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城乡分割的产生、原因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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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亚玲
[摘 要]城乡关系大体有两种形态，即城乡融合与城乡分割。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城”与“乡”浑然难分。近代城市在市镇基础上逐步兴起和发展，政府对城、乡实行了分治政策。近代中国的城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开埠城市，一种是传统城市，开埠城市首先迈入了近代化的大门。中国近代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城乡差距逐步拉大，城乡关系由融合转向分割，“文明的城市”与“落后的乡村”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中国近代社会城乡分割产生的原因深刻而复杂，对当代及后世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城乡关系;城市近代化;城乡分治;城乡分割
[中图分类号] C912.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20）03-0070-07
城乡关系是指城乡之间政治、经济、社会、人口以及文化等诸多方面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自城市产生以后，城乡关系便随之产生。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城乡关系大体有两种形态，即城乡融合与城乡分割。概括地讲，城乡融合是指城乡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城乡分割是指城乡在行政区划上分离，彼此发展不平衡，进而形成相互对抗的关系。当然融合与分割是相对而言的，任何社会的城乡关系都不可能绝对融合或者绝对分割，但不同社会阶段会有主次之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典型的农业社会，鸦片战争以前漫长的古代中国，城市主要有京城、省城，还有府、州、县城。城市主要是中央或地方官署所在地，也有少量为军事要塞，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城镇作为行政中心，没有建立单独的行政管理体制，处在各层级行政区域体系中，统治阶级将其和周围乡村地区一起实行“城乡合治”。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城乡关系具有明显的同一性，呈现出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行政区划上城乡无差别，城市作为封建统治的政治中心，乡村依附于城市;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乡村始终是经济活动的重心;文化上城乡之间联系密切，作为文化最高阶层的士绅，既可以在城市，也可能在乡村从事文化活动;城乡人口长期处于稳定状态。总之，在漫长的古代中国，城市与乡村被封建集权统治紧密地维系在一起，“城”与“乡”浑然难分，当然，这是低水平的城乡一体化。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启了近代化进程，社会发生了剧烈变革，呈现出“未有之变局”。率先发展起来的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城市在地区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提升，乡村自然经济受到猛烈冲击，工业与农业分离，城市与乡村差距拉大，城乡融合关系被打破，走上了彼此分割的道路。“文明的城市”与“落后的乡村”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特征。
一、相关研究进展
近代以来，中外学者对中国近代城乡关系展开研究。国外学者对近代中国城乡发展的不协调性多有论述，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西方史学界的一个普遍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城市没有担当起近代化的重任，城市独立的价值体系和进步思想难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1]（pp380-397）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罗兹曼认为，近代中国不但城市化水平低，且城乡发展不均衡，寥寥无几的大城市彼此分散、孤立，缺乏有机性，城乡之间呈现出“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显示出畸形发展的状态。[2]（pp219-272）
早在民国时期，国内一些学者亲身感受到城市和乡村发生着剧烈变化，传统的城乡关系开始转变，但城市发展的同时却是乡村的日渐衰败，于是他们开始思考如何解决问题。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中最早论及中国近代的城乡关系;坚瓠注意到农村田野荒芜、粮食匮乏，社会管理和青少年教育亦无人过问，他认为出现这种衰败景象的根源，是城市对农村的剥削;[3] 费孝通认为城乡本该相互依存，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顾此失彼;[4] 梁漱溟则明确反对那些都市优于乡村的观点，强调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中国社会应该以乡村为基础、以乡村为主体。[5]（p150）
