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檀弓》的史传叙事与文学特征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关键词]《檀弓》 史传叙事 文学特征
　　作为七十子的文章，《礼记》上承六经，下启诸子，具有文学过渡的性质。章学诚言：“六经皆史。”《礼记》对六经的继承不仅表现在对古礼的阐释上，还体现为对史传叙事方式的继承与发展上，后者即以《檀弓》篇为代表。
　　与《礼记》所收的其他篇章相比，《檀弓》篇主于叙事，在表现方式上具有史传文学的特征。王夫之指出：“此书（《礼记》），显微同异之辞虽若不一，而于以体先圣复性以立人极之意，其不合者鲜矣。”作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著作，《檀弓》与《礼记》的其他篇章一样，更多的是在借记述古礼以阐发思想，因此具有诸子说理文的性质。所以，史传、古礼以及《礼记》文本自身的诸子文章属性，构成了对《檀弓》篇文学特征把握的前提。
　　一、《檀弓》史传叙事的“意胜”特征
　　叙事和史传在古人文章中有着天然的联系，《檀弓》篇又多叙史事，往往与史传文学相合。但作为《礼记》的篇目，《檀弓》是七十子及其后学的文章，其叙事从根本上来说是诸子的叙事而非史传的叙事，本质上重意而不重事，体现出“意胜”的特征。
　　（一）“重简”的叙事取向
　　史傳叙事重简，《史通·叙事》：“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由于《檀弓》所叙之事多有同于《左传》《国语》者，所以古来学人多通过三者的对比来说明《檀弓》在叙事上的简洁：“骊姬行谮、申生死孝文，《左传》、《国语》、《公羊》、《谷梁》、《檀弓》互见处各有擅长，而《檀弓》之文最为明洁。”又：“《国语》不如《左传》，《左传》不如《檀弓》，叙晋献公、骊姬、申生一事，繁简可见。”论者往往举申生、骊姬文来说明这一点，下分别列《檀弓》《左传》此事文以对比：
　　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谓之曰：“子盖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骊姬，是我伤公之心也。”曰：“然则盖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谓我欲弑君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辞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爱其死。虽然，吾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伯氏不出而图吾君，伯氏苟出而图吾君，申生受赐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为恭世子也。（《檀弓上》）
　　或谓大子：“子辞，君必辩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僖公四年》）
　　两相比对，《檀弓》更为简洁，谢枋得《檀弓批点》云：“《左传》‘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七句，不及此十一字辞简单而有包括，庙在‘安’字、‘伤’字。”《左传》七句二十三个字，而《檀弓》仅十一字，用一“伤”、一“安”便包括其辞。
　　《檀弓》的简洁并不是绝对的，从实际情况上来看，《檀弓》叙事也有繁复而不避辞费的地方，如：“石骀仲卒，无适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卫人以龟为有知也。”这一段叙事，文中四用沐浴佩玉而不加减省，是知《檀弓》并不拘执于简洁。如果从史传叙事的角度来看，以简洁来论《左传》与《檀弓》叙事之高下，也是颇为值得商榷的。胡应麟已指出不能以繁简论《檀弓》《左传》叙事之高下：“《檀弓》、《左传》繁与简俱得者也……昔人谓《史记》不如《左传》、《左传》不如《檀弓》，似也，而以一事之繁简定三氏之等差则非也”，“《檀弓》之于《左传》，意胜也。”在他看来，《左传》与《檀弓》之叙事俱属于繁简得当者，即便《檀弓》有简洁过《左传》之处，也不能据以立二者高下，所谓的“意胜”才是关键。因此，单纯的简洁是没有意义的，但胡应麟并未详细的解释《檀弓》如何“意胜”，下文试作分析。
　　（二）《檀弓》“意胜”的内涵
　　1.《檀弓》叙事之“意胜”体现在叙事的虚构性上
　　这一点历代学者多所留意，杜预注《左传》与《檀弓》所记一事不同者，皆取《左》而不用《檀》，杜预《释例》曰：“《礼记》后儒所作，不正与《春秋》同。”《左传·昭公九年》记“屠蒯”饮晋侯酒事，《檀弓》亦记“杜蒉”之事而有异，孔颖达疏曰：“《礼记》记此事，饮酒事同，而其言尽别。记是传闻，故与此异。二者必有一谬，当传实而记虚也。”比孔颖达同代而稍后的刘知几，其《史通·申左》篇亦指出《檀弓》所载的“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及“阳门之介夫死”两条，以《左传》之记录考察，皆当为虚。循此以下，后来又出现了对《檀弓》所载之事进行系统辨伪的著作，如毛奇龄《檀弓订误》、邵泰衢《檀弓疑问》、夏炘《檀弓辨诬》等，而相关的《礼记》注解及其他著作亦多有辨其不实者。今仅以郭嵩焘《礼记质疑》观之，郭氏于《檀弓》不实之处反复申说，一则日“《檀弓》所记，多非事实，于孔氏尤多诬诞”，再则日“《檀弓》一书，多假借春秋时事以为之辞，不必言之果信而有征也”，三则曰“《檀弓》之文，多非事实”，又或言：“《檀弓》之文多不足据。”其实例，如《檀弓上》记载：“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郭嵩焘曰：
