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女报人康同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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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邓耀荣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大女儿康同薇1897年在澳门《知新报》上发表了两篇论说，又担任日中翻译的工作。翌年。她成为中国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的主笔。本文澄清了中国第一位女报人是康同薇，并非《无锡白话报》的裘毓芳；中国第一份妇女报是1898年创办的《女学报》，并非1899年陈撷芬创办的《女报》。
中国女报人和妇女报的出现是清末维新运动的副产品，因为维新派一直宣传男女平权的思想。这种理念于1897年的上海转化为行动，即上海的妇女运动，催生了上海的女学会、女学堂和《女学报》。本文在叙述康同薇办报工作时使用“女报人”一词，而并非西方习惯使用的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是因为“女报人”比较符合当年的媒介环境。在1897年的中国，报纸是惟一的大众媒介。本文先为女报人作界定，再比较前辈学者的观点，然后补充近年一些研究成果。最后指出中国第一位女报人和第一份妇女报的身份。
出现女报人的背景
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宗教报纸；外国人办的商业报纸；由士绅创办，为政治服务的维新派报纸。继乙未三报之后，康、梁联同汪康年等人在上海创办维新运动的先锋刊物《时务报》，从而推动全国各地第一次大办报的高潮。1897年2月在澳门创刊的《知新报》和翌年7月在上海创办的《女学报》均是这个办报高潮中的产物。
由于近代中文报纸的发展经过宗教报、商业报和政论报三个阶段，其主事人自然多是新教的传教士、贸易公司的买办和中国传统士人，例如《察世俗》的米怜、Canton Register的James Matheson和《知新报》的徐勤。男性主导办报完全是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导致的。所以在1897年之前，中国女性一直没有机会参与报刊的工作。
有关第一位女报人的说法
戈公振1927年在《中国报学史》中指裘毓芳是第一位女报人，“我国报界之有女子，当以裘女士为第一人矣。”。在注释中他指裘毓芳是最早的，接着的是陈撷芬女士和胡彬夏女士。至于第一份妇女报，则是由《苏报》主人陈范之女陈撷芬在光绪二十八年创办的《女报》。
到了1933年，Britton Roswell SI RoswellSessomsl 在《The Chinese Periodicals Press1800-1912》介绍1898年5月参与创办《无锡白话报》的裘毓芳是第一位女报人，但指出该报并不是专为女性服务的。该书又指1902年陈撷芬所创办的《女报》是中国第一份专为女性而办的报纸。Britton Roswell S的两个观点完全是取自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两人均误以为陈撷芬的《女报》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其实《女报》是在1899年创办的，至1902年才易名为《女学报》。早期的新闻史学者将戊戌年的《女学报》与《女报》，以及四年后的《女学报》混为一谈，导致有关中国第一位女报人和第一份妇女报的错误观点延续了几十年。
新闻史学家方汉奇1987年在《中国记者》上发表文章《近代中国的女新闻工作者》，纠正有关第一份妇女报的错误，肯定《女学报》“第一”的身份：“这份报纸是中国第一个妇女团体女学会的机关报，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由妇女主办以妇女为对象的专业报纸。它所刊载的文章，宣传了兴女学，禁缠足等主张，和《无锡白话报》一样，都是维新派的舆论阵地。”
到了2005年，宋素红在香港发表文章《中国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康同薇的海外报刊活动》，以康同薇在澳门《知新报》的工作来力证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文章将康同薇与参与创办《无锡白话报》的裘毓芳作了比较，认为康同薇比裘毓芳早入行8个月。文章还指出中国比外国出现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迟了50年、比在中国出现的外籍女新闻工作者晚了20年。
至此，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所提出的第一位女报人和第一份女报的观点相继受到挑战。首先是方汊奇提出以1898年的《女学报》取代1899年的《女报》；继而是宋素红以康同薇替代裘毓芳“报界第一女子”的地位。另外韩志方在2009年发表《论（女学报）的女性解放思想》，描述了第一份妇女报的缘起、精神和具体的工作人员。稍后夏晓虹在其专著《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中不单只认同《女学报》是第一份妇女报，更详述了女学会、女学堂和《女学报》三者的关系。这两份文献有助后学者加深对中国第一份妇女报与第一批女报人的认识。
中国第一位女报人
