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巫简史:文学镜像中的女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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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梆
神话中的她，是男性的白日梦，危险而性感
基尔克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女巫， 她甩着火焰色的辫子，纺着巨大的纺车，和群狮住在艾尤岛上，据说谁惹了她，就会被她变成禽兽。作为西方古典学中著名的女巫形象之一，她最早出现在荷马《奥德赛》第10书里。
话说风神埃尔罗斯赠给奥德修斯一只风囊，愿它能把英雄顺利地带回家。某个水手却以为风囊里装的是金银，失误之下，把风给放跑了。失去了风，焦虑的水手们一个个迷失在巨人岛上，成了巨人的晚餐。奥德修斯费了好大的劲才虎口脱险，漂到了女巫基尔克的岛上。基尔克却准备了一席有毒的酒宴，把奥德修斯剩余的人马变成了猪猡。奥德修斯赶去营救，途中得到雅典娜信使赫尔墨斯的指点，吃了一种白花黑根的魔草，才总算得了巫术的抗体。他用剑降服了基尔克，却无法抗拒她的魅力，成了她的情人，还在那奇花异草的岛屿上过了一年奢华的生活，直到随从们反复督促，才终于决定回家。
荷马笔下的女巫基尔克，曾被认为是古希腊时代厌女文化的一种投射。用剑桥大学古典学者安娜丽莎的话来说，她是“男性白日梦的一种：危险，性感，全身散发着异国情调，没事就朱唇半启，整日狩望着海平线上过往的船只”（《女巫基尔克给奥德赛带来新生》），此话似乎不假，诗人明知奥德修斯的贤妻正望眼欲穿，却还是精心安排了这场艳遇，皆因基尔克除了有些巫力之外，关键还是一个“光泽熠熠”，编着“可爱辫子”的美少女。与西方古典文学的基石一起掩埋的，难道不正是这俯拾皆是的男性视角么 ？
有趣的是，在另一些读者眼里，赋予基尔克以巫术——这一神来之笔，非但不是厌女，反而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女性赋权。比如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作家巴特勒，就曾怀疑荷马是一位女性，不然怎会借雅典娜、特洛伊的海伦，以及女巫基尔克之身，造出一个“女性的强大磁场”来呢？（《奥德赛的女作者》）
荷马是男是女，是厌女还是为女性赋权，或许值得争议。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女人是危险的——这应该是古希腊社会男性圈内的一种共识，否则彼时的法律为什么要禁止女性参与公共事务呢？在古雅典，女性在十三四岁就得出嫁，而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却是30岁;获取公民权的最大障碍是“性别”，女性因其特殊的性别，无法获得公民身份，没有法人资格，不能投票，因此也无从参与古雅典那精英聚粹的民主。（《古希腊的民主，读物和引源》）
女人是危险的，在罗马诗人奥维德的笔下，则获得了更充分的体现：当海神格劳斯克斯追求海妖茜拉被拒，去找基尔克求助时，基尔克不仅不愿帮忙，还主动勾引格劳斯克斯。格劳斯克斯不为所动，基尔克便起了嫉恨之心，在海妖茜拉出没的海湾里，炮制了一盅巫药。茜拉浮出水面，发现自己的下半身变成了狂犬，只好崩溃地躲进岩洞。当她得知基尔克也心仪尤利西斯（也就是《奥德赛》里的奥德修斯）时，便从岩洞里钻出来，专吃尤利西斯的水手（《变形记》）。
可见，女人的危险性，是早期的女巫书写向世人发出的重要信号之一。女巫基尔克的辫子，再可爱，亦随时可能变成绳子，对男性寻花问柳的合法性构成束缚。若每个女人都像基尔克那样对付情敌，古希腊罗马那偎红倚翠的妓院生意，又该如何维系呢？
所以女性被某些古希腊男诗人描成毒蝎，便不足为奇了。希腊诗人赫西奥德，曾这样诋毁潘多拉：“她是多么堕落，多么具有破坏性，导致男人们独自承受这凡人的巨大痛苦……”（《神谱》）古希腊诗人西蒙尼特斯亦曾在《女人类型书》里如此挖苦女性：“宙斯创造的最可怕的瘟疫就是女人，她们看起来像一具配偶，可她们的主人们却得独受折磨;当一个男人让一个女人住进家门，就不会再有一天快乐，也不会再有一刻饥渴——（噢），那敌意深重的住客，那仇恨女神……”
