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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的《仪礼》文献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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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清代是《仪礼》学研究的高峰期,《仪礼》文献数量繁富,占整个古代《仪礼》学文献总数的45%。清代《仪礼》学文献研究独具特色:一、践履《礼》学思想,适应朴学思潮;二、自上而下对《仪礼》学研究的重视;三、《仪礼》学研究成果超轶前代。
  [关键词]清代 《仪礼》 文献
  [分类号]G256
  
  在古代,由于《仪礼》本身重视繁琐礼仪,并文义古奥、难以卒读,人们对其重视不够。至宋王安石改革科举,取消《仪礼》之房、不立学官以后,《仪礼》学研究一度滞后。这种情况一度持续到清代,随着朴学思潮的兴起而大有改观。
  清代是《仪礼》学研究的高峰期,不仅涌现出一大批《仪礼》学研究队伍,而且拥有数量可观的《仪礼》学研究文献。据王锷统计,有清一代《仪礼》学研究有专著传世的有177人,专著225部,占整个古代《仪礼》学研究总数的45%,此还不包括清人文集中研究《仪礼》的单篇论文(本文主要以清代《仪礼》学专著作为研究对象),可见清代《仪礼》学研究之辉煌,成就之斐然。在如此空前繁荣的背景下,清代《仪礼》文献研究也独具特色。
  
  1 践履礼学思想、适应朴学思潮
  
  清代《仪礼》文献研究始终与朴学思潮息息相关,总是伴随着朴学思潮的变化而变化。另外,随着朴学思潮的发展,清人也善于总结礼学思想,在礼学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仪礼》文献研究。因此,践履《仪礼》学思想,适应朴学思潮,使清代《仪礼》文献研究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1.1 汉宋兼采的清初
  清初学者在顾炎武、黄宗羲等一批明末遗老的感召下,针对宋明空疏的心性之学,掀起了一股回归原始儒学的思潮。“在清初回归原始儒学思潮中,一个令人注目的思想现象,便是学界舍弃了由官方支持的程朱理学,而置身于对传统经学的重新审视与体认”,这种审视与体认的结果,便是对汉代经学格外予以重视。“随着清初经学研究的日趋汉学化,清初经世学风也逐渐转向文献考证,从而形成了以实证方法治经的朴实学风。由经学的尊汉黜宋而引发的经典考辨运动,也必然导致清初学术领域研究方法的转向,即由浮诞改为质朴。”在这种朴实学风的引领下,一批学者开始专攻儒家经典,就连北宋以来少有人问津的《仪礼》之学,也开始有人涉足了。
  首先对《仪礼》进行研究的是一批明末诸生,如沈昀、吴名溢、许裔、张凤翔、顾炎武、张尔岐等人,其中以张尔岐成就最大。顾炎武虽无《仪礼》研究之专书,但其于清初《仪礼》校勘之功不可忽视。“清人校勘《仪礼》,以顾炎武为嚆矢,肇端于顾氏以唐开成石经校明北监本十三经”,“顾炎武为石经之功臣,亦为《仪礼》之功臣。清人校《仪礼》,于起步时即能高出前人一筹,皆因顾氏睿识。”张尔歧《仪礼》学有《仪礼郑注句读》17卷、《仪礼丧服经传并记》1卷、《仪礼监本正误》1卷、《仪礼唐石经正误》1卷、《仪礼考注订误》1卷等。张氏《仪礼郑注句读》一书全录《仪礼》郑注,摘取贾疏而以己意断之,并为之句读,考辨详博,被誉为开清代《仪礼》研究之先河。《四库全书总目》对该书评价较高,认为“尔岐兹编,于学者可谓有功矣”,不失为公允之论。
  稍后的姚际恒有《仪礼通论》17卷。由于该书于其生前未及刊行,故其对清代的《仪礼》学研究影响不大,学界也公认其早已佚失。后由陈祖武先生发现其抄本并加以点校出版,始为学界重视。陈先生认为:“姚氏治《仪礼》,受敖继公、郝敬旧著影响甚深。由于从宋学营垒出,故而际恒于敖、郝二家书极意推崇。”陈先生所言至确。
  此外,毛奇龄有《仪礼疑义》2卷、《昏礼辨正》1卷、《丧礼吾说篇》10卷、《三年服制考》1卷。其《丧礼吾说篇》凡32篇,书前有目录及丧礼吾说篇标记,大抵以子夏《丧服传》乃战国以后人伪作,故逐条改之,务反其说,好立异说。徐乾学《读礼通考》120卷,该书是徐氏积十余年,三易其稿而成。其仿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之例,兼采众说,于《仪礼》之丧服、士丧、既夕、士虞及大小戴《记》中有关丧礼,剖析其义,足称详洽。李光坡《仪礼述注》一书,采用疏注体的形式,遵照贾疏的体例特点及句、注安排情况,进行编撰。《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云:“光坡此编,虽瑕瑜互见,然疏解简明,使学者不患于难读,亦足为说《礼》之初津矣。”可谓一语中的。
  林存阳在总结清初《三礼》学的历史特征时说:“……在方法上注重求实,不尚空谈,趋向于‘超越汉宋’或‘汉宋兼采’,基本不持门户之见;……清初三礼学的这些特征,亦即其历史意义所在,也是其得以在清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所在。”林氏概括近是。作为《三礼》之一的《仪礼》学,在清初的历史特征就是如此。
  1.2 汉学独尊的乾嘉
  章太炎《清儒》一文认为清代学术“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而萌发于清初的朴学思潮至乾嘉时期也达极盛,它主盟学坛达百年之久。有学者称:“朴学的‘汉学’化改造,完成于乾隆年间。标志有二:一是学术基本摆脱‘汉宋兼采’的影响,进入了独立自主、个性化的发展阶段;二是汉学家法的建立,把阎若璩、胡渭等实践的学术样式规格成为明晰的汉学范型。”
  在乾嘉朴学主盟学坛的形势下,经学研究大家辈出,“家谈许郑,人说贾马”,已成时尚。该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参与《仪礼》学研究的经学大家,如吴廷华、胡匡衷、凌廷堪、张惠言等。其中吴、皖两派的创始人也均不废《仪礼》。吴派学者惠栋有《仪礼古义》1卷;皖派江永有《仪礼释宫增注》、《仪礼释例》、《昏礼从宜》各1卷;戴震有《仪礼正误》1卷。由此可见当时学者对《仪礼》的重视。
  吴廷华有《仪礼章句》17卷、《仪礼疑义》50卷。其《仪礼章句》以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过于墨守郑注,王文清《仪礼分节句读》以句读为主,笺注失之太略,因此折衷先儒,以补二书所未及。每篇之中,分其节次;每节之内,析其句读。其训释多本郑、贾笺疏,亦间采他说,附“案”以发明之。于丧礼尤为详审。
  胡匡衷有《仪礼释官》9卷,该书是胡氏《仪礼》学研究之心血所在。胡匡衷作是书,“尝刺取十七篇中所陈各官,条举件系,一准《周礼》为差次,明其所以分职联事之意,成书六卷。又取《左传》、《国语》、《戴记》诸官名,为《仪礼》所未有,而有合于《周礼》者,别辑为《侯国官制考》二卷、《侯国职官表》一卷,总名日《仪礼释官》。”因而,该书“断据精确,足补注疏所未及,诚古来治《仪礼》者未有之作而实不可少之作也”。
  凌廷堪研究《仪礼》,提出“复礼”说,主张“以礼代理”,其云:“圣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论语》记孔子之言备矣,但恒言礼,未尝一言及理也。……圣人之道本乎礼而言者也,实有所见也;异端之道外乎礼而言者也,空无所依也。……圣人不求诸理而求诸礼,盖求诸理必至于师心,求诸礼始可以复性也。”故而他认为“圣学礼也,不云理也”。凌氏此说一出,对当时学界影响至深,故阮元云:“一时间,礼学披靡天下,学界

