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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巴西贸易潜力及效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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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选取2006—2016年中国与巴西两国贸易相关的面板数据,构建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两国双边贸易和中对巴出口贸易效率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中对巴出口效率值均在0.79—0.87之间,中巴双边贸易效率值在0.44—0.80范围内,双边贸易效率低于出口效率;中巴双边贸易潜力大于中对巴出口贸易潜力;中国将成为巴西重要的出口贸易国,中国对巴西的贸易逆差进一步拉大。中巴双方应该抓住全球经济结构改革的契机,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和加快推进自贸区的谈判,以提高中巴双边的贸易效率并充分挖掘双方贸易潜力。
  关键词:中巴贸易;贸易潜力;贸易效率;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10-0184-06
  引言
  中国和巴西是世界上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而巴西是拉美地区第一大经济体、美洲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中国在该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关系对两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中巴之间的贸易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多数研究集中在中巴贸易重要的几个行业[1]:田清淞等(2017)从贸易互补性和竞争性的角度研究了中巴的农产品贸易,认为两国农产品贸易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2];周捷(2017)研究了中巴石油贸易的现状,认为加强能源贸易合作有利于促进两国贸易[1]。有些学者从经济合作机制的角度研究了中巴贸易,杨绿野等(2012)认为,通过“金砖五国”等多边合作机制合作,不但能够促进中巴农产品贸易,也有利于两国总体贸易条件的改善[3]。马露萍(2012)通过对中巴贸易摩擦的分析,贸易结构不对称加剧了中巴之间的贸易摩擦,并对两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4]。杨志远等(2018)研究了贸易背景下的中巴贸易摩擦,认为既有全球经济周期的影响,也有两国自身因素,外贸企业应该积极进行转型升级应对贸易风险[5]。
  其他的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巴进行了研究,但不难看出,对于中巴贸易潜力和效率鲜有研究。本文利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选取中国与巴西主要的25个贸易国2006—2016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两国贸易的潜力和效率,并提出促进中巴贸易发展政策建议。
  一、中国与巴西贸易现状
  (一)贸易规模
  2003—2016年,中国对巴西的贸易额由79.86亿美元增长到超过678亿美元,年平均增长超过了60%。中巴贸易受全球经济的影响较大,2014年以前,受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中巴贸易额明显下降,而在其他年份,中巴之间的贸易均呈上升态势;2014年以后,全球经济复苏减缓,中巴之间的贸易额又出现连续下降。2003—2016年中国对巴西出口额从21.43亿美元增长到219.7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73.21%;进口额从58.4亿美元增长到458.55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56.07%;增长比较明显。此外,2003—2016年中国和巴西之间一直存在贸易逆差,年平均逆差额达到128亿美元以上,且有逐年拉大的趋势(如下页图1所示)。
  (二)贸易依存度
  巴西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与中国经贸往来越来越密切,巴西已成为中国在拉美地区重要的贸易伙伴国,贸易地位不断提升。下页表1分析了2006—2016年中国与巴西贸易依存关系,根据表1中国对巴西的贸易依存关系,“两国贸易额/中国贸易总额”指标和“两国贸易额/中国GDP”指标都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变化趋势,表明中巴贸易对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的影响在减弱;一大部分原因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需求结构发生了改变,贸易结构进行了调整。但是,从两国贸易在中国贸易和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来看,前者的影响力大于后者,即中巴贸易对中国贸易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从巴西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关系来看,“两国贸易额/巴贸易总额”指标平均维持在16%以上,“两国贸易额/巴西GDP”指标稳定增长,2016年比2006年增加近2%,表明中国作为巴西重要出口国的地位在不断增强,中巴贸易也成为了推动巴西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二、贸易潜力及效率的实证分析