　　《史记·世家》：定公九年孔子为司寇;十四年适卫，适陈反卫;十五年去卫，过曹，去曹适宋，遂至陈，居陈三岁;哀公二年适卫，将西见赵简子，临河而还，反卫;哀公三年如陈，季康子召冉求：哀公四年自陈迂于蔡：哀公六年自蔡如叶，自叶反于蔡，楚使人聘孔子，于是使子贡适楚，昭王兴师迎孔子，孔子自楚反乎卫;哀公十一年季康子问于冉有，召孔子。是孔子去鲁八年始一至楚，其时冉有方仕于鲁，使适楚者，子贡也。
　　又上博（八）有《子道饿》一篇亦记载夫子遣派弟子之事：“一由言游北上告急于鲁，二由子贡南下求救于楚。”则夫子谴而之荆者当为子贡，可知《檀弓》此条记载为虚。
　　2.《檀弓》的“意胜”体现在文学手法上 　　第一，《檀弓》的“意胜”之处在于叙事语言的层面上。仍就叙事简洁来说。事实上，说《檀弓》比《左传》简洁只是相对而言，二者各有各的简洁。《左传》叙事之简洁往往显得古奥艰深，而《檀弓》则来得平易自然，清人孙漤孙曰：“左氏之文简矣炼矣，而其奇古奥折处初学又未易卒读……惟《檀弓》炼之至乃如不炼。”所谓的“炼之至乃如不炼”，即是说《檀弓》叙事简洁，然而用语却淡，不好做奇句，是以达到平易自然的化境，炼如不炼。故刘熙载曰：“《檀弓》浑化……文之自然无若《檀弓》。”而比于《檀弓》，《左传》的语言却整体上表现出相对古奥艰深的特点，前人多有所指出，《史通·申左》：“《左氏》……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又戴名世：“左氏之文奇质古奥。”今举一例以观之，《左传·昭公二十一年》：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晋师至。曹翰胡会晋荀吴、齐苑何忌、卫公子朝救宋。丙戌，与华氏战于赭丘。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子禄御公子城，庄堇为右。干耸御吕封人华豹，张丐为右。相遇，城还。华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将注，豹则关矣。曰：“平公之灵，尚辅相余。”豹射，出其间。将注，则又关矣。曰：“不狎，鄙！”押矢。城射之，殪。张丐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击之，折轸。又射之，死。
　　此段中的“不狎，鄙”“射之，殪”等句皆较简洁，然而全文多用单语，且少有助词虚字，通观《左传》皆是如此，由此形成《左传》语言奇质古奥的整体风格，这一点颇近于《尚书》。
　　作为《礼记》中的一篇，《檀弓》在根本上来说是诸子文章而非史传。至于战国，当《左传》这样的史传还在叙事语言上表现出趋向于《尚书》的古奥奇质风格时，诸子之文章已经采用更为平易的语言形式来阐发各自的思想。显然，古老的语言还可以用来记载史事，但却并不能满足日益复杂的思想表达需要。在整体上，《礼记》多用虚字和助词以及重言词，而几者的交相运用必然带来《礼记》语言的灵活多变，体现在《檀弓》中，例如：“丧事欲其纵纵尔，吉事欲其折折尔。故丧事虽遽不陵节，吉事虽止不怠。故骚骚尔则野，鼎鼎尔则小人，君子盖犹犹尔。”又如：“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箕虞，其日明器，神明之也。”这些语词的运用，使《檀弓》语言显得富于波澜和变化，“此类笔调造就节奏气势上的缓急错落、流转跌宕，其中语助词的调度不容忽视”，而这些语助本身也用法多样，“有句首、句中、句尾之不同，更有单用、复用、连用之分别”。而《檀弓》叙事语言所便表现出来的变化性，不能不说是植根于深刻的思想需要，由此使自身同先秦史传文章在叙事语言上有了较大区分。
　　第二，“意胜”也表现在《檀弓》叙事韵味深长上。除了简洁以外，古人论《左传》《檀弓》高下也往往涉及韵味的问题。苏轼尝言：“《檀弓》……语极简而味长。”所谓的味长，即含蓄蕴藉，表现为言外有言，事外有意，言有尽、事有尽而意无穷。在这一点上，论者比《檀弓》于《春秋》，明人周之夔曰：“《檀弓》文法如《春秋》。”《春秋》叙事的特点即是言外有言，含蓄蕴藉，刘勰《文心雕龙·宗经》：“《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单纯记史事如《尚书》者，并无言外之旨;而《春秋》意在言外，虽然文辞晓然，但读之却“访义方隐”。姑举一例以观《檀弓》文法如《春秋》：
　　悼公之母死，哀公为之齐衰。有若曰：“为妾齐衰，礼与？”公曰：“吾得已乎哉？鲁人以妻我。”
　　此文记鲁哀公为妾“齐衰”。按礼，为夫人有“齐衰”而为妾无.其首句“悼公之母死”看似平叙，实含讥讽，孙漤孙曰：“提叙处‘。悼公之母’四字，已不许其为哀公之夫人矣，此亦《春秋》书法也。”是知称“悼公之母”，绝非如字面上那样，单纯地叙述一个事实而已，其意在事外、言外，自是深文隐蔚、余味曲包。
　　第三，“意胜”效果的取得，也来源于谋篇布局的精妙。《檀弓》布局胜于《左传》，并不是说《左传》无所布局。《左传》叙事虽也有插叙、倒叙、补叙之法，然而从整体上来看，只是基本按照事件的时间顺序叙事。且《檀弓》一事一叙，而其所叙之事大抵较《左传》为简短。《左传》尚可凭较大的篇幅而从容布局，但《檀弓》却必要在两三句之中曲尽其妙.寓无限之意于短小的篇幅中，因此必然对谋篇布局提出较高的要求;在叙事的结构中贯穿着文章的整体意脉。苏轼评《檀弓》曰：“事不相涉而意脉贯穿，经纬错综，成自然之文。”布局结构的巧妙，有赖于整体意脉的把握，如此才能将叙事的各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做到“事不相涉而意脉贯穿”，如“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一段：
