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东北亚区域防疫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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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各国的经济、社会、政治与外交带来了新的挑战。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在全球联合防疫战中表现突出，战果丰硕。中日韩为实现东北亚“防疫-清零”而携手合作、共克时艰。种种动向和情势表明，东北亚区域卫生合作将成为未来区域合作的新方向和新领域。东北亚国家在抗疫模式上为区域内及周边国家提供了便利的“公共产品”，也为人类抗疫阻击战贡献了新智慧。
　　【关键词】 中日韩  新冠肺炎疫情  世界政治  区域合作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5.011
　　长期以来受美国东北亚联盟体系的制约，中日韩三方在传统领域的多边合作进展缓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打破了“旧”的国际关系结构框架，以特朗普“美国第一”为代表的西方达尔文竞争模式难再获益。相比之下，中日韩主导的“互助”+“互救”的新东亚合作模式正在兴起。中日韩在这场疫情攻坚战中表现出的“协作精神”不仅完整地诠释了“唯有团结才是力量”这一公理，同时也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树立了值得仿效的“国际范版”。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人类公敌”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区域合作的发展，而且意味着过去将自身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的政治发展观在新形势下的危机决策中变得难以适用。随着第二波秋季疫情的潜在浮现，东北亚亟需建立一套“完整、严格、统一”的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并作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和实际准备。在国际公共医疗体系压力骤增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应对突发状况和早日实现地区新增及确诊病例数“清零”，携手推进东北亚合作抗疫，将会成为东北亚各国所面临的时代课题。
　　中日韩在全球抗疫中的“挑战”和“机遇”
　　预计未来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将对东北亚各国的各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第一，在生产和贸易领域，中日韩传统的产业链结构将面临重组。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扩张打乱了市场的供需平衡和资源的自发配置。中国是韩日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日韩也是中国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经济相互依赖度强。作为半导体、芯片、汽车行业生产商的日韩受疫情影响，海外出口市场大面积萎缩。中国工厂的停工对韩国的零件供应也造成冲击。除此之外，中国从欧美进口的零件和中间品的断供也拖延了复工进程。目前，单纯依靠财政刺激消费已不能扩大内需，在全球人均消费水平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一些产业的中小型企业正走向停摆，迈向一种静态的休克循环：餐饮业、旅游业中的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倒闭—员工失业—消费冲击—内需减少。第二，在消费模式上，从线下向线上的消费转型。无症状感染者的识别困难、入境感染和本土交叉传播已成为国家行为体所面临的三重叠加威胁。防控期间的“隔离制”与“居家令”不仅大大削减了人们的日常消费开支，而且明显降低了其出行热情，导致实体消费大幅减少，很多服务从线下转为线上，涌现出如网络教学、视频会议等多种网络新型业态。疫情短期内对人类生活方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疫情过后，无论是否会出现报复性消费，线上的新业态都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第三，中日韩跨境游的大面积缩水。近年来，中日韩之间的旅游活动已成为亚太地区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1]在入境中国的外国游客中，韩国游客占比高达11%，而入境日本的大陆旅客2019年已达900万人次，韩国游客达500万人次。在当下防疫窗口期，高密度的大量人员聚集也意味着潜在高风险的存在，未来一年跨境旅游业的直线滑坡将难以避免。由此一来，中国赴韩日游比重的下降将不可避免地波及相关产业，如航空业、酒店业以及以百货商场和免税店为代表的零售业，其获利空间趋小，蕭条期将至并将面临裁员、停业、失业等尴尬窘状。
