民國时期是一个政治上动荡不安，西方经济与文化全面渗透的时代。而在文化艺术及设计领域，曾出现过百家争鸣、群星璀璨的盛况。“民国黄金十年（1927—1937年）”是中国近代设计走向商业化、大众化的兴盛时代，也是丝绸印花的发轫期，在此时期中国近代丝绸印花的设计、生产体系得以初步建立，给人们留下了丰硕而多元的遗产。由于丝绸印花实物及相关史料的碎片化程度较高，包括历史观念和研究视域等复杂原因，民国丝绸设计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民国
丝绸纹样、机器梭织丝织物、发展史述等方面[1-3]，而丝绸印花品种及设计发展研究，却成为了民国研究热点表象下的学术盲点之一。民国时期作为中国丝绸印染史上一个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重要阶段，针对其设计、品种的形态蜕变、多样性、不平衡性等的批判性研究，既是对民国丝绸印花发展价值的再认识，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以史为鉴，为建构传统文化脉络下的全球化中国丝绸自主设计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4]。
对民国时期丝绸印花设计发展的研究，存在以下几个难点：其一，历史文献、技术档案的稀缺，使研究无法详细了解各种印花工艺的方法及流程;其二，用于研究的大部分旗袍及织物属于相关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难以对它们进行织物、染化料等取样进行实验分析;其三，民国时期的服饰及旗袍织物极为丰富，除了进口面料占有较大比例外，外资企业在
国内也生产了大批面料，如何准确地区分进口、外资企业产品和国产产品，也是研究中的难点之一[5]。基于此，本文将视觉图像的数据分析与文献研究相结合作为主要方法，对民国丝绸印花的品种分类、工艺技术发展等展开探究。
1 近代上海是中国丝绸印染的发展策源地
从出土的实物来考察，中国传统丝绸印花滥觞于汉，至隋唐时期凸版印花、型版印花、扎染、蜡染、夹缬、碱剂印花等技术已趋成熟，到宋、元、明、清时期，贴金印花、木版砑光印花、木棍印花、弹墨印花等也得到相应发展。中国传统丝绸的应用范围宽泛，包括了服饰、家居、宗教仪式用品等方面，印花的品种也极为丰富，当时使用的染料主要为矿物染料和植物染料。19世纪后期，由于传统丝绸印花存在的矿物、植物染料色彩牢度及印制过程繁复等问题，在服饰用丝绸印花方面逐渐被西方输入的现代印花技术和化学合成染料所替代。在多种文化、技术形态的交织下，民国丝绸印花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突破的过程，在印花技术、品种发展中也创造了继秦汉、隋唐后的另一个高峰。中国近代丝绸印染业在引进国外染料和染色技术，普遍采用人造丝织造生货以后，引发了炼染业和印花业的分离，全国各地逐渐兴起了一批引进西方技术的新式精炼工厂和印花工厂。1912年以后，上海逐渐成为苏州、杭州两个传统丝绸生产重镇之外，全国丝绸印染业较发达和品种开发的引领地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上海丝绸印染业己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业[6]，近代新型丝绸印花产品也随之成为都市女性消费者服饰面料的新宠。 2 镂空型板直接印花的品种与工艺技术发展
镂空型板直接印花是民国丝绸印花的一个主要大类，其主要的品种有水印、浆印及后来发展起来的丝网印花的雏形。而很多其他的印花方式都是在其镂空型版基础上拓展、演变而来。