　　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叔誉曰：“其阳处父乎？”文子曰：“行并植于晋国，不没其身，其不足称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见利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我则随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晋人谓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胜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诸其口。所举于晋国管库之士七十有余家，生不交利，死不属其子焉。
　　此段文字從结构上来说明显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是赵文子与叔誉（叔誉即叔向）论前人，后半部分是晋人评赵文子，论者曰：“毕竟是一篇赵文子赞.其作法迥绝蹊径之外，先将他评论古人闲闲说起，忽借晋人一段顿住，再补出一段行实于后以结之。利其君四句虽是文子评隋武子语，实则作者已从此处，写出文子小像，后面退然呐呐然，正是利其君不忘其身。所举于晋国云云，正是谋其身不遗其友。前后结构浑然天成。”又曰：“文子口气未了，忽接晋人谓文子知人，方说知人，忽接入文子其中云云，转换处疑有神。”原本上下之间，评人与被评之事并不相谋.然而两处文字做成一篇赵文子赞.上下相应，前后对照，意脉豁然贯通。
　　二、《檀弓》礼叙事的文学表现
　　作为《礼记》的一部分，《檀弓》之文以明礼为根本指向，本部分即就此对其叙事加以分析。
　　（一）匪拾故典，变化其文 　　《檀弓》的叙事内容中包括各种礼之仪文，然而与单纯的记录不同，《檀弓》并不是照录式的描述和铺陈这些礼节仪文。孙漤孙认为：“《檀弓》精于言礼，不仅以摭拾故典为能。”。所谓的“不仅以摭拾故典为能”，其直接表现就是用变化多样的语言来叙述仪节，而非仅仅如记录抄写那样用平铺直叙的语言，单纯地排列载录而已。
　　如《檀弓》：“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此处两“不”字，一在句中，一在句尾，形成了句子之间的错对，《盐铁论·散不足》亦记此句，曰：“古者，邻有丧，舂不相杵，巷不歌谣。”相形之下，后者直如照抄一般。又如：“古者冠缩缝，今也衡缝。”于后句加一“也”字，行文富于变化。而如下一句，述丧礼更是变化万端：“始死，充充如有穷，既殡、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练而慨然，祥而廓然。”一叙之中，“五事三变句法、字法”。与之相近的是“颜丁善居丧：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殡，望望焉如有从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而另如“丧事欲其纵纵尔，吉事欲其折折尔。故丧事虽遽不陵节，吉事虽止不怠。故骚骚尔则野，鼎鼎尔则小人，君子盖犹犹尔”。钱基博先生解之日：“文不满五十言，七句耳，凡四变法，五叠字。首二句分吉凶缓急;次二句，分吉凶，合缓急;物流局，合吉凶，分缓急;第七句，合吉凶缓急。”则本应是照章抄录的礼节仪文，竟被叙述得如此波澜迭起。
　　此外.一些通过人物之口所转述之礼，也被叙述得灵动自如，如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箕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其中“明器”以上，句法凡三变。又如：“大功废业。或曰：‘大功，诵可也。”’其中“诵可也”，倒句，本应为“可诵也”。
　　而与此相应，《檀弓》中那些叙述人物故事之文，也与如上述礼之文保持了一致性。事实上，《檀弓》中的那些人物故事本身便是为礼而设，它们不仅承载礼之精神，还继承礼之文字，其行文自有变化，如：“季武子寝疾，蠕固不说齐衰而人见，曰：‘斯道也，将亡矣。士唯公门说齐衰。’武子日：‘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丧也，曾点倚其门而歌。”在这一段叙述中，“‘斯道也，将亡矣’二句，是倒句法;如顺之当云‘士唯公门说齐衰，斯道也，将亡矣’，‘不亦善乎’二句，亦是倒句法。若顺之当云‘君子表微，不亦善乎’，然不倒，则无顿挫”。连用倒句而有顿挫，富于原本平铺直叙的叙事以变化性。
　　事实上，将句子中的文法变化扩张到一章的篇幅.足以使整个叙事由平淡无奇，变得摇曳生姿，如“既得合葬”一章：
　　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
　　文章叙夫子合葬父母封识而墓崩之事。其中“古不修墓”句两见，前后呼应，“文字分两段，以封墓，一修墓。前段以‘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作起句;后段以‘吾闻之，古不修墓’作结局，又严整、又变化……波澜全在两个‘吾闻之古’上。叙封墓，以‘古之不坟’反击之;叙修墓，以‘古之不修’倒影之。名日援古，实则翻案。猛虎项下金铃，自结自解，自解自结也”。相近之行文分别两处，使文章叙事富有变化起伏。叙事的变化性在根本上来说，要将文章的意义从平铺直叙中解放出来，打破意义的实指，在摇曳生姿的行文中，赋予文章以蕴含无限的言外之意。即如此段，从文中古礼字面意义上来讲，夫子封墓属于违礼，然而“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