　　与此同时，疫情是一把双刃剑，中日韩在这场合作抗疫中也有着宝贵的历史机遇。
　　在政治层面，后疫情时代中日韩关系将有所改善。美国近期深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掣肘，使得韩日外交自主性回升，中日韩正向互动的回旋空间扩大。在特朗普政府逆全球化的间接作用下，区域的功能出现回溢。未来中日韩基于发展的内生性需求，韩日与中日的双边矛盾将有所放缓，未来中日韩在全面提升防控合作的同时，也可增进彼此的地区身份认同和政治性包容。
　　在新兴产业领域，中日韩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受疫情影响，全球产业链出现重组。以数字、信息、绿色环保为代表的产业将快速兴起，未来中日韩在应对环境影响、气候变暖、生物基因等高新科技领域需做到统筹规划。可利用大数据技术升级合作模式，建立新型产业对接和商业链拓展，以确保生产链、价值链及供应链结构的稳定和安全，这对未来三国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在区域经济上，加大推进东北亚经济的融合力度。中日韩总人口约16亿，GDP总量占全球1/5以上，三国在国际分工中协作紧密，经济互补性强，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外在条件早已具备。再者，日韩均属外向型经济，消费市场主要依赖中国大陆，此前中国疫情已趋于稳定，由“内治”转为“外防”阶段，给未来韩日投资者提供了稳定的经商环境。未来就如何恢复地区活力，把“经济受创度”降至最低，将成为地区各国的第一要务。2020年5月24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加快促成中日韩自贸谈判，力争年内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日韩作为东亚地区的核心经济国，拥有巨大经济潜能，未来在构建中日韩小三边新型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就取消关税壁垒、相互开放市场、扩充交叉合作上可延展出“10+中韩”“10+中日”“10+x”等多种新形态。
　　共同捍卫国民生命健康，促进区域防疫合作。东北亚因长期缺乏一个有效的多边协调机制，美韩与美日双边联盟体系在地区秩序管理中一直发挥主导作用，这不仅加剧了周边国家的信任困境和军备竞争螺旋上升态势，日韩也深陷大国地缘政治的博弈旋涡，难以自拔。后疫情时代，处在疫情“震中”的美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主导地位的缺席，预示着世界政治正在进入一种新的“无极”状态，“特氏效应”（Trump's Effect）加速了后冷战世界政治的VOCA（volatility 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 复杂性、ambiguity 模糊性）特性。中日韩地缘环境的先天既定性，决定了彼此间危机传导的特征，而三方对这次疫情的应对行动也证明东北亚国家在其他安全领域存在着构建正式多边合作机制的有效前景（见表1）。 　　东北亚区域防疫合作的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辐射范围由局部扩散到全球，它不仅暴露了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行事模式的不足，而且印证了地缘邻国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生存定律。国际社会在共同抗疫时的主要困难是疫情的全球性和应对的国家性。[2]因而，如何高效率“协调行动”变得尤为重要。鉴于疫情传播与地缘关系二者密切相关，未来实现以地理板块为单位的合作也将成为大势所趋，东北亚防疫合作与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区谈判可适度进行交融。前者若得不到保障，后者将会失去存在根基;如目标仅限于前者，那么其合作的价值将会被压缩。因此为了全面确保区域下的民生健康与经济发展，二者可双轨并重，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取得有利优势。具体可从以下步骤着手推进。
　　开展中日韩政府间的疫情管控对话，消解政治分歧。三国间的官方政治风向标时刻左右着民间二轨外交的推进。疫情防疫是当务之急，强化中日韩元首防疫会晤有利于善意信号的传递，有利于推动政治互信模式的达成，甚至在敏感地带实现相互妥协。自2019年7月以来，韩日贸易争端导致两国关系大幅趋冷，一定程度上归拢双边外交关系有利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防控合作也有助于稀释双边历史矛盾，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未来随着防疫任务常态化，传统领土矛盾将暂时让位于“联防联控”，从“显性”转为“隐性”，而防疫合作将从“隐性”变得更加“突出”，这是中日韩三国的现实所迫。三方需立足于当下，坚持在维持抗疫成果、防止国内反弹的前提下，开展务实合作，共同对抗疫情，在“共利+共需”下维护地区的长远利益。