2.1 水印的品种与工艺发展
上海乃至全国近代丝绸印花的发展，无疑都经历了先水印再浆印，再至其他印花方式的过程。所谓的水印，主要指以液态染料，使用镂空型版，在丝绸上直接刷印而形成纹样的一种工藝方法。近代以来加工水印为主的工厂，大多为手工作坊形式，设备、工具及工艺较简单，也能较快更换品种和花样以适应市场流行风尚的变化。丝绸水印工艺可以视为清末型版彩印花布的一种延续和发展[7]，与传统型板彩印花布的最大区别主要体现在使用的染料上。传统型版彩印花布一般使用植物、矿物染料，而近代水印作坊则使用西方引进的人工合成化学染料，以及相关的固色工艺。民国水印工艺的过程：先将处理过的丝织物，用钉子固定、绷紧于印花台板之上，在相应需要印花的位置放置镂刻好的纸版，再用草制圆刷（后改用羊毫圆刷）蘸取溶解好的染液，在型版的镂空纹样处由浅至深地分套色进行刷印，一般最4～5套色（图1，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藏）。由于刷印过程中可以人为掌握轻重，在同一镂空版或纹样中可以刷印出从一种色相到另一种色相，或从深至浅的退晕变化，纹样色彩效果丰富而随性。印制好纹样的匹绸经晾干后，需放入密封蒸箱高温气蒸，加以固色[8]。
水印工艺还可以根据客户对纹样大小和布局的需求来灵活设计、制版和印制，对丝绸匹料的门幅宽窄没有特殊的限制，既可以是单独纹样也可以是连续的散点纹样等。20世纪20年代以后，上海悦新机器印花厂、中国机器印花厂等先后采用了电动气泵和喷壶替代圆刷在型版上进行喷印的工艺。喷壶喷印的方法，其印制的色彩比一般的刷印过渡更为均匀细腻，生产效率也有所提高（图2，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藏）。
与其他印花工艺相比，水印印花从制版到印制工艺都相对较为简单粗糙，花型变化也较少，造型一般面积较小。从传世旗袍面料的分析中还可以明显看出，由于水印工艺中染液的饱和度控制较难，染色后纹样有色彩饱和度偏低、色牢度较差、套版精确度控制度较弱等问题。水印印染一般以清地局部印花为主，织物地色一般使用坯布本色或者预染成浅妃、蜜黄、浅蓝、浅肉色等，深地色的水印产品比较少见。水印的产品一般以服装的件料为主，由于工艺的特殊性，所以每件产品的色彩都与一定的差异，且产量少，较难满足市场供求关系，最终被浆印工艺所取替。
在近代上海的一些丝绸印染厂中，规模虽小但印染工艺各有千秋。上海地方志记载：五丰印花绸厂曾研制了一种“蛋白浆料”（类似现代的涂料），使其印制的产品在市场上独树一帜;五丰印花绸厂还生产一种银缎提花加印花的产品，其纹样是根据某些提花面料专门设计的，售价高于一般的印花产品。上述记载虽提及了“提花加印花”的工艺，但未有详细的论述。从笔者收集的民国传世旗袍的织物分析来看，提花加印花的工艺，在民国印花织物中确有不少运用的实例。它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据提花的纹样，设计、镂刻相应的印花型版，局部使用套色印花的方式，在提花原本的花型处形成色彩鲜艳的印花点缀，且大都运用在素色或淡色提花织物纹样之上。这样的印花工艺使原本素色或单色的提花纹样更为凸显、生动，提高了产品的视觉效果和附加值（图3，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第二类，是在提花织物上首先使用防染印花工艺印花，再进行整体染色处理。即在提花的纹样上进行局部防染处理，通过染色制作出深地白花的坯绸，然后在白色的纹样部位，以刷染印花的方式点缀一些色彩色晕的效果，使产品的视觉效果更为时尚。
2.2 浆印的品种与工艺技术发展