男性中心主義的强大氛围端在那里，古希腊男哲眼中的女性，当然也美好不到哪去。色诺芬就曾沿用苏格拉底 “女性在体力上低于男性”的判断，得出“女性孱弱，需要保护……因此女性的主要社会职责应是养护孩子，护理家庭”的断言（《经济论》）。亚里士多德则深信，只有男性才具有理性思考的素质。他在《政治学》中写道：“说到审慎，奴隶一点没有;女性有一点，但缺乏控制;孩童有一点，但尚未长成。”这些学说，在某种程度上，为西方社会的厌女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如此，彼时的女巫，却还不至于到必须被烧死的境地。恰恰相反，她们当中，有的还曾一度被当作女神看待。比如在希腊悲剧时代以前，精通草药和巫术的女神赫卡忒，不但在古希腊匿名诗人的合集《荷马颂诗》里，被描述成女神，还曾在雅典百姓的神龛上绽放过一时。罗马天主教掌权期的欧洲，民间仍散落着不少“赫卡忒”式的女巫，她们被尊称为“白巫医”，她们的巫术，也自然被称为“白巫术”。她们私藏草药秘方，有的据说还深谙神秘学和炼金术。她们为请不起正牌医生的穷人熬药治病，为未婚怀孕的姑娘们秘密堕胎，也为走失的牛羊，被盗的银粮占卜。14世纪初，在一个意大利的民间故事里，就有这么一个女巫，她的名字叫阿咔迪亚，她“四海游走，传授原始朴素的宗教，还向世人描述‘穷人的女神，月亮和精灵女王’，人们都管她叫‘美丽的朝圣者’（《女巫的福音》）”。人们畏惧她们的“巫力”却并不刻意与她们为敌。这一点，在当时的女巫书写中，可见一斑。
为猎巫运动赋予合法性的“撒旦密使”
人们对女巫态度的巨大反转，是伴随着新教改革的进程开始的。16世纪初叶，新教主义为了取代天主教地位，开始在欧洲境内大搞新教改革。天主教也不示弱，口诛笔伐，甚至武力还击。血拼的结果是崩裂的，不单两教的死党们双双成了彼此眼中的异教徒，普通人的生活也几乎难以为继：必须时刻警惕被异教徒迫害，或被当成异教徒迫害;同时还得和小冰期（1300—1870） 的冰雹、洪水和霜冻做斗争;此外，还有老鼠和毛虫捎来的瘟疫、黑死病、粮食减产、饥荒、畜生暴毙、高发的难产、死婴和小儿身亡……
莎士比亚的母亲玛丽就生于宗教斗争和社会变革的高峰期，一生经历从天主教到新教，又从新教变回天主教的四次颠覆。亲身体验教廷换脸时的各种告密、逮捕、酷刑和烧毁。她儿时所进的天主教堂，所有的彩色玻璃都被砸碎了。她的头胎和二胎，以及一个小女儿都没有成活。瘟疫蔓延，她不得不抱着孩子们挤入逃荒的队伍，此后，丈夫又卷入了羊毛黑市纠纷，几近破产，一家人捉襟见肘，夹缝求生。 在巨大的信仰危机和生存压力之下， 大气中弥漫起一股集体迫害妄想狂的浓烈气息，也就不足为奇了。彼时，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的掌权者，都心照不宣地，开始了一段寻找替罪羊之旅。女巫，就是他们找到的最有说服力的替罪羊。巫术罪，同时亦等同于异端罪和叛国罪。
行巫术者，当中也有不少男巫师，为什么打击对象大多是“女巫”呢？有女性主义学者分析，彼时大多数女性没有受教育权，不能读写，已婚女性没有财产权、经营权和上诉权，即使烧死她们中的一部分，女人们招兵买马，聚众起义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再说，散落乡野的巫医，大部分年老色衰，不再具有生育价值，留着反而是社会负担。意大利女性主义学者西尔维娅就认为，将女巫作为替罪羊，其经济考量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英格兰，圈地运动以前，英国庄园曾有一套救济机制，寡妇可继承亡夫的部分财产，还可在收割后拾遗，并允许在教堂寄宿等。圈地运动之后，物价飞涨，贫困人口飙升，大量佃农失去土地，上述那些女性权利也全都被剥夺了。许多年老妇女，尤其是寡妇，便成了乞丐和统治阶级力图甩掉的经济负担。（《女巫，猎巫运动和女人》）
英国当代诗人蒙克出版过一本诗集《彭德尔女巫志》，描述的是就17世纪初，英格兰迫害女巫的“盛况”。彭德尔教区曾是天主教势力十分“顽固”的地区之一，当年主张新教的亨利八世下令摧毁当地的西多会修道院时，就曾遭来民众的坚决抵抗，从此被新教人士视为“荒蛮落后之地”，因此在未来的上百年中，借捉巫之口，铲除异教徒，顺便销毁一些低端女性人口，便成了掌权者们热衷开展的一项运动。
彭德尔女巫案的导火线并不复杂。1612年，一个8岁女童，向某小贩买根医用扎针，小贩却懒得理睬，结果向前走了两步，就中风倒地了。女童的母亲因此被指控为女巫。连坐式审讯，满门抄捕，两个相关家庭，20位贫困人口，无一幸免，全部入狱，女性便占了16位，其中9位被吊死。根据最保守的统计，从1450年到1750年，欧洲约有60万人死于猎巫运动，其中85%的受害者是女性。因此，猎巫运动又被称为一定程度的“性别屠杀”。（《大屠杀的历史语境》）
为了给猎巫运动赋予足够的合法性，女巫的书写，必然得符合教廷的宣传导向。受教于古典学中根深蒂固的厌女文化，于是那种将女巫描成 “撒旦密使”之类的文本，便陆续诞生了。