　　打造中日韩联合应急物资中心和医学研究团队。一般而言，正常疫苗的研制周期为三年，因新冠病毒的特殊变异功能，疫苗的长期研制工程将日益复杂化。因而，构建起一座集“防御”与“医治”于一身的区域综合防疫中心变得尤为紧迫。中日韩三方疾病防控中心可协同合作，通过启动科研项目来创建试验基地，开展临床诊断和疫苗研发。在此过程中，各成员国可发挥自家之长，共励共勉，及时分享研究成果，最大程度上节约时间成本，缩短抗疫周期。
　　开通中日韩产业园商务人员互往的快速渠道。在当前入境程序处理过程中，需避免“一刀切”，充分照顾跨国精英、商业人士、企业高管等的需求，可适时开通VIP绿色通道进行核酸检测或程序加急手续，提高排查效率。目前疫情防控在形式上是隔离，本质上却是关联[3]，对此中韩已作出表率。2020年3月13日，双方共同成立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合作机制，通过第一次视频会议实现政策协调;4月29日，中韩开展的第二场联防联控会议，就双方人员往来开设“快捷通道”达成一致;截至5月10日，已有215名三星韩方技术人员首批抵津;5月16日，有213名韩籍技术人员在第二批“点对点”对接包机中抵达武汉复工。未来中日和韩日双边也需同步跟进，铺设韩中日小三边商务快速通道，打造由点及面的区域监测网。
　　共同应对跨境病毒传播，打造东北亚防疫网络。三国可将地区卫生安全作为切入点和战略抓手推进医疗合作。[4]在新冠疫苗未实现批量生产之前，“内控外防”仍是东北亚国家的首要任务，急需中日韩在入境安全问题上搭建国际乘客信息共享平台，利用网络大数据追踪疑似者和感染者，在区域联防联控上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减少排查遗漏和隐性传染源，确保进口商品的安全可靠性。在出入境监测程序上，打造中日韩旅客健康码一体化，以整合不同国别防御措施的标准，从而定期对东北亚邻国的出入境数量进行数据上传，确保国际大数据实时化、透明化、高效化。最后在应对跨境病毒的传播上还需成立专门联合防疫小组和医疗基金，将邻国纳入重点资助对象，帮助困难国家率先控制疫情，推动东北亚的地区“清零”。东北亚在维稳前提下还可与东南亚国家实现政策对接，竭力推进亚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
　　东北亚区域防疫合作的前景
　　转换旧的冷战思维，重塑人类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组成的命运攸关、利益相连、相互依存的集合体。[5]在全球性公共疾病和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面前，旧有“零和思维”下的对抗模式已经过时，国民生命权保障将超越各国政治嫌隙，“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的频繁应对有望帮助东北亚各国逾越历史鸿沟。未来一个地区的环境、医疗、反恐等合作将迫使域内不同制度、文化各异的国家达成妥协，即使存有领土纷争的国家也有望开展合作，例如中日韩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印巴搁置边境分歧共同抗击蝗害。在“生存权高于一切”的前提下，未来的不确定性事件将逐步改變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模式，为迈入“非传统安全”战线合作提供契机。
　　2020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了传统国际政治系统的运行方式，为传统地缘上的敌对邻国提供了“破冰”先机。当前中日韩小三角呈正面互动，在维稳中日关系、朝韩关系、中韩关系的背景下，开展中、日、朝、韩、蒙、俄等东北亚区域防疫合作，将有助于冲淡以国家为中心的政策不统一。未来，病毒不分国界，“区域范围”下的共同防疫不仅可增加各成员国的集体身份认同和政治凝聚力，而且还可提高各自在应对突发事件上的快速动员能力。防疫合作也可带动东北亚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合作机制的最终确立，并不断向更高层次领域上延伸功能扩溢。
　　注释
　　[1]刘淑芳、杨虎涛：《新冠疫情对中日韩三国旅游业的影响研究》，《亚太经济》，2020年第2期，第21～22页。
　　[2] 杨洁勉：《疫情与当代国际关系互动初探》，《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3期，第34页。
　　[3] 张宇燕：《新冠疫情与世界格局》，《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4期，第17页。
　　[4] 朱锋、武琼：《新冠病毒疫情、生物安全与东亚合作的新未来》，《和平与发展》，2020年第2期，第56页。
　　[5] 李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意义》，《东亚评论》，2018年第2辑，第6页 。
　　责 编∕郭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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