在民国旗袍的印花织物中，另一类与上述“水印”类似的印花工艺，即浆印。浆印所用的印花染料为较为厚稠的浆状，即用染料与糯米粉、糠粉等调和而成的色浆，印花时需要用刮色板进行刮印。浆印工艺的印花版一般使用比水印稍厚的纸质或胶皮材料镂刻而成。印花需要在一定长度的印花台板上，以便获得纹样连续性较好的匹料。一副印花凳脚需要配备5～6块台板，台板长度7m，宽度有1.4m和1.25m两种，厚度为3cm左右。印花时分上下手两个工人配合刮印操作和移动、校准花位。台板为可移动式，亦可通过翻身两面进行印制。每套色印制完成后，需将台板搬移至搁架上晾干，一般5～6块台板依次轮流印制。印制过程：根据纹样刻好比印花丝绸幅宽稍阔的型版待用。用糯米粉浆糊将需要印花的坯绸平贴于台板上，根据纹样和工艺需求，在坯绸的相应位置放置印花版，每套色以不同颜色的色浆用刮板刮印在坯绸上，纹样各套版印制完成后，再在匹料上全部刮印上约0.5cm厚的底色色浆，放置晾干，再进行蒸化固色，水洗去浆，最后脱水、晾干、整理（图4）。
浆印工艺的纹样一般以清地朵花和折枝花为主，由于印花工艺和印花浆的改进，水洗浆印纹样形状与水印相比较纹样清楚完整、立体感较强、颜色鲜艳，摩擦色牢度与水洗色牢度也较佳;浆印工艺工序比较多，调浆时需要使用糯米粉、糠粉，且浆料调配不稳定，容易产生瑕疵品，故产量有限。而且浆印设备由于笨重，使用不便，直接导致劳动力成本升高，获利不易，在当时推广难度较大。
上海的丝绸浆印工艺起始于1912年。日商松冈洋行首先输入此新法浆印技术，利用上海本地坯绸进行印花加工，以利销售。此工场设于上海虹口区，规模极小，只有一、二副凳脚，并用廉价雇佣不识字童工，以防止印花技艺泄出。后来由于浆印丝绸产品销售量的不断增加，继而又开设了丸雄、福田、田中等丝绸印花厂，并开始少量雇佣中国工人，使浆印技术得到推广。至1919年，钦英斋于上海成都路开设中国机器印花厂，为中国人效仿日本新法印花之始。此时的所谓“机器”主要指用于后整理的多种电动设备。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已拥有十四、五家浆印印花厂，其中以辛丰印花绸厂规模最大，其产品不但畅销国内，并远销南洋和东南亚等地。在上海的三大百货公司都设有独家橱窗，陈列展示其丝绸印花产品[6]（图5，原刊于《辛丰织印绸厂三周年特刊》）。 上海其他规模较大的浆印工厂有：中国印花厂、新德印花厂、新国民印花厂等。每家工厂拥有浆印用凳脚近百副，雇佣工人在五、六十至百余名不等。它们不仅制版、调浆、印花、蒸化、水洗、后整理等工艺齐全，且配置有蒸汽锅炉、蒸汽整理机、电动脱水机、压缩空气机（用于喷印）等设备。上海美亚织绸厂还先后开设了专门的炼染部与印花部。在抗日战争前夕，美亚织绸厂还首家引进了西方先进的“丝网印花”技术，于八字桥的关栈厂内曾设立纱印工场。但未及正式投产，即全部毁于日军炮火。1923年建厂的宏祥印绸厂，初始僅有员工12人，印花凳脚3副和12块印花台板等，月产量仅有1500m印花绸。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工厂得到较快的发展，印花台板扩大到80余块，生产方式兼有水印和浆印两种，月产印花丝绸达1.5万m，产量为建厂初期的10倍。
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丝绸浆印由于受制版条件的制约，纹样的设计一般都使用较为粗放的撇丝和块面来表现为主，色彩表现以同类色的浅中深套色的变化为多，纹样整体显现出素雅清淡的风格。丝绸浆印由于色彩艳丽、花样多变，是时尚女性们竞相争购的时髦产品，也是旗袍织物中使用量较多的品种。“1926年仅杭州一市，五、六两月份每天平均售出绸缎即达三千五百余匹。仅上海美亚绸厂一家就有五百多种新品种印花，辛丰印花绸厂每天投产300多匹，每月约一万匹。若加上其他各厂的产量，月产量达二万匹左右”[3]。后由于浆印丝绸织物销售数量的需求增多，促使各地的丝绸印花工业在短短几年中得到蓬勃发展。