　　（《礼运》）。刘知几《史通·叙事》曰“昔《礼记·檀弓》，工言物始”，《檀弓》中多叙述变礼之由，此段文字当合于此。
　　（二）阐明礼义，精微毕现
　　《礼记》是礼书，但终归是诸子的思想著作。因此，说《檀弓》“不仅以摭拾故典为能”，更在于如何阐释表面文字记录之下所隐含的深义。
　　《礼记》以礼为其思想依托，礼义即是七十子学说思想的直接体现。《郊特牲》：“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相比于表面上的礼节（数），精微的礼义并不是通过简单的陈述而能够被把握的，因此《檀弓》的叙事“不仅以摭拾故典为能”，而要在精心谋划中，将礼的种种固定与事件的叙述结合起来，通过事件的曲折性.将礼之深义纤悉无遗地展现出来，所以必须竭力避免平直铺陈。
　　礼义藏于事件之中.通过事件之间的反复对比，礼义的界限也不断地清晰出来，例如：
　　伯高死于卫，赴于孔子。孔子曰：“吾恶乎哭诸？兄弟，吾哭诸庙;父之友，吾哭诸庙门之外;师，吾哭诸寝;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所知，吾哭诸野。于野，则已疏;于寝，则已重。夫由赐也见我，吾哭诸赐氏。”遂命子贡为之主，日：“为尔哭也来者，拜之;知伯高而来者，勿拜也。”
　　此一章记录伯高之死，夫子虑哭朋友之礼。在礼节的具体规定上，《礼记》强调“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坊记》），“称情而立文”（《三年问》）。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儀节规定（数），其深层礼义所因之“情”的具体内涵究竟如何，并不能由规定性中直接得出。而此处夫子反复自我商量，通过各种情形的反对比对，“只说一哭，而伯高之品，与孔子、伯高两人相与之情，毫发毕见，而不一字正说”。文章并不“正说一字”，避免平叙;而夫子至于“哭”之一事，反复思量许久，又恰恰是礼之中庸之道至精至微的体现。
　　通过人物行为之间的对比，《檀弓》的叙述也展现了礼义的精微所在：
　　孟献子弹，县而不乐，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献子加于人一等矣！”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有子盖既祥而丝屦组缨。
　　此章前叙孟子之譚，后叙有子。显然，礼取中庸之道，礼之精义既不在献子的加人一等上.也不是有子之“不及”。礼取中庸之道，按照礼制，夫子琴而不成声，正表明了丧事渐转吉后（按：既祥而丧事渐转吉，可以有乐），哀思未忘、念亲不已的礼义精微所在。又如： 　　子夏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声。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礼而弗敢过也。”子张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和，弹之而成声。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至焉。”
　　此章以子夏、子张对比，存乎中庸礼义显然需要从二者的比对中进行把握。所谓的“弗敢过”与“不敢不至”，正是礼义精微之处，而借两个人行为比对出来，使本来枯燥而难以把握的思想意蕴，生动而具体地展现出来。以至于《檀弓》整体以人物言行事迹说礼，是“载之行事而深切著明也”。
　　三、婉转含蓄的叙事风格
　　由于《檀弓》叙事的最终目的在于阐发礼义，因此必须使文章做到言外有言、事外有意，由此造就了《檀弓》含蓄婉转、韵味深长的叙事风格。《檀弓》中载有“杜蒉扬觯”一事，此事又见于《左传·昭公九年》，《檀弓》之文如下：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鼓钟。杜蒉自外来，闻钟声曰：“安在？”曰：“在寝。”杜蒉入寝，历阶而升，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饮之。降，趋而出。平公呼而进之，曰：“蒉，曩者尔心或开予，是以不与尔言。尔饮旷何也？”曰：“子卯不乐。知悼子在堂，斯其为子卯也大矣。旷也大师也，不以诏，是以饮之也。”“尔饮调何也？”曰：“调也君之亵臣也，为一饮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饮之也。”“尔饮何也？”曰：“蒉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与知防，是以饮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过焉，酌而饮寡人。”杜蒉洗而扬觯。公谓侍者曰：“如我死，则必毋废斯爵也。”至于今，既毕献，斯扬觯，谓之杜举。
　　这一章写杜蒉人而酌，不言而出，使人不明所以.疑窦丛生，然根底在于警醒平公的失礼行为，清人汪有光以为：“《檀弓》有三长，非他书可及：一日蓄意，二日布疑，三日流韵。登峰造极，则斯篇矣。”所谓的“蓄意”即是含蓄，无论是“蓄意”“布疑”还是“流韵”，都是化直接的叙事为婉曲有致、蕴含无限的文章。在委婉的言说中，表达其思想意蕴。此篇开始“知悼自卒，未葬”一句劈空而来，让人先摸不清和后文的关系，善于布疑，而“叙蒉三饮处，皆假象说法。落到君上，只以‘洗而扬觯’四字收之，含蓄无限”。以下《檀弓》就叙事的含蓄与味长的具体表现细论之。