1487年，德国神职人员和审判官海因里奇，出版了一本销量仅次于《圣经》的书《女巫之槌》，书中列出了识辨女巫的各种方法论。他写道：女人除了是男人间友谊的祸害，还能是什么？她是惩罚，是至恶，是蛊惑，是欲壑的祸水，是家藏的危险品，是美味的弊端……而这邪物，竟涂着鲜亮的外表！又，女人比男人更淫荡，且永不知足;如果魔鬼是上帝的对立面，那么女人就是男人的对立面。苏格兰猎巫狂人，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也写过一本掷地有声的“学术著作”《魔鬼学》。在他看来，民间巫术的常态：那些裹住树根的织物，那些被阳光晒干的草药，那些头发和指甲，那些治蛔虫病、止血、解谜、施咒、为上了铁掌的马足疗伤等行为，几乎全都是女性罪恶的凸显。他写道：“……（女巫）就像害虫，漫天飞舞，四处传播疾病。”（《魔鬼学》）该书措辞严谨，形式生动，引经据典，最重要的是，它出自一位国王的手笔，因此一跃成为整个欧洲的畅销书，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成了火烧女巫时代的最权威“猎巫指南”。
女巫的文学形象，就这样，从拥有“可爱辫子”的基尔克，转向了黑童话中那些狠心的后母，有食人欲的女魔，以及专舔魔鬼屁眼，走火入魔的女信徒。日耳曼前基督教时期，民间传说中的女巫，大致是一些像“胡妲”那样的女人，住在水井底下，外出时驾驶四轮马车，四处传授将亚麻紡成麻布的技术;而到了12世纪以后，在天主教廷出版的《教规法》里，她们就摇身一变，成了一群骑在扫把上的女巫。她们身上藏着女巫的印记（通常是一颗痣，一粒小瘤，胎记或红斑），她们鬼鬼祟祟，像蝙蝠一样昼伏夜出，携带着一群追随者（通常是猫、狗、蜥蜴之类的动物），她们在夜色里熬制浓汤，活吃婴儿，和魔鬼跳舞，舔魔鬼屁股，彻夜狂欢不息。
在猎巫运动的旺季，“胡妲”式的女巫，被流行戏剧和表演进一步丑化，就连马丁·路德也曾在他的《巴塞尔书信集》中写道：“看啊，长着猪鼻子的胡妲女爵来啦，挂着破旧的衣裳，骑着稻草做的马具，用她的小聪明和天性，反对着上帝，专给他送去谎言，然后还飞身下去，优雅地刮起她的小提琴……”可见，为了摆脱传统女巫和巫术文化在民间的影响力，宗教卫士们在丑化“胡妲”上，做了不少努力。女巫最终变成《糖果屋》《长发公主》或《蓝光》里那种家喻户晓的邪恶样子，亦与这长达数个世纪的宣传洗脑紧密相关。
文本对女巫的妖魔化，极大地冲淡了光天化日下的罪恶。数以万计的无辜女性们被当作女巫囚禁起来，被施以各种世人无法想象的酷刑，她们很多还未被送上柴堆，就已经在逼供中死于肉体的折磨和精神崩溃了。单苏格兰一地，猎巫狂人詹姆斯六世就几乎把它变成了巫术的传染病院。1590年到1662年，约4000名“女巫”成了它的实践品。很多当地人靠猎巫生意发了横财：20车泥炭燃料，40先令;4桶猪油，26先令;杉木和铁桶，16先令;24英尺长的吊颈绳，4先令……这还是1596年的标价;到了1636年，10车木炭升至3英镑。此外，女巫们还得自行支付烧巫费，比如一件浸过猪油的麻料衣服的钱，不然就会被烧得很慢。（《猎巫运动：迫害的历史》）
万幸的是，并非每个作家都是宣传工具的代言人。1623年，《麦克白》诞生于詹姆斯六世的眼皮底下，有人说，它肯定是为了讨好那个嗜巫如命的国王而写的，你看，它是莎剧中最短的一部，明知国王没有耐心看长戏。不，莎士比亚笔下的女巫，不是宗教裁判所的染缸里打捞出来的类型女巫，丑陋，邪恶，食婴，有超能力。Ta们甚至谈不上“女”巫，Ta们长着胡子，性别模糊。Ta们在原野上游走，与人类若即若离，在人类将自己绞入某种性格悲剧时，Ta们更像是这种悲剧不经意的见证者和预言者。Ta们的五个预言，其中三个：麦克白会成为苏格兰国王;麦克白不会被任何由妈生的动物所伤;在邓斯纳恩高地战之前，麦克白不会被征服——对应的是他那膨胀的自我。另两个：麦克白要小心麦克达夫;麦克白老战友班柯的孩子将成为国王——对应的是麦克白那深层的恐惧。 麦克白对女巫们说的第一句话是：“多么糟糕，又多么美好的一天啊！”糟糕的是恶劣的天气，美好的是沙场得胜的气息。仿佛一道回音，麦克白用它，呼应着女巫们那充满恶童趣味的押运诗： Fair is foul， and foul is fair（好即是坏，坏即是好），同时也无意间露出了他那意犹未尽，壮志未酬的内心。当女巫们预言麦克白将成为国王，他的战友，班柯揶揄道：“你退缩什么啊，一副受惊的样子，这话听起来，不是挺美的么？”此时，莎士比亚已经在借班柯的口，提醒观众，世上哪有天赐的馅饼了，但麦克白还是深深相信了这个预言。为什么不？他是英雄，风华绝代，所向披靡，即使没有女巫，在麦克白夫人那利欲熏心的怂恿下，他也会去暗杀老国王，因为他比她，更向往那根权力的魔杖。从头到尾，女巫们从未为麦克白指点江山，麦克白此后各种将自己送往地狱暗门的不齿之举，亦全然出于他内心深处的权力欲望。显然，对于那场席卷欧洲的猎巫运动和样板式的女巫书写，莎士比亚是有其道德底线的。