几几乎以言理为禁忌,后学者群弃理而归之。”凌廷堪有《礼经释例》13卷等。该书曾五易其稿而成,是一本专门释例体著作,仿照杜预《春秋释例》而作,分通例、饮食之例、宾客之例、射例、变例、祭例、器服之例、杂例八类。钱大昕对此书评价甚高,认为:“尊制一出,学者得指南车矣!”实为的论。
  张惠言的《仪礼图》是专门以图解的方式来解释《仪礼》的著作,该书在继承宋人杨复《仪礼图》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表现为对经文章节内容的划分,认识更全面、更周密。是书六卷,以宫室图、衣服图单列一卷而总挈大纲,统领全文。其余五卷,按郑氏《仪礼》十七篇之仪节随事列图,便于读者理解经文。
  1.3 多样化的晚清
  道咸以降,朴学世风日下,不仅失去了乾嘉时期的辉煌,而且由于今文经学的复兴,众多学者在辨析汉宋学术异同的同时,开始提倡义理之学,主张调合汉宋。另外,应凌廷堪提出而由阮元倡之的“以礼代理”的理学思想影响下,陈澧提出并经黄以周修订了“理学即礼学”的治学主张。这种思想,对当时包括晚清阶段《仪礼》学研究影响甚深。
  本阶段《仪礼》学研究较为复杂,有主古文经学,有主今文经学,也有持“汉宋兼采”之论的。主古文经学治《仪礼》,成就最大者当推胡培晕,其《仪礼正义》代表清代《仪礼》学最高水平的三部著作之一;梁启超评价其“为极佳新疏之一”。胡培晕继承家学,又师从凌廷堪研究《仪礼》,因而为学精审,于《仪礼》学尤为洽熟。其研究《仪礼》,“覃精研思,积四十余年”,基本写定是书,被誉为“二千余岁绝学也”。
  胡培翠是著名的古文派经学家,他认为《仪礼》“非周公莫能作”。此后的曹元弼基本上承袭了这一观点。曹氏“于礼经可称深造”,其《仪礼》学有《礼经校释》22卷、《礼经学》7卷。《礼经校释》一书“发疑正读,择精语详。每获一义、解一难,必印证群籍,斟考钩稽,寝食与共。遇诸家聚讼处,务在折衷一是,不惜十易稿以求其当。……足为礼学功臣。即此书孤行,已可与张氏《图》、凌氏《释例》、阮氏《校刊记》、胡氏《正义》相伯仲耳”。
  当然,也有不同声音。随着今文经学的兴起,一些今文经学家认为《仪礼》乃孔子所作。此以邵懿辰、廖平、皮锡瑞等为代表。《礼经通论》是邵懿辰礼学研究的代表作,该书称:“夫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仪礼》所谓经礼也。周公所制,本有三百之多,至孔子时,即礼文废阙,必不止此十七篇,亦必不止如《汉志》所云五十六篇而已也。而孔子所为定礼乐者,独取此十七篇以为教,配六艺而垂万世,则正以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为天下之达礼耳。”廖平曾指出:“邵《仪礼通论》以经本为全,石破天惊,理至平易,超前绝后,为两千年未有之奇书。”皮锡瑞尽管没留下《仪礼》学研究专著,但其《三礼通论》中有诸多论《仪礼》之内容,可取的内容不少。
  另外,也有主张汉宋兼采的,如曾国藩。曾氏为学主张“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其《读仪礼录》,从内容上讲,是对《仪礼》一经的选注,而不是逐字逐句地校注《仪礼》;在篇次上,亦遵照《仪礼》郑注、贾疏旧本十七篇之序。该书凡录一百一十余条,十七篇皆有之,间有新义。
  当然在晚清,治经主张“汉宋兼采”,也是时代的潮流和学术倾向,就连治经以汉学为宗旨的胡培犟也不鄙视宋学。胡韫玉说他:“先生虽专治汉学,然亦不菲薄宋人。尝答赵炳文论学,能综汉、宋学之得失而持其平。……此先生之所以大也”。胡韫玉之言是矣。
  