从笔者收集的传世旗袍来看，丝绸织物的浆印在纹样设计、镂空版的刻制及印花的套版等技术方面比水印工艺已有了较大的进步，成为了20世纪30年代丝绸印花的主要方法，如图6（私人收藏）、图7（大英博物馆藏）、图8（高建忠收藏）所示。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法国、瑞士、意大利的丝绸印花已闻名世界，印花工艺也从一般的型版浆印发展到筛网印花。其印制纹样更为精致、多变，块面和撇丝的表现方法也更细腻，色彩表现也从以同类色为主的，向水彩、油画的丰富色彩效果发展。
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丝绸印花业也开始在镂空型版的基础上，使用丝网刷生漆来弥补传统镂空型版制版的不足，使浆印镂空型版的撇丝、线条的表现得到改善，纤细的相连处也更为牢固和不易破损，大大方便了印制时的刮印及清洗，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也是民国时期在原来浆印工艺基础上对制版方法的一次重要改革。这样的改革使得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丝绸印花产品的纹样花型更为工整细腻，印制时套版的准确程度也大大提高，不管是清地还是满地的花型，在设计、制作水平上都比20世纪20、30年代的产品有了显著的提高（图9，苏州丝绸博物馆藏）。
在笔者收集的民国旗袍中，还发现了在真丝与人造丝交织面料上采用浆印进行多色印花的品种。20世纪20年代以后人造丝在中国丝织行业得到广泛运用，利用真丝和人造丝交织的提花面料日益丰富，这也给印染行业提供开发多种新型面料和新产品的际遇。
此种工艺是利用了桑蚕丝和人造丝不同的吸色率，运用同一种染料在桑蚕丝和人造丝的印花上产生不同的色彩变化，使织物产生梦幻般迷离的视觉效果。在中国传统生丝的单色印染中，虽然存在过利用强碱剂获得不同色泽的工艺，但近代交织面料上的浆印产品，不管是在设计感和印花工艺上都获得了前人无法比拟的视觉和服用效果。这类丝绸印染设计产品的出现，其一是近代纤维材料、设计观念发展所致;其二是近代染化料和印染技术的进步，都为其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图10，苏州丝绸博物馆藏）。
3 拔染和防染印花的品种与工艺技术发展
在民国时期的丝绸印花中，镂空型版直接印花技术无疑占有主导地位，但在传世旗袍面料中拔染印花和防染印花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据东华大学纺织服饰博物馆专家对馆藏民国旗袍面料的研究统计显示，丝绸类印花织物中拔染印花占37.5%，防染印花占4.3%[9]。在当时的条件下，直接印花工艺流程简单，产量较高;但拔染印花织物却有着地色丰满，拔色处纹样轮廓、线条细致、清晰的相对优点。防染印花的纹样一般不及拔染印花精密、细致，染色过程中也容易造成花纹轮廓渗化、光洁度弱等问题，且成本较高，所以应用上存在一定局限性。由于拔染和防染印花工艺比较复杂，国产的拔染和防染产品主要由上海内外棉第二加工场生产，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才逐渐成熟[10]。因而，笔者认为传世旗袍面料中的拔染和防染印花产品，应该是外资企业在国内生产或从西方的进口产品为多。存世旗袍面料中呈现的拔染印花和防染印花的技术特点、纹样特征，不但可以让人们了解当时国外和国内的印花设计和生产的发展趋向，也提供了市场实际销售和消费者使用的历史境况（图11，江宁织造博物馆藏）。