浪漫主义的缪斯：至美与阴暗并存
17世纪到18世纪，科学和启蒙运动及其理性主义，开始持续渗入人类思想的荒芜之地。相对论，自然神论，宗教宽容，取缔酷刑，让女子也受教育等主张，亦促进了欧洲人道主义和早期性别平权理念的发展。西方从“烧女巫”的狂热中冷却下来，伴随着坎坷而炽热的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到了浪漫主义时期，女性地位虽仍不见显著提高，但浪漫主义强调情感和想象的特质，为“女巫的书写”注入了活力，“女巫”因此得以从教廷的宣传画里飞越出来，进入了一个人性化的文学世界。
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就曾借用中世纪民谣体，以及15世纪法国诗人阿兰的诗作之名《无情的美人》，讲述过一个“骑士和女巫”的故事。骑士在草坪上遇见了一个女巫气质的美人，脚步轻盈，浑身充满了野性。美人为他“采来美味的草根，野蜜，甘露和仙果”，向他大胆示爱，还把他牵进了梦乡。然而在一个萧瑟的梦境里，那些骷髅般苍白的国王、王子和骑士们，却起身对他发出了警告：“（小心啊）你已做了妖女的俘囚！”
尽管没得到“过气权威（国王、王子和骑士们）”的赞许，诗人仍毫不忌讳地，将“女巫气质”与大自然，野性，巫术，美和爱意混合了起来。这妙曼的混合体，既有危险的一面，让人联想起动用美貌、巫术和雕盘绮食，把奥德修斯的战将们迷倒，又将其变成猪猡的基尔克。但它确实亦有为女性赋权的一面，暗示着阴柔的女性气质，内在其实非常强大，甚至对现实世界具有不可忽视的摧毁力。
济慈的时代，虽已是19世纪，大部分男女，却仍生活在既定的性别模具里。超越是艰险的;爱情，一如简·奥斯丁的小说所示，是一种珍稀的异卉。对此，济慈想必也深有体会。他孤独的成长背景（父母双亡），窘迫的经济条件（或被监护人隐瞒的遗产），作为一个穷药剂生加肺结核病人的日常，令他始终与方妮——他的未婚妻和缪斯，保持着某种爱慕、嫉妒又焦虑不安的关系。1820年，《无情的美人》问世时，济慈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甚至出现了吐血的迹象，因此不难理解，骑士为何只能与美人若即若离，为何只能遵循中世纪骑士精神所推崇的“柏拉图之恋”，为何一旦越界，爱情即变得凶残和易朽。尽管如此，济慈笔下这位女巫气质的美人，仍是真实而鲜活的。她的眼泪，不是女巫判官认定的“鳄鱼泪”，而是方妮悲伤的泪水。济慈去世后，方妮在沉痛里生活了整整6年。（《方妮的传记和生平》）
对女巫的美和灵性的颂扬，在其他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里，也有不少体现。比如雪莱在其幻想诗《阿特拉斯的女巫》中所塑造的女巫，就住在阿特拉斯山的洞穴里，倚靠着一汪隐蔽的喷泉，用火和雪的揉捏术，把自己揉成了一个雌雄同体，拥有双翅的生灵。在Ta手中：“美妙的造物在流动，万物在生长，爱的谐音从中穿过”;Ta借“驯服的水蛇和可怕的短吻鳄”，在“尼罗河往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水面上滑翔”;Ta在人类入睡后，观察他们的睡姿，记录不公正和不平等，还能“在传统律法的密码中勘出错误”……正是这律法与民众生活的冲突，“搅动着人类生活表面的液体”。毫无疑问，雪莱是同情和赞美女巫的，否则他就不会把她和她的追随者，比如“驯服的水蛇”和“可怕的短吻鳄”，描绘成与前现代性的愚顽对抗的勇士。
雪莱去世19年后，即1841年，苏格兰诗人查尔斯·麦基用今天流行的非虚构手法，写下了一部关于女巫史的重要篇章《女巫癫狂》。篇章开头，诗人即用一首合唱式的民谣体，批判了这种丧失理性的集体癫狂：
民众：“把她吊起来！——打她！——杀死她！”
法官：“怎么啦？肃静！”
女巫（在此特指1621年死于獵巫运动的伊丽莎白）：“一群恶棍，一群刽子手，联合谋害我！——为什么啊！”
民众：“什么女人？她是地狱的猫，她是个女巫！不用在她家的茅屋顶上点火，只要看她飞蹿上天的样子，如魔鬼的炮筒发射出来一般，就知道她的真正来路了。”
《女巫癫狂》案例丰富，翔实，科学和理性地探讨了这种癫狂背后“集体幻象”，对人性暗处的毁灭本能，以及人类将偏见与自我欺骗融为一体的卓越潜力，挖掘至深。
与此同时，黑暗浪漫主义作家们，比如爱伦·坡，也在变形记般地，进行着女巫的书写。在爱伦·坡那充满象征意味的哥特小说《黑猫》里，就藏着一个猎巫和被反猎的悲剧故事。