  2 自上而下对《仪礼》学研究的重视
  
  2.1 统治阶级对《仪礼》研究的重视
  清代的《仪礼》学研究,也受到统治阶级的关注。如乾隆自登基始,便于元年六月颁发了一道圣谕,命纂《三礼》义疏,谕日:“《仪礼》、《周礼》二经,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朕思《五经》乃政教之原,而《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传所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者也。……应取汉、唐、宋、元以来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久。其开馆纂修事宜,大学士会同该部,定议聚奏。”(《清高宗实录》卷21,乾隆元年丙辰六月己卯条)乾隆此次下谕,揭开了三礼馆开馆的序幕。经过20余天的酝酿,三礼馆便正式启动。“以此为开端,一项以最高统治者政治意志为导向的学术文化整理项目,走向政治舞台。……以此为基始,清代《三礼》学的演进,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正是以此为基始,清代《仪礼》学研究大兴,并逐步达到鼎盛。经过十一年的努力,刊成《钦定三礼义疏》,其中《仪礼义疏》48卷。该书分经文为40卷,冠以《纲领》1卷、《释宫》1卷,不入正文卷数;殿以《礼器图》4卷、《仪节图》4卷,实为50卷。是书以元敖继公《仪礼集说》为宗,参核诸家,补其舛漏,至今文、古文之异同,则全采郑注。经文、记文之次第,则一从古本。所分章段,则多采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是书考证之功,也甚于他经。
  2.2 儒臣的《仪礼》研究
  在统治者的倡导下,很多儒臣进入了三礼馆并担任重职,如李清植、任启运、方苞等担任过三礼馆副总裁之职;诸锦、官献瑶、王文清、蔡德晋、吴廷华、王士让、姜兆锡等人担任过三礼馆纂修之职。而这些儒臣也都有《仪礼》学研究著作,如李清植有《仪礼纂录》2卷、《仪礼注疏考证》,任启运有《朝庙宫室考》2卷、《肆献裸馈食礼》3卷,方苞有《仪礼析疑》17卷、《丧礼或问》1卷,诸锦有《飨礼补亡》1卷,官献瑶有《读仪礼》,王文清有《仪礼分节句读》,蔡德晋有《礼经本义》37卷,吴廷华有《仪礼章句》17卷、《仪礼疑义》50卷,王世让有《仪礼钏解》17卷,姜兆锡有《古今丧服考》、《仪礼经传内编外编》等。这些儒臣位居高官,却不废《仪礼》,并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无疑给清代、特别是乾嘉《仪礼》学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3 在野文人的关注
  除了统治阶级与一些儒臣重视《仪礼》学研究之外,一些在野的文人也都积极参与到《仪礼》研究之中来,如上文提到的张尔岐等。张氏在明末遭受家国变故,矢志不仕清,以布衣终老。他研究《仪礼》,步顾炎武之后注重以唐石经校订经文,其《仪礼郑注句读》末附《仪礼石本误字》1卷,就是以唐石经校勘《仪礼》经文的成果。彭林先生云:“尽管尔岐殆非最早注意唐石经者,但其识见犹有过于顾氏之处”。彭氏所言近是。张氏《仪礼郑注句读》在校勘经文方面也取得了诸多成就,故而《四库全书总目》称许该书:“其谬误脱落,衍羡颠倒,经注混淆之处,皆参考得实。”
  