20世纪上半叶，学者们通过对近代城乡关系的探讨，清楚地认识到“竭泽而渔”式地剥夺农村农业而产生的城乡对立将对社会产生巨大危害，不仅会造成农村农业衰败，而且会使城市工业停滞，因此他们深入地思考了如何解決城乡发展不协调的问题。[6] 今天，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先贤们探讨的问题依然是我们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后，城市史研究深入开展，近代城乡关系研究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学界在对近代不同城市、不同区域城乡发展状况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兼具探讨了城乡分割的产生及其对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影响。
通商口岸城市代表一个新的、完全西式的都市现象，与其周边农村的界限分明，是近代城乡关系研究的重点。有学者认为，通商口岸在中国近代始终成为“孤岛”[7]，随着开埠城市的迅速兴起和发展，城乡之间从传统的融合向分割转变。
对不同城市作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同处畸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不同城市的城乡关系会截然不同，如上海在近代的畸形繁荣使周围广大乡村逐渐衰败，城乡分割日益严重，而北京不但自身停滞衰败，也使周边乡村呈现出寥落的景象。[8]
中国近代不同区域的城市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城乡分割的情形亦不尽相同。近代四川的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与乡村之间表现出一种非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城市对乡村没有发挥积极的带动效应，另一方面乡村的落后和衰败日益阻碍城市的发展，这种不协调性使四川地区发展严重滞后于沿海沿江地区。[9] 近代广西城乡对立的加剧是解放后乃至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根源。[10]（pp37-41） 华北近代城乡分割呈现出日益加剧的趋势。东南沿海城市在近代化发展历程中，乡村支持了城市，但又受制于城市，乡村为城市现代化付出代价和牺牲的同时也从中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机会。
城乡分割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城乡关系的主要形态，是既往学界的一个普遍认识，但专就中国近代城乡分割产生的背景、原因及其影响做系统性梳理总结的研究成果却难以见到，本文将做此尝试。 二、中国近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
晚清时期，中国市镇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江南地区尤为突出。市镇以商品流通和手工工场为特色，与乡村联系密切，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呈现出市镇化的特征。
（一）中国近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依靠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阻隔了中国独立的城镇化道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市镇的数量有所增加，19世纪40年代有市镇4万个，到20世纪30年代时增长到6.44万个，[11] 城镇化水平也获得了缓慢增长，19世纪40年代为5.1%，50年之后的19世纪90年代达到6.0%左右，全国的城镇化水平是不均衡的，长江下游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19世纪40年代已经达到7.4%，19世纪90年代则达到了10.6%。[12]（pp242-243，264） 随着市镇数量的增加，近代城市率先在沿海沿江地区逐步兴起。
近代中国城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通商口岸城市，从鸦片战争五口通商至20世纪初，设置的对外商埠达一百余个，其中被迫开放的有70多个，自行开放的有30多个，[13]（pp83-84） 这些开埠城市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地区，也有一些分布在东北地区，形成了一个面向外部世界的开放型城市体系;另一种则为传统城市，主要分布在广大内陆地区。
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开埠城市首当其冲，被迫开放对外贸易，并逐渐波及到周边农村和腹地，中国迈入了近代城市化的大门。沿海沿江的开埠城市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办实业、促贸易，不断开拓国内外市场，如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先后承担了近代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角色。西式建筑、商店、煤气、电灯、自来水、电话等西方先进设施先后在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城市出现。近代西方先进文化的传入也肇始于开埠城市，上海、天津等都在西书翻译、中书外译，以及中外文报刊的出版发行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经济方面，无论是引进西方机器制造、纺织工业、面粉加工等实业，还是金融贸易的开展，开埠城市都是先行者。这些沿海沿江城市的迅速发展向国人传播了西方的科技、文化，以及市政管理理念和制度，同时开启了民智，培养了新型知识分子。开埠城市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行地区。