　　（一）不直指切，婉而有断
　　《礼记》的根底在于明礼义，而《檀弓》通过对人物言行的描绘与叙述曲尽其妙地阐发了礼的内涵，其中，对人物言行是否合乎礼，是《檀弓》叙事的重要内容。太史公以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与《春秋》隐约其义的方式不同，《春秋三传》习惯于直接判断事件之中的礼与非礼，对人物的行为往往明确地记下“礼也”“非礼也”的判断。像《春秋》一样，《檀弓》在判断人物言行时，也喜欢用晦而不用直，较少直接下礼或非礼的判断，而是在精心设计的叙事中表达其态度，由此造成了其含蓄的风格。
　　含蓄首先在于不指直切。《檀弓》在叙事人物言行时，很少直接言礼，如：
　　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伋则安能？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仅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
　　显然，此章叙述子思不出丧母，其中必然包含是否合礼的判断，但通篇却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评者论之曰：“子思不使白丧出母，先君子却丧出母，二者必有一失，此际甚难为辞，妙在并不提起礼字，只云先君子无所失道，把道字，换去礼字，回护无迹，苦心庙手。然不日得道，日无所失，自是微词。为伋也妻句，只将母子空翻，而礼之应丧与否，一字不说出，水月镜花，尽人玩索。”不提礼，而礼义却在实际上贯穿了全文，微词之中，尽是含蓄蕴藉。不提及礼，所带来的即是委婉的风貌，因此《檀弓》总是将“礼或非礼”的判断，用其他的方式提出：
　　曾子曰：“小功不为位也者，是委巷之礼也。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曾子用子思和申祥的行为以明“不为位”为非礼，且婉转其词，论者曰：“若云非礼也，便一枯拙语，是委巷之礼也，何婉而腴。”显然，直接判断看上去过于枯燥，不如这样的表达显得委婉丰满。即便是文中出现了对礼的描述，也要对这种直接的叙说加以淡化：
　　鲁人有周丰也者，哀公执挚请见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问焉。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也？”对曰：“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庙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苟无礼义忠信诚悫之心以莅之，虽固结之，民其不解乎？”
　　文中周丰通过对礼的叙述，实际上的落脚点在于指出哀公的行为实际上是“无礼义忠信诚悫之心”的，虽然说礼，但对哀公失礼的行为却并不是直斥，因此论者以为：“通篇用比兴体，冷冷唤醒，不实说出，礼义句说出矣，然只反带过，如不曾说。”通篇皆说礼以说哀公，恰如《诗》之比兴不直说，论他者以言之。事实上，《檀弓》中本有用诗婉谏的文字：
　　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文子曰：“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谓之善颂善祷。
　　晋献子宫室落成之礼，张老颂歌.所谓“歌”“哭”“聚国族”，寓意着希望献子防止奢靡，以保全家族;而献子也回之以善祷，表明接受劝告之意，一问一答之间，全出乎风人依违讽谏之旨趣。而另一段并非歌、诗、祷、颂的文字，也含三百篇之义：
　　子路去鲁，谓颜渊曰：“何以赠我？”曰：“吾闻之也，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谓子路曰：“何以处我？”子路曰：“吾闻之也，过墓则式，过祀则下。”
　　子路和颜渊互相的赠答，虽无韵律，但已如《诗》篇，钱基博先生日：“动以怀归，却含蓄不露，后人赠别诗不能到此。”以先人坟茔催人归乡，却不露一语，虽不是《诗》，但已如《诗》，其精神全在含蓄之间。 　　《春秋》笔法有所谓的“志而晦”之說，所谓的“晦”，其基本意思就是含蓄。钱锺书先生在论及《春秋》之“晦”时，将之与《文心雕龙·隐秀》之隐结合起来，如“……‘晦’，正《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谓‘隐’，‘余味曲包’，‘情在词外’;施用不同，波澜莫二”，并因此以为此隐晦含蓄是“史有诗心、文心之证”。而《檀弓》风人之旨，含蓄之义，不独通乎《诗》，亦通乎《春秋》。而含蓄之义所谓的情在词外，意在言外，在《檀弓》中的表现便是“味在礼外”，清人张习孔《檀弓问》曰：“《礼记》之有《檀弓》，犹醇醪之最旨者乎？其言不离乎礼，而味在礼外。若讥若评，似可似否，意渊如也。”虽然《檀弓》叙事不离礼，亦如《春秋》之大义与《诗》之讽谏，但却味在直说之外，因此其讥刺或评价人物，以委婉含蓄，不直指人：
　　曾子谓子思曰：“伋，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曰。”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跛而及之。故君子之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先王制礼，必合人情.曾子显然矫人情过矣！子思虽然对此批驳，却只谈先王之礼，却并不置一语评曾子之行，是所谓“闲闲说，不切曾子身上结断，立言之妙”。总之，《檀弓》无时不以礼为旨归，但却味在礼外，叙事含蓄。