  (一)理论模型
  测算贸易效率最常见的方法是引力模型,而贸易效率[6]是指实际贸易值与估计引力模型的得到的拟合值的比值。传统的引力模型由于只能反映影响贸易的平均效应,很容易使估计的贸易效率缺少重要變量而产生偏误[7]。
  通过引入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方法,将影响贸易效率的因素归类到贸易非效率项之中,并结合面板数据分析贸易影响因素,测算贸易效率和潜力[8~9]。设定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为:
  式(1)表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式(2)表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对数形式。式(1)和式(3)中,Y和Yit分别表示i样本t时期的前沿贸易额和实际贸易;Xit是i 样本t 时期的投入变量;β为估计的参数向量;vit表示随机误差项并服从均值为零、方差为σ2 的正态分布;μit表示对贸易的非效率因素,一般假设为非负。式(4)中,TEit表示实际贸易额与前沿贸易额比值的贸易效率;式(5)η<0表示非贸易效率随时间减小,η=0贸易非效率是非时变的,η>0指贸易非效率随时间增加。
  在得到贸易效率值之后,为了进一步分析影响贸易效率的因素,还应该构建贸易非效率模型,本文采用Battese and Coelli(1995)提出的“一步法”[10]。贸易非效率模型为:
  (二)经验模型
  1.模型设定。距离和经济规模是引力模型的两大关键要素,引力模型在扩展了比如人口、语言、自由贸易协定等变量。本文通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出口和进出口两个角度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2.变量说明。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中,EXPijt、Tijt分别代表t期i 国对j 国的出口额和贸易总额;PGDPit、PGDPjt分别为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能力;Pit、Pjt分别为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人口总数,表示国内市场规模,一般与双边贸易量成正比;Dijt表示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反映贸易运输成本,符号通常为负;LANGijt表示两国是否使用共同语言,1表示有共同语言,0表示没有。Bij 表示两国是否有共同边界,取值1表示两国接壤,否则取0。贸易非效率模型分为五个部分:(1)关税水平和贸易便利化。关税水平(TAFjt)反映一国的关税贸易壁垒,本文选用加权平均关税表示;进口清关时间(TIMjt)表示一国海关的效率和贸易便利化水平。(2)班轮运输。班轮运输连通性指数(SHPjt)表示一国海运基础设施状况和参与全球海运网络的程度,指数越高代表海运基础设施越好,海运能力越强。(3)金融。金融自由度指的是一国金融自由化水平,评分越高说明金融系统越有效、受到的干预越少。(4)政府效率和政府支出。政府效率(GSEjt)反映一国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质量,评分越高说明政府对贸易政策制定得越完备、执行水平越高。政府支出(GSSjt)反映政府在交通等基础设施上的投入,评分越高表示投入越大。(5)自由贸易协定。自贸协定(FTAjt)反映的FTAij表示两国是否有已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1表示已生效,0表示没有自贸协定。
  3.数据来源。文中研究了中国重要的26个贸易伙伴国,分别是瑞士、墨西哥、秘鲁、智利、巴西、韩国、日本、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南非、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并运用Frontier4.1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样本时间跨度为2006—2016 年,共有286个观测值。
  贸易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Comtrade网站;总人口数据、人均GDP均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货币均以现价美元计算。从CEPII数据库选取两国距离、边界和语言数据。在贸易非效率项中:TAF和TIM取自于WDI数据库;SHP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FIN和GSS取自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GSE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WGI数据库;FTA数据取自于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
  三、实证结果
  (一)模型适用性检验
  为了保证正确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函数形式,对模型适用性检验采用最大似然比LR统计量,首先检验是否存在贸易非效率,其次检验贸易非效率是否是时变的。在零假设H0:γ=μ=η=0和零假设H0:η=0条件下,根据有无约束两种情况的对数似然值,并比较计算出LR 统计量的值并与1%显著性水平下χ2分布的临界值,接受或拒绝零假设。γ表达式为:
  (二)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结果分析
  对构建的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运用Frontier4.1软件,分析2006—2016年的面板数据,并估计进出口模型和出口模型,得到表3中的结果。
  两个模型中的γ值显著不为0,分别为0.7978、0.6475,表明人为的贸易非效率因素是两个模型中实际贸易量与前沿贸易量差距主要来源,适合采用随机前沿分析贸易非效率因素。