沿海沿江城市特别是开埠城市的迅速发展也使周边乡村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城市周边农村的生产技术、生产关系乃至经济结构都随之改变。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给周边农村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天津在1840年有19.87万人口，到了1936年增长到125万，不到百年时间增长了近5.3倍;武汉在鸦片战争前有30万人，1935年增加到129万人，95年的时间增长了3.3倍;上海在近代始终是全国最大的城市，1845年有人口155万，到了1935年增长到665万，90年间增长了3.3倍。[14]（pp1-35）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必然加大对农副产品的需求量，周边农村成为这些大城市农副产品的供应地，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普遍种植，肉、蛋、奶等农业经济生产行业也得到了发展;城市增加的人口需要周边农村供给，城市规模的拓展占用了周边农村的土地;延续了几千年的乡村手工业生产模式被城市新兴工业生产模式所取代。沿海沿江开埠城市周边农村比内地农村更快地从传统小农经济中走出。
随着城市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及城区范围的扩大，到20世纪初，一些开埠城市如上海等，基本完成了由旧式城镇向近代都市演进的历程。随着城市的发展，近代城市管理制度也逐步建立，早在19世纪40年代，上海就建立了包括市政规划、道路、消防、治安等管理制度，行政、司法等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保障了城市的正常运转。
伴随着城市的扩大和发展，城市的文化事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以创办学校数量为例，从1839年美国传教士在澳门创办马礼逊学堂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在华创办的各类学校有将近1.4万所，学生人数近36万人。[15]（p218） 这些教会学校大多设在通商口岸城市和交通便捷的城镇。沿海沿江开埠城市迅速发展的同时，内地传统城市却发展迟缓，有的甚至处于停滞状态。
（二）中国近代城乡分治
清末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绅商阶层维护自身利益，参与地方治理的意识逐步增强，20世纪初期，上海、天津、武汉等一些大城市纷纷开展自治运动。城市迅速发展、城乡差别逐步加剧的现实，使清政府逐步认识到城乡在管理上应该有所区别，加之一些大城市要求自治的呼声越来越高，迫使统治者在管理制度上不得不作出调整。1909年清政府颁行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制定了对城镇和乡村实行分治的制度，规定“府厅州县治城厢地方为城，其余市镇村庄屯集等各地方，人口满五万以上者为镇，人口不满五万者为乡”[16]（p728） 。中国历史上首次在制度层面对城、乡进行了划分，从此城市在行政区划上与周围农村分割开来。
城市在行政区划上的独立，自然需要有不同于乡村的管理模式。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完成了由封建向近代的转变，城市建立了独立的地方政府，也划定了区别于其他区域的城市型行政区域。在我国，真正具有行政区划意义的市制开始于1921年颁布的《广州市暂行条例》，广州市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完整的市。从1927年至1949年9月底新中国成立之前，国民党政权共设置了151个市，[17]（p227） 每个市都建立了市政府，市成为独立的实体。从此城市有了不同于乡村的管理模式。
城市在建置日渐清晰化的同时，城市建设也不断推进，城市与乡村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价值体系均渐行渐远，“城市”和“乡村”逐渐成为相对的概念，中国近代社会的城乡日渐分离。
三、中国近代城乡分割的产生
在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之下，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充斥着各种冲突和矛盾，城乡分割成为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一对矛盾。
（一）城乡分割的产生 近代中国城市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不均衡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市的设置首先从沿海港口城市开始，1927年，全国设置的13个市中就有10个位于沿海地带;二是城市的分布，沿海多于内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全部151个建置市中，沿海13个省级行政区就占了80个，另外71个分布在广大内陆地区;三是比较重要的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大多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18]
城市的发展一般以人口的增多为标志，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农业人口做对比，可以发现，城市的发展水平与人口的增长存在着较大的关联性。19世纪70年代至20 世纪30年代，四川的农业人口始终呈现增长的趋势，而福建却在持续下降。[19] 农业人口的增减从侧面说明，近代福建因城市的不断发展，吸纳了更多的农业人口，而四川因城市发展缓慢，甚至是停滞的，所以吸纳农业人口的能力严重不足。中国近代沿海城市与内地城市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状况。
