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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文人风格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张齐胜

  喜欢读史,也喜欢论史。近期对春秋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特别留意,感受不同时期的文人风格,不禁要闲话一番。纵观这几千年,文人风格有七:思、华、雅、实、俗、变、利。
  思: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正经历划时代的变革。经济方式的变化,政治制度的转换,必然要求文化上的进步,而前人的文化沉淀并不深厚,藏书不可能“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文人们只得去思考,去发挥他们的创造思维,而思维上的差异造就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儒、道、墨、杂、法、阴阳、纵横等学说大放异彩,大批思想家应运而生,如道家之老子,宣传“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儒家之孔孟提倡“中庸处世,仁义治国,尊重礼仪”;墨家之墨翟,主张“兼爱非攻,明鬼神,信天志”。他们留世的作品无不体现一个“思”字。
  华:两汉时期,文学成就最大的莫过于赋,它吸引了当时大量的才华之士进行创作。在撰写赋的过程中,文人讲究排比、散文韵文并用,辞藻华丽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文章的“价值”高低。西汉的赋,气势恢弘,宣扬皇权声威,歌颂帝国富强,体现大赋的巨丽之美,代表作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等;东汉的赋,典雅华美,不逊前人。代表作有张衡的《两京赋》,“精思博会,十年乃成”,“铺排夸张,创汉赋之极”。除了赋之外,这一阶段的史学也很有特点,史学作品本身就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如司马迁的《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鲁迅称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时,“乐府”也是一种重要文体,风格朴实,在民间甚为流行,其中不乏传世之作,即便如此,仍改变不了赋的主体地位,文人追求华丽的文风是当时的主流。
  雅: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最讲究“雅”。这个时期等级森严,门第观念发展到了顶峰,文人着彩装、登木屐,崇尚清谈,力求喜怒不形于色。谢安当年听到8万晋朝子弟打败80万前秦军队时,仍保持镇静,正常下棋,如往常一样,无它,在下属面前保持―个“雅”字,君不见谢丞相回屋时,连矮矮的门阶都跨不过,踢断了木齿。王羲之在那个时代应该算是另类,东床敞腹,传为佳话,但他以书法换白鹅,登高望远,写下《兰亭序》,又雅到了极至。竹林七贤,生活飘逸,饮酒赋诗,抚琴高歌,其乐无穷。
  实:隋唐宋三代,国家招用人才的机制日益完善,隋文帝开创了科举制度,唐宋进一步发展,科举带动学校教育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各类学校像雨后春笋般出现,中央和地方官学、各地书院以及乡村私塾推动文化的传播,使一大批寒门文人崭露头角。这一时期,朝廷对文人的政策比较宽松,无论诗人,还是词人都敢于发言,其中不乏评论时政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很难想像在文字狱时期能出现这样的文字。王之涣的边塞作品雄壮苍凉;白居易的诗妇孺皆知;苏学士热情豪放,不畏权贵,三降其职;还有辛弃疾、陆游等等。看到他们的作品就看到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用一个“实”字评价他们的文风绝不为过。
  俗:元明清三朝,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市井文化和民间文化得到广泛传播。
  从元明开始,曾经为文人所不齿的小说和戏曲日益发展,《窦娥冤》感天动地,“三言”“两拍”,发人深思。《三国演义》首创长篇章回,《西游记》道尽“神魔鬼怪”。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更是文人骚客描绘的重点,《牡门亭》、《西厢记》、《杜十娘》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满人入关后,为了钳制中原人民思想,大兴“文字狱”,文人稍有不慎,小则人头落地,大则诛灭九族。“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优美的诗句换取项上头颅,《明史案》更有鞭尸之刑。生命诚可贵,文人学乖了,不再去讲政治,转而埋头于书堆,或致力于考据,或从事于民间传奇和小说的创作,也正是如此,一部部经典小说被创造出来,如曹雪芹之《红楼梦》,后人评价它为小说的顶峰之作。纵观元明清的戏曲、小说等作品,文人与“俗”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变:清朝末年到建国初,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屈辱的时代。西方的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也震醒了沉睡中的中国人,知识分子为了改变落后的现状,纷纷求变,“变”便成了他们作品和行动的风格。龚自珍根据“天道”“人事”都是变易的,进化的观点提出“更法”、“改制”的主张;屡屡名落孙山的洪秀全从西方引进“上帝”动员农民,以图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魏源编撰《海国图志》,宣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严复翻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康有为、梁启超把西学和儒学结合,创造独特的变法思想,主张在中国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在思想界刮起了一阵大飓风;孙中山等知识分子则更进一步,宣传“三民主义”思想,要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举起新文化大旗,高喊“打倒孔家店”,推崇“德先生”与“赛先生”……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他们的“求变”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最终,毛泽东等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胜利的引领者,他们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国情结合,创造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再次崛起。
  利: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文人们日趋功利化,沽名钓誉者有之,写人隐私赚钱者有之,真正能够坐下来搞学问的人却少了。现在的文人很少有是单纯意义上的文人,多数文人搞起其它的营生,从政者有之,下海者有之,更有甚者在社会上一身多职,据史载:唐朝奸相杨国忠当时兼任数十个官职,今天看来,不足怪也!稍有成就者,办班级、授徒弟、出自传、开讲座、作报告,无它,一个“利”字。
  社会在进步,文人赚钱无可厚非,“阿堵物”毕竟可以养家糊口,使人洒脱舒心,窃以为为了文人的高风亮节而穷困潦倒是白痴,但为了金钱名利出卖思想则是下贱。作为文人应该顺应社会发展潮流,“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在社会大潮中做―个好舵手,掌握自己的方向,不为别的,只因为你是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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