按传统，女子的诗文在亲朋之间传阅是风雅的事情，但让女子抛头露面去报馆工作，将文章公诸于世仍是前所未见的。这个传统被康有为打破了，他亲自培育了中国第一个女报人。康同薇生于1879年，字文倜，号薇君，广东南海人。康有为没有让女儿缠足，又很关心她的学业。康有为指导她阅读中文书籍，让她自学日文，又安排弟子教她西文。在康有为撰写《日本变政记》时，康同薇已经协助父亲译稿、编书。她在1897年参与澳门《知新报》的撰述和译报工作，翌年到上海参与妇女运动，积极参与上海女学会、女学堂和《女学报》的工作，任《女学报》主笔之一。1899年她与康有为的弟子麦仲华结婚，之后育有十一个子女，后来一直居留境外，直到1974年病逝。
康有为对女儿的前途是有期望的。1896年秋，康氏兄弟赴澳门，与何穗田（何廷光）商讨办报。11月，康有为由澳门写信给女儿，希望她成为女报人“此间议西人甚多彼亦极殷勤，并见其家妇，将来来往不患一切，语言文字不患不通也。汝现在仍以多读中书，学习中国文章，俾可充报馆主笔之才为最要。”1897年初澳门《知新报》创刊，为康同薇提供了一个将自己磨练成为女报人的平台。
《知新报》跟一年前创刊的《时务报》不同，这份报纸不设主笔，只用撰述之名。在近四年期间，具名撰写论说的共16人，康同薇是惟一的女性。她在18岁时撰写第一篇论说，刊于《知新报》第32册，题为《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署名南海康同薇撰。出版日期是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1897年10月中旬）。当年由女性撰写论说，向报刊的读者（多为男性）讲述国家兴衰的大道理，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在同一册的本馆告白中反映她承担着日文翻译的工作，“近刊之日本报大半为南海先生之女公子康同薇所译，揭之于此以免掠美。”她的第二篇论说发表在《知新报》第52册，题为《女学利弊说》，出版日期是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这时她已经投身到上海的妇女运动当中，并且借着维新派的报纸来宣传女学的理念。 本文未能证实她抵澳参与《知新报》的具体日期，但推测康同薇是在1897年初（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之后）来澳门参与报务。她为报纸做了两件实事，包括撰写论说和翻译日文报纸。她亦有可能协助康广仁处理编务。
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女学报》
1897年9月她跟随父亲到达上海，积极参与康、梁主导的妇女运动，包括反对女性缠足、创办女学会、女学堂和《女学报》。潘漩在《上海女学报缘起》一文是这样描述会、学、报的关系：“女学会是个根本，女学堂是个果子，《女学报》是个叶，是朶花。”维新派男女平权的思想是上海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而康、梁两家的女性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康有为胞弟康广仁的夫人黄谨娱是中国女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在上海推动妇女运动，筹办女学堂的过程中，梁启超和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作用最大。在筹备女学堂的同时，维新派在上海、长沙和澳门的报纸刊登广告《中国女学拟增设报馆告白》，预报创办《女学报》。
根据夏晓虹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一书，由经元善夫人魏瑛、梁启超夫人李端蕙，以及几位提调、教习合署的一封信，清楚表达了办报的用意：“沪地自通商以来，虽为南北要冲，冠盖往来，风流易广。然女塾初开，仅此一偶，终虑不足振动遐迩。故女学塾幸已观成，因又有女学报之举。”
康同薇、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和裘毓芳成为《女学报》的女主笔（共18位）。主笔的名字均刊在报头左边显著的位置，以彰显其地位重要。《女学报》创刊的历史意义是由男性手上夺回话语权，其主笔之一潘漩撰文《论女学报的难处和中外女子相助的理法》说：“至于设报的人，或者是本国的绅商，或者是外国的教士。从来没有我们本地女子设立报的。故此不独他们男子和外国人，看为希奇，即我们自己岂不也觉得新奇！……女主笔岂不是中国古来所未有的呢？我们现在竟直认不讳，亦畅快极了！”这段文字不单说明《女学报》是中国第一份妇女报纸，更指出中国第一批女主笔由该报起。1898年9月下旬北京发生戊戌政变，康有为和梁启超分别逃往香港和日本；在上海的康、梁家眷纷纷到香港、澳门暂避。于是维新派色彩强烈的《女学报》在出版12期后终于在10月29日停刊。
首批女报人的特性
康同薇不足20岁便为澳门第一份华人创办的报纸《知新报》撰述和翻译，叉当上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女学报》的主笔。虽然就办报的经验而言，康同薇不及裘毓芳、陈撷芬和林宗素，亦没有秋瑾的悲壮色彩。但她参与报纸工作最早，承担重要职务。
康同薇在报界工作的时间不足两年，但从她的身上可以发现清末民初女报人的一些共性。康同薇是由她父亲一手培养、透过维新派报纸来参与报业的。与她同期的裘毓芳、陈撷芬和林宗素的家庭都与报纸有一些渊源：裘毓芳是与叔父裘廷梁一起创办《无锡白话报》的；陈撷芬是《苏报》主人陈范的长女；林宗素是名报人林白水的妹妹。这批女报人都十分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以及维护女性的权益。
首批女报人当中不少是维新派人士，包括康同薇、裘毓芳、陈撷芬，而《中国女报》的秋瑾更是革命党人。她们多出自士绅的家庭，国学基础扎实，又懂一两门外语。她们关怀国家、民族的前途，维护社会弱势社群的权益，成为继后数十年中国女记者的学习典范。（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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