近代沿海沿江城市虽然比内地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呈现出相对繁荣的景象，但却是畸形工业化背景下的繁荣。与新式工业生产相比，传统的小农经济技术十分落后，只能提供初级农产品，而以现代技术为主的新式工业，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在中国建立的，技术水平均相对先进，新式工业逐渐占据了掠夺地位。一些中国买办穿梭于大城市和乡村之间，他们从农村运出一些重要的农产品，再将进口或城市生产的少量工业品分散到各地，大量廉价洋纱的倾销，使家庭棉纺织业遭受沉重打击，以个体小生产者或家庭手工业为主的农村集镇纷纷衰落，一批依附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兴农村集镇随之兴起。[20] 城乡贸易结构的严重失衡，使小农经济逐渐走到崩溃的边缘，新兴城市成为外国资本家以及中国官僚、地主和买办加强对中国剥削的据点。
近代沿海沿江城市和内地城市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均存在着对乡村拉力不足的问题，反过来乡村也无法给予城市足够的支撑。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业人口的支持，而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是以城乡工商业发展为前提的，迅速发展起来的开埠城市，如上海、天津等多因商而兴，金融业和商业占据着较大的比重，这些缺乏工业支撑的城市，虽然表面上繁荣，但吸纳的农村人口却是有限的，因此无法对周边农村提供有力的支持;而农村因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效率低下，生产的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尚且不能自足，因此对城市发展所需劳动力难以给予有力的支撑。城市与乡村发展互不协调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普遍现象。
中国近代沿海沿江少数大城市的迅速繁荣，并没有使全国的城镇化水平相应地快速提高，即使是相对较高的估计，19世纪中叶全国的城镇化率也在5.6%至7.1%之间，[2] 比工业发达国家落后5个百分点;一百年以后的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10.6%，同时期发展中国家平均达到了16.7 %，相差6个百分点，而此时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百分之五十，[21] 究其原因，中国近代少数大城市的繁荣建立在广大乡村的衰败基础之上，中国近代城市化走的是一条畸形发展之路。
与西欧早期资本主义时期城市与乡村的良性互动关系不同，中国近代城乡关系呈现出高度不平衡性，少数大城市的畸形繁荣与城市化水平低下并存，这是一个超出常理的奇怪现象。东部沿海沿江城市畸形繁荣的同时是内地广大农村的日益凋敝和极度贫困，城乡发展的严重脱节使城乡差距逐步拉大，最终走向分割。
（二）城乡分割的表现形式
中国近代社会城乡差距拉大，城乡分割加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城市与乡村的差距体现在各个方面。建置上的分离使城乡在制度和建设等各方面的发展各行其道，城市成为独立的实体以后便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制定了自己的发展规划，无论是管理制度、生活设施、生活方式，还是文化教育都与周围农村呈现出明显的差别;大城市与周边农村在设施、建筑、景观等诸多方面也呈现出巨大反差;受近代科技、文化以及外国新生活方式的影响，大城市上层人士与乡村民众在社会习俗、生活条件、娱乐方式上也渐行渐远。城市与乡村日益疏离，落后的农村与繁荣的城市相向而行。
二是城市发展呈现出地区不均衡性。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沿江新城市体系城市迅速发展成为繁荣的大都市，而西部和华北等内陆地区旧城市体系城市的发展则相对迟缓，中国近代不同区域城市的发展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非均衡性。
三是不同区域乡村之间的差距拉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腹地的支撑，周边农村必然成为其重要的外部环境。沿海沿江城市，特别是通商口岸城市的发展，依靠的是对周边农村和广大内地农村的压榨和剥削，不过在其发展过程中多少也带动了周边农村的发展，而内地城市却因自身发展缓慢，从而对其周边农村的推动力严重不足，因此内地乡村与沿海沿江大城市周边农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四是城乡文化教育差距拉大。近代以前传统的中国社会，城市和乡村的文化教育差别极小，近代以后城市在文化教育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拥有大多数的学校、传媒机构，因此在教育、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相反乡村因能够读书识字的人越来越少，从而不利于新文化信息的传播和文化的发展，城乡之间文化教育差距越来越大。
四、中国近代城乡分割产生的原因及影响
中国近代城乡分割产生的原因是深刻而复杂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中国近代城市化不是自主选择，而是在外力推动下被迫走上的道路。中国近代城市特别是通商口岸城市，发展的动力不是来自其内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而是西方殖民势力强力推动下被迫发展起来的，这种被迫的城市化道路必然是坎坷和崎岖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掠奪与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相互碰撞，在矛盾不断激化的过程中城乡分割日益加剧。