4 丝绒烂花和丝绒烤花的品种与工艺技术发展
丝绒烂花和丝绒烤花织物是在民国时期较为流行的品种，这点可以通过传世旗袍的面料看出。
4.1 丝绒烂花
丝绒烂花亦称腐蚀印花，它的印花原理是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纤维组成的织物表面印上腐蚀性化学药品（如酸或碱），经过高温烘干、处理，使得某一纤维组分受到破坏而形成特殊的镂空、透雕风格纹样。1930年之后，烂花丝绒为烂花印花的主要品种，是利用天然纤维蚕丝耐酸性却不耐碱性，而化纤纤维耐碱性不耐酸性的特性，开发出了多种烂花绒品种。这些烂花绒一般以桑蚕丝作地经，人造丝作绒经，采用双经轴织机织造。烂花印花时，将硫酸调和在浆料中用镂空型版刮印在纹样设计所需的丝绒上，经炭化处理后即会烂去部分人造丝，经漂洗、染色整理就形成所需要的纹样。民国时期主要的烂花印花品种有：烂花绸、烂花乔其绒、烂花丝绒、烂花绡等。烂花印花织物具有轻、薄、透的服用特点，与民国女性服装及旗袍“薄、漏、透”的审美趋势极为吻合，故而深受消费者欢迎。在笔者收藏和拍摄的传世旗袍中，烂花印花类的面料达20余件。
据笔者所收集整理的传世烂花印花面料分析，其制作工艺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在无提花的丝绒面料上，通过染色和烂花来显现设计的纹样，此类占烂花印花类的大多数，如图12（香港历史博物馆藏）、图13（江宁织造博物馆藏）;第二类是先提花后烂花，即纹样处运用几种纤维织造出多种组织形态，再进行烂花印花，使纹样和绒地之间有着丰富的肌理变化（图14，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第三类是在织造好的绒类面料上先进行相应的印花，然后再根据印花的纹样进行烂花处理（图15，香港历史博物馆藏）。三者印花工艺所显现的风格各异，后两者具有更丰富的绒面和色彩变化。 4.2 丝绒烤花
丝绒烤花也是在民国时期丝绒类旗袍面料中常见的装饰方法。拷花工艺是在丝绒织物染色后利用后整理方法形成纹样的一种工艺。其工艺过程：将染色后的丝绒平贴在印花台板上，先将丝绒的绒毛刷向一个方向倒伏，再用刻好纹样的金属镂空花版覆盖在刷好绒面的丝绒上，用金属板刷向已倒伏绒毛的相反方向刮刷，使绒毛向另一方向倾倒，使纹样部分和地纹部分形成卧绒和立绒两种不同状态，形成拷花纹样。在稍后的发展中，也有使用机械高温加压，使部分花型倾向某一方向的工艺，因不同反光的作用而显出有凹凸感的花型纹样，故称为烤花绒。这种印花方法工艺相对简单，纹样设计一般以块面为主，在不同的光源条件下，纹样会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视觉变化，如图16、图17（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藏）所示。
5 其他印花品种与工艺技术发展
5.1 漆印花
在传世旗袍中还发现了印漆、喷漆及手绘等方法装饰的丝绸印花面料，虽然他们都不占主要地位，但也显现了民国丝绸印花的一种小众品种。在笔者收藏和拍摄的传世旗袍面料中，漆印花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折枝花卉纹样的型版漆印花。纹样为小块面组合而成的装饰性花卉，使用了朱红、水绿、黄灰三套型版和颜色，通过显微镜可以明显看到印漆表面经使用后形成的裂纹（图18）。第二种类型：几何形型版印漆。其中的紫红地圆环纹漆印花无袖旗袍面料，为1/2接版的圆点环形纹样，使用冲凿制版形成均匀的小点，印制效果平整均匀。其使用的印花油漆也較为特殊，是一种深色带有金属弱反光效果的材料。第三种类型：丝绒面料上的油漆印花。