　　含蓄所带来的文章整体效果，相比于那些直切而直白的叙事来言，更加委婉而韵味深长.然而在委婉含蓄时，《檀弓》所阐述的深刻礼义隐晦却不晦涩，如同《春秋》笔法所谓的“微而显”一样，陈骥评《檀弓》之委婉意深时以为：“观《檀弓》之载事……旨深而不晦。”《檀弓》的含蓄委婉不是使人晦涩难解甚至不解的含蓄委婉.由于坚持礼义的标准，在委婉的叙事中也包含直切的判断，例如：
　　公仪仲子之丧，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闻也。”趋而就子服伯子于门右，曰：“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日：“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腊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子游问诸孔子，孔子曰：“否！立孙。”
　　此段记载檀弓以为仲子的行为失礼，然而却并不直指.只是通过两处问话，含蓄委婉地表达了他的意见，然而文末横加子游问诸的情节.使得礼义的论断坚实有力，委婉而有断，前人评之以为：“文不婉则味短，不直则气懈，是篇全首曲逊多风，末著‘否立孙’三字，屹若底柱。”在到委婉其言、文深味长的同时，《檀弓》的叙事能够坚持礼义的基本判断立场，恰如《春秋》笔法之“惩恶而劝善”的价值原则，使得文章婉而有断。婉而有断又常常被人评之为“婉而严”，例如：
　　鲁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尔责于人，终无已夫，三年之丧，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逾月则其善也。”
　　公叔文子升于瑕丘，蘧伯玉从。文子曰：“乐哉斯丘也，死则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乐之，则瑗请前。”
　　两段文字分别评子路、鲁人与文子的失礼言行，无论是“又多乎哉，逾月则其善也”的慨叹，还是“吾子乐之，则瑗请前”微讽，其评论皆委婉而不指切，但其中礼义的价值立场却坚定而明确，斩钉截铁，不容虚与，是以谢枋得皆评之日：“婉而严。”因此，看似委婉的文字，有时竟能显得咄咄逼人，不留退路，例如：
　　吴侵陈，斩祀杀厉，师还出竞，陈太宰豁使于师。夫差谓行人仪曰：“是夫也多言，盍尝问焉？师必有名，人之称斯师也者，则谓之何？”大宰豁曰：“古之侵伐者，不斩祀，不杀厉，不获二毛。今斯师也，杀厉与？其不谓之杀厉之师与？”曰：“反尔地，归尔子，则谓之何？”曰：“君王讨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师与有无名乎？”
　　此章记吴国侵陈之事，全文的要点在于“师出有名”之上。太宰豁辩吴师之无名，只以“今斯师也，杀厉与？其不谓之杀厉之师与”发问，“意极倔强，而词气虚婉”。结尾处又不直指，称“君王讨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语极恭顺，实则义正词严，又以反问作结，“师与有无名”似问而实责，步步紧逼，委婉的言辞之中透露出礼义的坚定立场，使文章曲而不折、婉而有断。
　　（二）写人写境，传神达礼
　　《檀弓》通过叙述人物的言行来展示礼义，如同蕴藏着内在的心思与情感一样，那些被书写在表面的人物言行以及由此而构筑起来的事件情景之中，也包含需要细心体察的礼之深意。事实上，通过人物来说礼，本身就是避免直白的铺陈礼之规定的一种方式，其叙事的内核仍然是含蓄的。而在这一点上，论者多将《檀弓》与《论语》相比对。
　　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檀弓笔力，左氏不逮也，于申生、杜蒉二事见之。致堂胡氏曰：‘檀弓，曾子门人。其文与《中庸》之文有似《论语》。子思、檀弓皆纂修《论语》之人也。”’王氏引胡寅（致堂）之说，从编著者一致的角度来证明《论语》和《檀弓》的相近。从文本实际上来看，《论语》也善于在人物言行的描述之中阐发深意，能够做到含蓄而有韵味，当代学者评之曰“言近旨远”.所谓“言近”，即语言的平易自然，如我们前述所云《檀弓》的语言风格一样;而“旨远”，则是指《论语》亦含蓄蕴藉而韵味深长。无论《檀弓》与《论语》作者是否一致，但在叙事风格上，二者确实比较接近。因此，清人孙漤孙曰：“《檀弓》一书，或云即纂修《论语》者所做，此虽不可考，而观其意余言中（笔者按，即意在言外，韵味深长），神游象外，真是孔门嫡派。”而且就《檀弓》内容而言，“其所记多孔门威仪，文辞拟之，作《论语》文则气象口吻摹画刻肖”。而其中一些描述，全合乎《论语》中的人物习惯，如《论语》中夫子总好待他人出门后才发表其评论，而上引《檀弓》“鲁人有朝祥而莫歌者”一段也如此;又如《论语》这一段：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日‘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日：“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可以将之于《檀弓》如下一段相比： 　　司寇惠子之丧，子游为之麻衰、牡麻经。文子辞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敢辞。”子游曰：“礼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趋而就诸臣之位，文子又辞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又辱临其丧，敢辞。”子游曰：“固以请。”文子退，扶适子南面而立，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又辱临其丧，虎也敢不复位？”子游趋而就客位。