二是少数大城市的繁荣建立在广大农村日益衰败的基础之上，城市的发展成为乡村的魔咒。乡村支撑城市，城市拉动乡村，这是城乡健康发展本应具有的关系。清朝末年开埠城市在近代中国贫穷落后衰败土壤上迅速崛起，本国买办和外国殖民势力以少数大城市特别是开埠城市为根据地，对农村实施传统的封建专制和殖民掠夺双重压迫，使广大乡村处于被动受剥削的地位，虽然开埠城市周边农村的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广大内陆地区如华北、西北也有零星的商品经济出现，但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传统的农业劳作和经济方式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资本主义在华建立的新型工业与中国古代社会长期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相比，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差距均过于悬殊，由此乡村手工业逐渐衰落，转化为城市工业的原料供应地，乡村沦为被动依附的地位，城乡逐渐分离。 三是因内地城市对周边农村的推动力不足，致使广大内地农村发展极其缓慢。中国的近代化以开埠城市为中心，首先从沿海沿江城市兴起，新型的工业生产技术和商品经济首先辐射到的是其周边农村，然后再传导到内地城市，最后到达内地农村，像波浪一样传递开去，但由于内地城市发展进程极为缓慢，使这种传导力逐步减弱，当传导至内地广大农村时辐射力已经非常微弱，广大内地农村不得不继续沿着传统的自然经济道路缓慢前行。
四是城乡文化教育差距的拉大使乡村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制度扎根于乡土，明代科举取士，乡村中举者往往要多于城市;清朝总共950个贡生、举人和进士，其中52.5%出自城市，41.16%出自农村，另外的6%出自市镇，[22] 城乡几乎持平，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城乡文化是一体化的。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在近代新学教育体制的推动下，乡村精英向城市单向性流动，90%的新式学堂办在城市，[23]（p167） 乡村士绅通向上层社会的途径被切断，他们不得不转向城市谋求发展机会。文化上的分离加剧了城乡的对立，随着乡村精英向城市的集中，资金、技术、知识、人才等各种社会资源也随之流向城市，乡村在备受城市挤压的情况下必然走向衰败。
中国近代城乡分割对当世和后世社会均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
第一，瓦解了中国古代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清朝末年开埠城市在中国贫穷落后的土壤上迅速崛起，不但对乡村的辐射和拉力严重不足，还使广大乡村处于被动受剥削的地位，随着一些传统手工业走向衰落，中国传统、单一的市场流通体系遭到破坏，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中国古代社会长期赖以生存的自给自足经济基础被逐步瓦解，乡村日益衰败，陷入了极度贫困、落后、愚昧和黑暗的苦境。
第二，乡村的文化教育逐渐衰落。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制度是扎根于乡土的，出自乡村的文人、官员始终牵挂乡里，视为家乡做贡献为分内之事，荣归故里是他们的终极目标。近代以后士绅阶层从农村进入城市，教育呈现出城市化趋向，出国深造者亦多起来，但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更乐意留在城市，很少再返回乡村，乡村人才大量流失，乡村文化出现断崖式滑坡，呈现出空心化现象。乡村文化和教育的日趋衰落，使传统的城乡文化一体化模式逐渐解体，从此中国文化有了城乡之分。
第三，中国传统的城乡秩序被打破。买办商人成为开埠城市里新的社会阶层，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新式文化，在新式文化的猛烈冲击下，城市呈现出与中国传统秩序截然不同的景象。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官、绅、民社会结构，其中的乡绅阶层在维护乡村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代中国乡村精英向城市单向性流动，使乡村社会失去了对土豪劣绅的制衡力量，乡村的道德环境和社会秩序亦随之恶化。中国传统的城乡秩序被打破。
第四，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也延宕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近代畸形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新城市体系与旧城市体系彼此互不相容，旧的城市体系想要继续维护没落的封建王朝统治，而新的城市体系则极力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在城乡不平等逐步加深的情况下，新的城乡和谐关系很难重新建立起来。近代百年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战争频仍，中国近代化在前行、停滞、失败中循环往复，步伐不稳、道路崎岖，从而制约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近代城乡分割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的历史根源，时至今日，我国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近代城乡分割也延宕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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