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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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玉虎
在农村还是“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那时候，你别看地里打不了多少粮食，可干部们对肥料的重视程度却远胜于现在。
农民们一年里差不多有半年时间都在忙着“积肥”，上了年纪的人们更是粪筐不离身，甚至出门串亲戚也要背上粪筐，有时为了多捡几个驴粪蛋子能跟上毛驴多走十来里路。
那时肥料的名称也是五花八门，不可胜数：庄稼的秸杆铡碎沤成的叫圪渣粪，家畜圈里的粪便叫厩肥，茅坑里的秽物叫大粪，从城里的茅坑或化粪池里掏出来的大粪呢，则给予一个雅号，叫作“城肥”。
有一年，冬天农闲时节，队长派老路带着我们五个人到太原市里面去积“城肥”。
那时的太原市远没有现在这么整洁、气派，现在的五一商厦一带那时还是荒地和灰渣坡。
在桥东街一个又矮又破的小房子里安顿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干活儿了。
我们五个人拉着两辆小平车，每个车上放着五个又粗又大的木粪桶，鬼鬼祟祟地出没于宁化府一带的居民院落，从厕所里面偷茅粪。
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居民的粪便也作为重要资源进行了“计划管理”，划片包给了“菜区”的生产队。在城里有领地的菜区生产队，都要派一个六亲不认的“倔圪揽”类人物来“嘹茅子”。碰上“偷茅子”的人，轻者逼你倒回去，重者扎车胎放气，你要态度不好就动手动脚起来。我们呢，只能象“汉奸”见了日本人一样点头哈腰，求人家“高抬贵手”，因为“真理”在人家手里。
我们生产大队是粮区，在城里面没有地盘，要想积城肥只有偷，别无他法。
我们几个就象“地下工作者”一样，每到一个院子的门口，先左顾右盼地看看有没有“敌情”，然后才敢溜进去找厕所，看里面有没有“货”，没“货”时推车走人再找一家，有“货”时就从车上取下空粪桶，甩在肩上扛进去，三下五除二掏满盖严，用手把住两个“耳子”斜着滚出来，装到车上。
干什么活儿都是熟能生巧，那时不但滚茅桶滚得利落，而且不管什么院子，一迈进院门就能判断出来厕所在什么地方，就跟在自己的院子里上茅厕一样。
菜区派在城里面“嘹茅子”的是我们的“敌人”自不待言，城市居民们也对我们不“感冒”。有些“思想进步”爱管个闲事的人，知道我们是“偷茅子”的，一见了就狐假虎威地训斥我们，说我们是挠乱社会治安，破坏农业学大寨什么的。对这些主儿我们自知理亏，不敢招惹，见了以后低头夹尾巴就走，屁也不敢多放一个。
最麻缠的是小孩子们，一见到我们这些灰头土脸衣衫褴褛手持茅勺拉着茅车的农村汉子，就成群打伙地围上来看稀罕，一边指指点点地调笑，一边操着怪腔怪调地大声嚷嚷“要问我是哪里的，我是河西圪尥沟的掏茅子的”，还故意夸张地把“河”读成“嘿”，把“沟”读成“给”。
我那时才20来岁，正是肝火旺盛的时候，对这些无理的小家伙们恨之入骨，但是因出门在外又奈何不得，真是“英雄气短”呀。
上了年纪的人知道我们不容易，就挺同情我们的，主动告诉我们哪个院子的厕所在哪个方位，什么地方菜区包片的已经掏过了，免得我们跑冤枉路。
还有的居民院因为地势偏避，街窄弯多，包片的大马车来了不愿过去，造成厕所满溢，就有院内的热心人主动来叫我们过去。
遇上这种情况，我们就格外的卖力，掏完后还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干完以后，往往还能得到一盒劣质香烟，让几位每天抽旱烟的伙计们开开洋荤。
粪桶都装满以后，我们就一路上坡拉到城东一个叫黄土坡的地方，铲一堆虚土，中间留一个坑，把桶里的粪倒进去，然后用铁锨拌匀和成泥，就象调煤糕一样打成一个个圆圆的粪饼。
由于是隆冬，粪饼第二天就冻得硬梆梆的了。因为出来以前，我们已经跟队长定好了“价钱”，每交队里1000斤“粪饼”，队里给记10个工，补助1.5元现金，所以我们的积极性非常高，在搅拌时就尽量地多往进掺土。有时粪桶没掏满，就在半路上找一个水龙头，用小桶提上水加满。那“粪饼”的肥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就这样，上午一趟下午一趟地以集体的名义公开地干着“偷窃”的勾当，虽然跟嘹茅子的有过一两次磨擦，但都被机智的老路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化险为夷了。
正当我们庆幸逐渐站稳脚跟的时候，变故却来了。
那天晚上我们睡得正香，突然被“哐哐哐”的声音给吵醒了，显然外面的人已经进了院子，而且不是一两个人。有人拍门，有人拍窗，一边拍，一边大声喊：“快开门，快开门！”我们几个都吓呆了，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还是带队的老路沉得住气，他披衣下地去开了门。
外面的人便一涌而入，一进来就大声训斥着：“怎么搞的？这么长时间不开门！”
我们定睛看时，好家伙，六七个人呢，一个个横眉怒目，每个人胳膊上箍着红袖章，为首的又高又大，一身军装，领章和帽徽都有，看年龄和架势很象个当官的。
看见不象是来抢东西打架的，我们多少心宽了一点儿。老路忙陪着笑脸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干什么的？先说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吧！”人家当官的果然厉害，一句话的空子都不漏，马上便化被动为主动了。
“俺们是掏茅子的。”
“多会儿来的？”
“来了十来天了。”
“十来天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去登记！”
“俺们不知道。”
“不知道？你们知道个啥？就知道到处乱跑！”
这时，他手下的一个人发现了我们挂在墙上的秤，咬着他的耳朵说：“×长，你看那秤，这几个家伙保不定是投机倒把的。”
老路一听可急了。那会儿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头，要被认定了是投机倒把的话，不判刑也得被抓起来住“学习班”。
他赶紧向那人解释说：“首长，首长，我们可不是投机倒把的，我们确实是掏茅粪的，那秤是我们几个人合伙吃饭时称米面用的。你不信到院里去看一看，我们的粪车还在那里放着呢。”
老路又用手指着地下堆着的我们出去时穿的脏衣服：“你再看看我们的这穿戴，这上面屎星子还满的呢……”
“你们是哪个公社的？”那位首长显然是信了老路的话了。
他一问，老路如遇“救星”，赶紧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一圪瘩”揉得皱巴巴的纸，那是盖着生产队公章的“介绍信”。
多亏老路心眼多，走时非让会计给开上“一圪瘩”不可，要不是那“一圪瘩”起了作用，我们可就惨了。
那位“首长”看了我们的介绍信以后说：“看来你们还真是农民兄弟。不过，可不能再这么无组织无纪律了，明天就派人回去同你们的领导联系，叫他马上把人撤回去！”
接着，他就给我们上起了政治课：“你们几个农民，嗯！不在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嗯！未经许可，嗯！就来到了我们桥东正街，嗯！苏修的原子弹来了怎么办？嗯！你们往哪里跑……”
我们几个在被窝里仰望着那个“首长”，唯唯喏喏地听着。
第二天，我们就听上“首长”的话撤回去了。其他的不怕，我们怕真把我们当投机倒把的抓起来住“学习班”。
后来，队里派马车把我们制造的粪饼拉回来上到了田里。
多打粮不多打粮看不出来，反正十来天我们每人挣了20多个工，六块多钱。那是我第一次挣到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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