小说开头，爱伦·坡便道出一个“史实”，所有的黑猫都是女巫乔装的。
小说里有两只猫，一只叫布鲁托，颇具讽刺意味地，它“正巧”与罗马神话里的阴间之神同名;第二只猫，几乎和布鲁托一模一样，除了胸口的一片白斑，在凯尔特的民间神话里，一只叫西斯的巫猫，就和它如出一辙。西斯猫并不讨喜，苏格兰高地的人都恨它怕它，因为它经常在墓地游窜，在尸体掩埋之前，总是先上帝一步，盗走尸身里残留的阴魂。
这两只猫，不管男主人公如何憎恨，他的妻子，却一心一意地爱着它们，好比女巫爱着她的追随者。因此男主人公之妻，从符号学的角度，也可以被视为“女巫”。男主人公“明知布鲁托爱他”，还是“怒火中烧”地，把布鲁托的一只眼睛剜了出来，接着又把它吊在树枝上，吊死了。其方法，和针对女巫的酷刑如出一辙。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酗酒者的故事，而揭开男主人公用怒火锤炼的挡箭牌，却不难发现，怒火底下，潜藏着一种深层的，与猎巫运动一脉相承的厌女情结。
酒，传统上是由女人酿制的。自从女性被污蔑成“女巫”之后，女酿酒师，因其戴着尖筒高帽，为了对付仓鼠，还在作坊里豢养大量的猫。很快，猫便成了女巫的活替身。伦敦乔治格拉斯画廊，至今仍保存着一幅古老的铜版画，乍一眼看以为是女巫像，其实它绘制的是15世纪60年代，英国牛津郡的酿酒师。在德国画家汉格雷的铜版画《女巫》里，女酿酒师则直接被画成了“与魔鬼狂欢畅饮的女巫”。16世纪始，欧洲某些地区还颁布了“禁止女人酿酒”的立法。女性从事酿酒业，自谋生路的机会被剥夺了。虽然到了爱伦·坡的时代，一些地区恢复了女性酿酒的传统，但“女人是混乱的始作俑者”或“女人即是原罪”的污蔑，却仍像传染性病毒一样，紧紧跟随着人类。
爱伦·坡借一个“总是迁怒他人的酗酒狂”，影射了彼时女性压抑的社会生活状况。小说中的一场大火，亦隐晦地对应着长达3个世纪的烧女巫史;男主人公的妻子，那个以为自己从火海里捡回一条命的女人，最终还是被丈夫用斧头劈死了。结尾，爱伦·坡用一连串的猫叫声：“瓮声瓮气，像孩子的抽泣;旋即变成尖锐的长啸，惨绝人寰……声声哀鸣，半是惊恐，半是得意”等，唤出了女巫（女性）的悲楚和一颗复仇之心。
为什么爱伦·坡如此热衷于描述阴暗的主题和畸形的人物呢？
美国南方地形独特，在内战之前一直保持着农业社会的风貌。黑奴制和种族隔离制，曾一度支撑着它那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因此在17世纪60年代，内战接近尾声时，保守势力虽已接近破产，却仍攀着蓄奴思想的屋梁，拒绝从天花板上跳下来。破败和消亡，构成了内战结束前后典型的南方景观。大街上，穿插于牛粪狗屎之间的遗老遗少们，仍彼此称爵，互用敬语，像一堆从废墟上散落的英国贵族的仿制品。文化上，一边是对阶级、性别、种族等界限的绝对切割，对迷信、魔鬼和清教主义的病态着魔，一边是从北方渗透过来的废奴和革新思想，以及自由主义的呐喊;经济上，废奴运动摧毁了农奴经济，破产成了家常便饭，疾病和高死亡率亦成了常态……所有这一切，都为黑暗浪漫文学的薄发，囤积了足够的火种。
如果将美国南方内战前后的氛围，与上文所述的猎巫运动期做比较，就不难发现两者的共性：对撞，动荡，心魔丛生。除了爱伦·坡以外，赫尔曼、霍桑等黑暗浪漫派作家，也都十分擅长从猎巫运动中吸取灵感，借刀杀人，描述这种乱象。霍桑的《年轻好人布朗》，就讲述了一个被指责为女巫，却侥幸逃过审判的女人，如何变成魔鬼祭司的故事。他那阴暗，隐晦的风格，在“非黑即白，非善即恶 ”的清教主义面前，形成了一种有力的挑衅。此类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亦影响了后世的美国南方哥特文学，在田纳西、福克纳、奥康纳等人的作品里，都能找到这种风格的延续，或女巫文化的影射。
《丽姬娅》是爱伦·坡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如果仔细挖掘，亦能看到许多来自女巫文化的神秘元素。小说开头引用了英国17世纪哲学辩才约瑟夫的话：“意志的强者，既不会被天使迷惑，也不会被死亡降服。”尽管在约瑟夫的现存著作中，找不到这段引文，基于约瑟夫毕生迷恋巫术的事实，爱伦坡的“引用”，显然有向其致敬之意。此外，丽姬娅学过炼金术，而炼金术就曾被视为巫术的一种。丽姬娅死后，男主人公搬进了一个“五角形的房间”——“五角形”，亦是远古巫术中常见的符号。
丽姬娅对炼金术和神秘学的熟稔，对复活的执着，还有她那美艳的外形，巨大的瞳仁等，都为她灌入了独特的“女巫气质”。尽管如此，丽姬娅还是被“不可一世的虫蛹（爱伦·坡的一首诗）”带走了。死亡仿佛已成宿命，即使篇末的“借尸还魂”——丽姬娅的气息在新任妻子身上的重现，也可能不过只是男主人公“吸食鸦片后的幻觉”。