  3 《仪礼》学研究成果超轶前代
  
  3.1 清代《仪礼》文献之分类
  清代《仪礼》研究,无论从研究者的队伍,还是从研究成果而言,都超轶前代。在空前繁荣的背景下,学者们对《仪礼》文本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致使《仪礼》学在清代处于辉煌的巅峰。就《仪礼》文献内容而言,其涉及广泛、系统、全

面,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通解《仪礼》经文的:如方苞《仪礼析疑》,吴廷华《仪礼疑义》,蔡德晋《礼经本义》等;②研究《仪礼》目录的:如臧镛堂《仪礼目录》,胡匡衷《仪礼目录校证》等;③研究礼法通例的:如凌廷堪《礼经释例》,江永《仪礼释例》等;④研究宫室的:如张惠言《仪礼宫室图》,江永《仪礼释宫增注》,胡培晕《仪礼宫室定制考》等;⑤图、表解《仪礼》的:如张惠言《仪礼图》,吴之英《仪礼礼事图》,马徵蘑《仪礼表》,蒋彤《仪礼丧服表》等;⑥研究官职的:如胡匡衷《仪礼释官》等;⑦研究古、今文的:如宋世荦《仪礼古今文疏证》,胡承珙《仪礼古今文疏义》等;⑧研究服制的:如张尔岐《仪礼丧服经传并记》,毛奇龄《三年服制考》,程瑶田《丧服文足征记》等;⑨研究《士丧礼》的:如沈昀《士丧礼说》,吴名溢《丧礼注》,方苞《丧礼或问》等;⑩研究《昏礼》的:如江永《昏礼从宜》,朱董祥《昏礼广义》等;⑩研究《仪礼》声读的:如檀萃《仪礼韵言》,段玉裁《仪礼汉读考》,陈光煦《仪礼汉读考》等;⑩通考礼书的:如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黄以周《礼书通故》等;⑩研究《仪礼》句读的:如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吴廷华《仪礼章句》,王文清《仪礼分节句读》等;⑩对《仪礼》经、注进行疏解的:如鄂尔泰等人《仪礼义疏》,胡培晕《仪礼正义》等;⑩对《仪礼》经文、郑注、贾疏进行校勘的:如卢文弼《仪礼注疏详校》,金日追《仪礼经注疏正讹》,阮元《仪礼注疏校记》,孙诒让《仪礼注疏校勘记》等。可见,清代《仪礼》文献种类繁多,不一而足,它涉及到《仪礼》研究的方方面面。
  3.2 清代《仪礼》文献研究之总评
  清代《仪礼》文献研究涉及面广,且系统、全面,是之前任何朝代的《仪礼》文献研究所无法超越的,堪称《仪礼》文献研究的集大成时期。清代《仪礼》文献研究的成就不仅超轶前代,而且在清代的众经研究中,《仪礼》文献研究也是最成功的。梁启超曾对清代《仪礼》研究作过总评,其云:“试总评清代礼学之总成绩,就专经解释的著作论,《仪礼》算是最大的成功,凌、张、胡、邵四部大著,各走各的路,各做到登峰造极,合起来又能互相为用,这部经总算被他们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尽了”。梁氏评价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粱氏此处提及的“凌、张、胡、邵四部大著”,即为凌廷堪的《礼经释例》、张惠言的《仪礼图》,胡培翠的《仪礼正义》、邵懿臣的《礼经通论》四部著作,粱氏云其“各做到登峰造极”盖不为过。其中胡培犟《仪礼正义》是清代《仪礼》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清人引以为豪的9种12部著名的新疏之一,备受学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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