　　无论是夫子还是其弟子，面对礼序丧失、礼文扫地的现象，都再三地坚持。《论语·子罕》曰：“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又《泰伯》：“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和《檀弓》的记载，实际地展示了儒者不可夺其志、不可夺其节和礼不易与的坚定态度。从这一点上来看，《檀弓》和《论语》确实是一脉相承的。
　　与《论语》一样，《檀弓》也是通过人物言行和相关情景的描述来展示文中深意.能够在表面的叙述中，深刻地进人人物内在，传其神、达其意。《檀弓》善于以礼来暗示出人物及情景中的隐曲。如：“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曾子说的是一个关于礼节的时间规定，表面上在讲不哭，然而，此去不归，春露秋霜，第一次荒草掩埋，让旧日的相知从不会有哪一刻像这一刻般牵人心肠。亡矣，没矣，礼体人情，不哭之中，实际上哭声无数，礼不忘情，是礼之中，也是《檀弓》的情在言外。又如夫子之哀子路：“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这一段写夫子为子路哭，其中第一句“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按照礼节，哭于中庭，本身是情感深切的体现，孔疏曰：“若其不亲，当哭于寝门外，与朋友同。故下云‘朋友，吾哭诸寝门外。”’因此，在平淡的叙述中，实际上隐藏着夫子的无限深情，于中庭行哭礼与后文“命覆醢”的情绪一贯如注。而对行礼行为的叙述，能够实际地揭示出人物的底色，例如：
　　晋献公之丧，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且曰：“寡人闻之，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虽吾子俨然在忧服之中，丧亦不可久也，时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图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辞焉。丧人无宝，仁亲以为宝。父死之谓何？又因以为利，而天下其孰能说之？孺子其辞焉！”公子重耳对客曰：“君惠吊亡臣重耳，身丧父死，不得与于哭泣之哀，以为君忧。父死之谓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义。”稽颡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显以致命于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颡而不拜，则未为后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则爱父也;起而不私，则远利也。”
　　此章表面上看来是晋文公执礼甚笃，无有所失;又加之以秦穆公的评价，好像坐实了这一印象，然而，父死，于至亲之丧当直而行之，有哭而已，初不加以思量。中间忽然插入和舅犯的商量，显然出卖了晋文公的心思，夫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论语·宪问》）言得其实。而文中秦使之言“得国恒于斯”，亦非可言于有三年之丧者。秦、晋之间一问一答的场景，虽是行礼，但无其情，亦无礼义。
　　在《檀弓》中人物的言语之中也表现得话外有话。一方面含蓄无限，近于打机锋;另一方面，表现出人物的情感状态。例如：
　　穆公之母卒，使人问于曾子曰：“如之何？”对曰：“申也闻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齐斩之情，锺粥之食，自天子达。布幕，卫也。碜幕，鲁也。”’
　　当鲁穆公丧其母，使人问曾子丧事之规格时，曾子先言自天子至庶人都相同的仪节，忽然有漫开说鲁、卫两国的幕制，郑注：“幕，所以覆棺上也。，缣也。读如绡。卫，诸侯礼;鲁，天子礼。两言之者，僭已久矣。”孔疏：“周公一人得用天子礼.而后代僭用之，故曾申举卫与鲁俱是诸侯，则后代不宜异。”鲁国上下僭用只有开国之君周公可行的天子礼已久，曾申知其过，但并不直接指明，只是说鲁卫之礼，显然，鲁是僭礼，而当用卫布幕之法。钱基博先生评之曰：“末冷冷点二句.听其自裁，无限含蓄。”与之相近的是：
　　陈庄子死，赴于魯，鲁人欲勿哭，缪公召县子而问焉。县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问不出竞，虽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国，虽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闻之，哭有二道：有爱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则如之何而可？”县子曰：“请哭诸异姓之庙。”于是与哭诸县氏。