爱伦·坡试图在生死之间，塑造一个智性饱满，神秘而华美的女巫（女性）形象，现实里，他却始终无法得到“她”。他的颓废，扣紧了他的局限。作为南方人，爱伦·坡从未主张过废奴;作为男人，他和他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男人是一样的。当他那13岁的表妹即将获得一笔助学金时，“为了不失去她”，他迫切地向她求婚，就这样把她卷入了早婚的樊笼。在她快病死时，他却不断与其他女人有染。他或许崇尚爱情，但男权制下的爱情是不平等的。在《丽姬娅》中，他不太待见那位“嫁人不过是为了钱”的新任妻子;而他自己，却在娇妻病逝之后，四处巴结，希望能找到一个富家女，从此过上宽裕的作家生活。幾乎所有的女性，在他的作品里都是受害者。把女性写成受害者，大概就是他对女人最大的付出了。
女巫去魅：女性集体意识的觉醒
也许是基于某种生理和心理上更感同身受的共情，也许是出于女性本体意识的觉醒，在女巫这个题材上，女性作家的对抗，比起男性作家，显得凶猛多了。
女巫和女性作家之间，仿佛连着一条隐形的血红绳子，来自历史的家谱，分头绑在两者的腰上，因此她们走到哪里，似乎都有两个影子——这一点，男性作家，尽管能将古典学里的女巫信手拈来，尽管也赞赏赛丝的辫子或灵性，却似乎是难以领会的。
历史中，巫术已被绞死了，
但历史和我
仍在周围，找到
我们要的所有巫术，每一天
——No1583
狄金森的这首诗，凌厉，短促，却隐藏着一个悲惨的故事。在诗人的故里，新英格兰（今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有个叫塞仑的村庄。1692年的春天，村里的几个小女孩在玩“蛋白算命”的游戏时（将蛋白倒入清水里，观察它化开的形状，从而判断未来的姻缘），因其中一个女孩看到的是“棺材”，几个女孩们就发了羊痫风。医生也好，塞仑村的神职人员也好，认定女孩们“中了巫咒”，于是一场邻舍间的大举报和口沫厮杀便开始了。200多人被指与“巫术罪”有关，进了大牢。至1693年初春，19人巫术罪成立，惨死于绞刑架上，其中女性14人，男性5人。 “巫术已经被绞死了”——对应塞仑村的惨案，狄金森在此用了一个肯定句，但旋即便不容置疑地，将这个论断推翻了：不，巫术并没有被绞死，它无处不在，在塞仑之后，它甚至成了冤魂们抵抗地狱之火的法宝。它时而有形，像藏在泥里的钱币，扎在人偶上的长针，捕捉噩梦的五角形羽毛圈;时而无形，像水涡的咒语，或无法传达的旋律。
我愿意去学
假如你告诉我如何成长
或者它是不能传达的
有如巫术的旋律
——《狄金森诗信选集》（Selected Poems and letters of Emily Dickinson），1959年版
有评论家说，狄金森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巫术，一种对抗男权的漂亮巫术：“首先，诗人自行进入巫术之中。比如诗人在她的诗作中就曾写道，‘我觉得我中了巫术（No593）’;其次，诗人将巫术视为某种与宗教的对抗，并主动选择与19世纪的美国新教规则保持距离;再次，诗人将传统巫术文化赋予女巫的魔力，转换到她的书写意志之中。”（《白巫师：狄金森和殖民时代的美国巫术》）
狄金森的女性自觉，和她所处的时代氛围，息息相关。19世纪，新英格兰正处在新旧思想激烈的交锋之中。与狄金森同时期的美国女作家，玛蒂尔达，出版了一本跨时代的论文集《女性，教廷和国家》，系统地批判了猎巫运动以及教廷对女性的残害。她写道：“即使在此时，在1867年，在宾夕法尼亚州，针对女巫的指控仍有发生……一个普通女人，据说用黑猫的血来给小孩治哮喘，就被当成了女巫……” 这些活生生的案例，推进了受过教育的美国中上层女性对自身状况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为妇女们参与罢工和争取选举权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深居闺阁的狄金森，其创作高峰期与早期新英格兰的妇女运动是平行的，这似乎佐证了在这场风暴面前，诗人并不全然是遁世的。恰恰相反，她用机智的文字游戏，怀刀式的短句和反常的韵律，锤炼出一把双刃剑：一面打击男性主宰的文学传统，一面打击厌女文化对女性日常生活的侵蚀。用科罗拉多大学女性主义研究者苏珊娜在《双重写作，狄金森和女性体验》一文中的话概括，在那个年代，女人能摘满一篮草莓，或把家里弄好，就被视为最大的实现了，尽管这实现，不过是鸡毛蒜皮。而狄金森却大胆放言：“我的篮子里装的/正好/是全部的天空（No352）。”