如黑色花卉纹漆印花绸无袖双襟旗袍，使用的是先烂花而后再型版喷漆的工艺。漆印方面运用了两种形式：一是运用相同的型版，以横向、竖向间隔的方法在已烂花的部位喷印了粉色、淡绿、淡蓝、淡黄4种漆色，加强了地组织和起绒纹样之间的变化和层次感;二是使用刻制了细密圆点型版，在起绒的部位，部分印上了非常饱满的花芯般密集的小点。但不管是型版的小块面还是喷印或印漆的小点，其手感都较一般染料明显硬板很多，服用效果欠缺（图19，高建忠收藏）。这种印漆和喷漆的印花方法，是在近代染料欠发达状况下的一种尝试和拓展，也体现了民国设计师和工匠们在面料装饰创造上的良苦用心。这种印花品种和方法一直被延用到20世纪60年代。
5.2 手 绘
在民国丝绸印花的实物中，手绘设计与型版防染印花、喷印印花等方法的结合运用，也是时尚服饰织物的装饰手段之一。本文就其中的两种主要方法进行考察和论述。
其一，局部浆料防染加手绘。从传世面料的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此类方法首先是用型版和防染浆做局部纹样的防染处理，再用手绘进行大面积的描绘，局部施以喷色，最后做固色处理、水洗和整理。笔者选择了其中的4个案例来分析。图20使用了较为写实的叶型纹样作为手绘的主体，其手绘的表现技巧熟练、随意而自由，型版防染的白色花形纹样点缀其中，更显得生动而灵秀，黄色喷绘的衬托起使其效果更为优雅而具有个性，是近代旗袍丝绸织物手绘面料设计中的精品之一。图21（江宁织造博物馆藏）与图22（中国丝绸博物馆藏）皆为条形纹样，加有白色和黄色小点的装饰。其手绘的条形纹样用笔生动，色彩层次清晰，节奏变化有序，竖形条纹对塑造女性婀娜的体态也起到较好的映托作用。图23（中国丝绸博物馆藏）是手绘格型纹样加叶形防染，其叶形后面的喷印很好地渲染了叶的灵动感。很巧合的是，在笔者收集的《玲珑》杂志照片中，一位女士穿着的旗袍与图23传世旗袍面料十分相似（图24），由此可见，此类的手绘旗袍面料在20世纪30年代较为流行，并受到时髦女性的青睐[11]。
其二，剪花绡加手绘。在笔者收集到的民国手绘旗袍面料实物中，还有一些特殊面料的手绘设计处理方法，同样体现出设计师的别具匠心。图25（苏州丝绸博物馆）是在剪花绡的基础上，花卉部分用手绘的线条进行勾勒，绘制手法熟练、收放有度;而叶的部分则采用镂空型板加喷绘的方法，起到很好的装饰效果。而图26（香港历史博物馆藏）是在剪花绡折枝纹样上，有选择地在部分叶上用镂空型板和两种色彩进行叶茎的喷绘。其不但增加了面料的色彩层次，也给本来较为呆板的平接纹样带来了灵动和变化。
6 结 语
民国作为近代丝绸印染工业的滥觞期，不管是在对西方先进技术的借鉴，还是在传统文化下的创新，以及品种、工艺技术的发展都获得了划时代的进步，为中国丝绸印染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就其品种及工艺技术发展而言，首先是浆印的引进，突破了“石灰印花”等传统印花方法的局限，使镂空型版直接印花在制版、花型、色彩及色牢度等方法获得了质的提升，基本满足了时尚女性的服饰需求。特别是拔染、防染印花、丝绒烂花、丝绒拷花、漆印花及手绘等工艺的发展，丰富了丝绸印花织物的品种，创造了中国丝绸印花史上的另一次发展高峰，也促进了民国时期旗袍时尚的发展。因而，对民国丝绸印染品种及工艺技术的整理和深入研究，不但对构建、完善民国丝绸设计史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促进具有中国自主文化特色的现代丝绸设计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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