　　按，郑注：“君无哭邻国大夫之礼。”然而君弱臣强.大夫交政于中国.县子一句“有爱而哭之，有畏而哭之”，隐含着畏而哭之意。而县子话未了，缪公直接“畏而哭”下来：“‘有畏而哭之’，语气正未了，急接以公日然三字，最是传神处。”则鲁人不欲哭之态已出。而最是人物语言情态毕肖的，当属《檀弓》对申生语言的叙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爱其死。虽然，吾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伯氏不出而图吾君.伯氏苟出而图吾君，申生受赐而死。”其中语言显然有所错乱，钱基博先生解之曰：“伯氏不出而图吾君下，正有说话，如何以‘伯氏苟出’句接，伯氏苟出而图吾君下.正有说话，如何以‘申生受赐’句接？一似上有阙文，一似下有阕文，不接之接，其中包藏无限……胸中一句，口中一句，却似垂绝之音，上气不接下气。昔人论《离骚》云：‘故乱其绪，使同声者自寻，修郗者难摘。’此文亦云。”则文章语言的错乱，正像申生悲绝之情，将当日情景生动地传达出来。
　　（三）故布疑阵，虚实相生
　　《檀弓》善于布疑，明人林兆珂以为：“《檀弓》之文……或叠而波，或错而奇。”所谓的“波”“奇”即是指叙事有波澜迭起、出人意表。而“叠”与“错”则是通过相应的行文的调度.以达到“波”与“奇”的效果。简而言之，即是通过篇章的布疑，来使行文摆脱平淡无奇，从而获得摇曳生姿、跌宕起伏的叙事效果。
　　布疑的基本要点是将平淡的事情叙述的曲折离奇，是以必须打破线性的时间叙述，突破前因后果的书写方式，例如：
　　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卜国为右。马惊，败绩，公队，佐车授绥。公曰：“末之卜也。”县贲父曰：“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诔之。士之有诔，自此始也。 　　此章主意不过是将士为何有诔，然而叙事却层层布疑，论者曰：“死非其罪，因而诔士，是骨;人能言，马不能言，是意;把此意蓄于胸中，从马惊说起，步步顿挫，直至圉人浴马，方得明白，是态。”打乱文章线性叙事顺序，先从败绩说起，布其疑，蓄其意，方才言马中有矢，然后“马之惊，军之败，县之无罪而死，至此而明”。而与此章相比，“问丧于夫子”章更是将层层布疑发挥到极致。
　　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于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闻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与子游闻之。”有子曰：“然，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丧之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
　　面对曾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追问，有子并不直接地给出答案，而是不断地避免正面回答.大放烟雾，“往往复复，烟波千道，毕竟丧义何居，终篇不曾说一句，此等文字，所谓终日言而未尝言也”。
　　相比于线性的直白叙述，《檀弓》善于布疑又表现在令人出奇地插入“看似无关，实则有味”的文字，例如：
　　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按照平直的叙述，文章本是说夫子预测自己将死，然而却从歌说起。而中间更是凭空插入一大段叙述三代殡礼之事，且复笔一句“丘也殷人也”，方才说出夫子自梦奠于两楹之间，哲人殆将萎矣。一句插入，生出多少疑窦与波澜，使整章章法富于变化性。正如钱基博先生所评：“章法妙，常法定是说梦起，再入解梦，转到将死，将无索然。今突然歌起，却似兴会甚浓。夏后氏段劈空而来.漫将夏商侈說一番.正不知何等话，令人不测。通篇文势，矫若游龙。”
　　如果说平淡无奇的线性叙事是实写，那么层层布疑则是虚笔。《檀弓》的故布疑阵不仅使事件本身变得奇波迭起，而且产生了虚实相生的叙事效果.而在一些并非布疑的文字中，寓实于虚、虚实相生，使文章显得意味无限：
　　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定而后陈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虽然，则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得已，则吾欲已;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于是弗果用。
　　全篇在于阐明“殉葬非礼”的礼义，论者以为“只以殉葬非礼也六个字是实语，余皆权词弄烟波”。寓实于虚，烟波无限，遂生出一段颇富意趣的故事。
　　无论是布疑，还是虚实相生，总之都是将叙事从线性、因果的直接联系中解放出来，把实际指涉蕴藏在无限曲折，且摇曳生姿的文字之中。是以行文叙事，往往不加实指，而放开本事，以空淡言之，收到流韵无穷的叙事效果，例如：
　　大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日：“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本来此段文字只是说太公事，下面却以古人之言结之，“君子日以下，只空空赞叹，绝不一字沾着本事”，“结断处，只用比兴语，绰有深韵”。是言辞之有尽，而余味之无穷。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529757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