狄金森對巫术无疑是有感应的，在另一首诗里，她更将巫术视为女性本体意识的一部分。
巫术没有家谱
它如同我们的呼吸一样古老
哀悼者看着它从我们的体内析出
在我们死亡的瞬间
——No1708
显然，在狄金森看来，纵使死亡也不能所向披靡，将这股巫力，连同哀悼者的目光，一起卷入墓地。
与狄金森那富有光感，灵异，静谧或飞扬的风格不同，普拉斯的女巫书写，则淌满了火焰与肢体。
普拉斯的出生地，也是吊死过女巫的马萨诸塞州。在《19世纪和20世纪女性作家的女巫书写》一书里，加的夫大学的哲学博士Sarah Bruton写道：“女性作家的女巫书写，永远是有别于男性作家的……比如普拉斯的作品，就非常专注于受害体验， 愤怒及反抗。她那些将女性疯狂和诗意熔炼在一起的作品，让人产生女性作家即是女巫的联想。而普拉斯频繁地巡回于巫术，童话和古典神话的创作方式，又进一步地推进了这种联想。”
1962年夏天，普拉斯和丈夫休斯买下了英国德文郡的一所古宅。夏虫嗡鸣，厚厚的茅草顶筑满了鸟巢，夫妻俩刚庆祝完结婚六年纪念日，他们的儿子也才刚满半岁……一切仿佛可以重新开始，而休斯却和另一个女人展开了婚外情。在给其心理医生比尔斯切的信中，悲痛欲绝的普拉斯写道：“我被抛弃了……被弃于一堆证据之中，那些电话单，那些‘偶然的’外出，我的每一个直觉。”
被抛弃，是女性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自古希腊时代起就恶蔓丛生。古希腊时代，女婴经常被抛弃;丈夫可以蓄养情人，拜访交际花或光顾妓院，妻子却绝不能踏入雷池。此外，妻子还可以被丈夫无理由“休妻”，只需退还嫁妆即可。即使到了安徒生的时代，女性的状况也未见大幅改观。为了不让美人鱼（女巫塞壬的一种变形）的诱惑得逞，安徒生干脆让另一位女巫割掉了她的舌头。美人鱼受尽煎熬，最后变成了泡沫。
像美人鱼那样的痴心人儿会被抛弃，妒火熊旺的女人，更易被抛弃。睡美人，在意大利诗人巴希尔1643年的版本中，不但被一位已婚王子强奸，还生了双胞胎。王后得悉后，命心腹去杀双胞胎，计划失败，王子暴怒之下，干脆将发妻扔进火炉，娶了睡美人。
变老变丑，也同样会招致抛弃。在巴希尔的另一个童话里，就曾写道，一个好色国王，被染缸磨坊传出的美妙歌唱所吸引，彻夜难眠。歌声的主人，却是一位七旬老妇，为了取悦国王，她用胶水把下垂的皮肤粘起来，在黑暗中把自己送入了王宫。交欢之后，国王偷偷点燃蜡烛，发现枕边人是个老妪，立刻把她从城堡的窗口中扔下了悬崖。一位女巫救活了她，还把她变成了美人。然而重返皇宫的她，却从此镜不离身，仿佛每一次照镜，都是一次悬崖之旅。（《五日谈》）
同样被抛弃的，还有猎巫运动中数以万计的女儿，姐妹，妻子和母亲……正是这些潜移默化的文本和史实，构成了女性心理现实中最不堪承重的薄冰。即使是普拉斯，即使20世纪6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正在揭开序幕，厌女文化烙在女性集体意识深处的创伤，却依然如故，折磨着诗人和她那焦灼不安的缪斯。
尽管如此，除了写诗或控诉，普拉斯也做不了其他。早在1959年，她就写过一首著名的《女巫在燃烧》，宣泄她的怒火：
他们将焚烧炉的温度调大，一圈又一圈。
我们满是烬粉，我的小花白。我们生长。
开始是痛的。红舌将传递真相。
……
我在一块石头的影子里和尘埃媾和。
膝盖变得光亮。光亮划向大腿。 我在消逝，消逝，在这光的长袍中消逝。
如果说狄金森所感应到的是白巫术，那么此时此刻，普拉斯或许便是一个黑巫术的崇信者。据说“深信自己被抛弃后，普拉斯找出一沓休斯的手稿，又在书桌上刮下一层休斯的指甲碎片和头屑发丝，将它们揉成一团，用一种仪式，烧掉了”。（《普拉斯是如何死于黑巫术的》）不管这段回忆录的真实性有多高，普拉斯用休斯的打字机和其手稿反面，写了一首关于“焚烧”的诗，确是事实：
当我靠近废纸篓
受够了这些
旧信的白色拳头
和它们萧瑟的死亡，
我点了一团火
……
这火也许会舔会摇尾乞怜
但它是不含慈悲的
我的手指会穿过它
会融化下垂，会被告知
别玩火
……
——《焚信记》
像施行一场纸上的巫术，普拉斯似乎要借它，点燃一团美狄亚的大火，释放那囚在火宅中的自我。此后10天之内，普拉斯写了6首诗，《爸爸》《申请人》……每首都几近窒息，即使最晴朗的天气打开它们，也能感受到诗人那身处炼狱的气息。
1962年10月底，普拉斯完成了她脍炙人口的《拉撒路夫人》。当《圣经》中的拉撒路被耶稣救活时，拉撒路夫人却只能靠自己，完成自救并复活。这个虚构的女性（女巫）形象，一面无所畏惧，一面却十分审慎，对剥掉她手脚的敌人，对上帝或魔鬼的分身，保持着至高的警觉。结尾那句“我披着一头红发/在灰烬中升起/像呼吸空气一样吃人”——若寄回几个世纪之前，一定会令那些火柱上的女巫们大快人心。
相比普拉斯，雪莉·杰克逊的女巫书写，则冷静多了。她像训练有素的药剂师，在为小说人物塑形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加大毒药的剂量，像耐心的屠夫，缓缓地剔掉邻舍间那至善至美的伪装;像技艺高超的入殓师，那保守，僵硬，藏蛆纳垢的小镇生活，在她笔下，稍加胭脂，就活跃起来……这一切，也许都得益于猎巫运动对她精神生活所造成的创伤性的影响。雪莉的私人图书馆，关于猎巫运动和女巫文化的书，就有上百本。她还写了一本非虚构著作《塞仑村的巫术》，在这本书里，她用刺绣般的手法，还原了一场人对人，以及男性对女性的迫害史。
在塞仑女巫案中，承认自己用了巫术的人，没一个被绞死的。被绞死的，全都是那些自始至终坚信自身清白的人。
——雪莉·杰克逊
美联社的作者若乔在《雪莉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巫》一文中，用“雪莉小姐不是用笔写作的，而是用扫把柄”来评论雪莉的成名作《彩票》。雪莉的丈夫，文学评论家斯坦利，似乎也美滋滋地承认了这一点，尽管他对女巫的定义有些肤浅：“她又弹吉他，又弹齐特琴;画画，刺绣，象棋，样样都通，还经常用贝壳做东西。家务、孩子、烹调、清洁、洗衣等，也全都是她在做……她是一个黑巫术的权威，可能还是当代作家中唯一的非职业巫师，在塔罗算命上可谓专家。她还是个猫瘾者，她有六只猫，全是炭黑色的。”
在格格不入的小镇生活，不断出轨的丈夫，繁琐的家务，以及照顾四个孩子的重任面前，雪莉没有自杀，她只是关起门来，不停地写。她的短篇小说《女巫》，像她大部分的作品一样，总是以美好的天气开始，以冷凝的毛孔结束。唯一让人寬慰的是结尾，当吃着棒冰的小男孩说“也许那个男人是个女巫”时，女巫的指控，总算也被平摊到了另一性的身上。
在小说《我们一直住在城堡里》里，雪莉复活了一个18岁的“女巫”玛丽猫。为了保护姐姐，玛丽猫用砒霜毒死了父母;当某堂哥以“父亲”的形象登堂入室，既要夺财产，又要当家长时，玛丽猫用一只玻璃球砸死了他。玛丽猫坚定，好学，对黑巫术如饥似渴，对毒蘑菇和毒草毒药，如数家珍。因此，尽管没人知道她父母离奇死亡的真正原因，镇上的人却认定她是邪恶的。孩子们还编了一首歌谣：“玛丽猫，来杯茶吧？你会毒死我。玛丽猫，要去睡了吗？在十英尺深的墓地。”
再一次，雪莉沿袭自己在《邪恶的可能性》和《彩票》里的全景写实传统，精心刻画了一种冥顽不化的“恶的平庸”：仿佛只要在人群中搭一座审判台，再每人发块石头，即使是平时最作恶多端的人，也会立刻变成道德的判官。为了表达这一幕，雪莉选取了一场大火。
一场大火，疯狂冷冽，玛丽猫和姐姐栖身的城堡几近烧毁，镇上的人却像观赏女巫的火刑一样，又骂又笑，打砸抢掠，兴奋莫名。
这旷世的集体狂热，作为一战后出生的一代，作为犹太人的妻子，雪莉并不是没有亲眼见过的。也许正因为印象太深刻，即使到了这部小说出版的1962年，雪莉仍无法相信，猎巫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而彼时发生在美国以及别处的种种集体狂热和暴行，也就此提供了充分的佐证。
《我们一直住在城堡里》是雪莉最后一部作品，伴随着她那日趋恶化的广场恐惧症。3年以后，雪莉死于心力衰竭，年仅48岁。《卫报》书评人戴维将这部小说评为“史上最好的惊悚小说之一，因为它写出了我们生活中那些日常的恐怖。”
2019年布克奖得主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也是一部献给女巫的作品。17世纪，在马萨诸塞州的哈德利村，一位叫韦伯斯特的女人，因“有村民抱怨载车的马不肯经过她的家门”，而被指控为女巫。离奇的是，她逃过了苦刑，又继续活了11年。 据考证，她很可能是阿特伍德的先祖之一。
阿特伍德说：“有的事情我们永远不知道，比如韦伯斯特是怎么活过长夜的？当她被吊在树上时，她在想些什么？我把《使女的故事》献给她，是因为她是一个象征，一个生还者的象征。”
今天，随着学界不断地为女巫祛魅，以及女性主义在文学里的不断扩展，再加上性别研究在各个领域的渗透，女巫的文学书写，也变得更具挑战性了。从受害者到生还者，已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写出那些“我们永远不知道的事情”，则似乎更为艰难。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作家欲罢不能，也许这正是文学的巫力所在吧！
责任编辑杜小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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