  进出口模型和出口模型中的lnPGDPit和lnPGDPjt变量都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出口模型中系数均为正值,表明中国与巴西的人均收入的增加会提高中国对巴西出口贸易水平;进出口模型中,lnPGDPjt系数为负,表明lnPGDPjt的增加会减少中巴的进出口贸易额。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巴国人均收入的增加,使得国内的需求增加,减少对中国的出口额。两个模型中出口国的人口变量lnPit系数均为负值,且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庞大人口规模的国内市场需求量大,减少了对外出口,因此与贸易额呈反比关系。出口模型中贸易国的人口变量lnPjt显著为正,表明贸易国人口越多,需求越大,中国出口贸易越有利;进出口模型中lnPjt不显著,表明中巴进出口贸易中巴西人口数量的影响较小。
  距离变量lnDijt在出口模型中显著为负,与大多数研究的结论相吻合,距离远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贸易运输成本的高低,而运输成本直接影响国际贸易的利润空间。然而在进出口模型中显著为正,说明随着经济技术的不断提升以及交通运输方式的改善,距离因素对贸易的影响会大不相同。共同边界Bijt 变量和语言LANGijt对双边贸易额和出口贸易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出口国与进口国存在边界,交通运输方便,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贸易成本,使得贸易流量增加;共同语言同样可以减小沟通成本以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规模的扩大。
  关税水平TAFjt系数为正,但在两个模型中不显著或者系数值较小,表明在两国贸易中关税的影响力较小。可能的原因是,近年来,贸易壁垒的形式多样化,非关税贸易壁垒对于贸易额的影响较大。进口通关时间TIMjt系數在两个模型中显著,并且为正值,出口模型中系数大于进出口模型,这表明TIMjt对中国对巴西出口具有更大非效率的影响。变量SHPjt系数在出口模型中为正,进出口模型中为负,表明贸易国海运基础设施的改善可能会产生替代效应,减少与原出口国的贸易量,而有利于双边贸易量的提升。FINjt仅在出口模型中显著,与贸易非效率项成正比。这可能是因为,目前中国得金融体系还不完善,盲目地放开金融领域,不但不会促进出口贸易,还容易引发金融风险,损害经济的健康运行。GSSjt在出口模型系数为负,进出口模型为正;GSEjt在出口模型中系数为正,在进出口模型中系数为负。政府投入的增加,各种外贸便利化条件的改变,会增加中国的出口贸易额,而减少与贸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这可能的原因是政府支出的增加,使得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减少,从而降低了进口额。政府政策效率的提升对中国对巴西的出口有负向影响,可能是因为产生了贸易替代效应,减少了对巴出口额;而对中巴之间的贸易总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中巴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FTAijt系数在出口模型中为负,与贸易非效率项反比,而在进出口模型中相反,说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对中国出口有促进作用,却对双边贸易有阻碍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随着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市场需求结构发生改变,使得进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会使进出口贸易量下降。LANGij变量在两模型中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共同语言可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   (三)中国与巴西双边贸易效率分析
  根据软件回归结果可以得出2006—2016年中巴双边贸易效率值和中对巴出口贸易效率值,表4结果表明,中对巴贸易效率稳定上升,中巴双边贸易效率呈递减趋势。原因可能是,近几年,中巴双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双方贸易潜力逐渐增加。从数值变化上看,中巴双边贸易效率值波动较大,在0.48—0.80范围内,而中对巴出口效率值较为稳定在0.79—0.87之间。出口效率高于双边贸易效率,意味着中巴双边贸易潜力提升空间大于中对巴出口贸易潜力,中国对巴西出口贸易越来越重要,可深度挖掘并发挥向巴西进口的贸易优势。受其他经济体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发起的贸易战的影响,中巴双边贸易在我国贸易发展中的空间有望进一步扩大;然而中巴双边贸易仍存在一些阻碍发展的贸易壁垒,中巴应继续加强合作。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选取中国与26个贸易伙伴国2006—2016年相关贸易数据,运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方法估计中国与巴西的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并对影响贸易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与巴西贸易发展迅速,但近几年来贸易额呈下降趋势;第二,中国与巴西人均GDP、巴西人口数量、共同语言、共同边境对贸易流量有正向影响,中国人口、距离、贸易流量产生负向影响;贸易非效率对贸易流量的影响较为复杂,在出口模型和进出口模型中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存在差异。
  (二)对策建议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中国巴西贸易新航路。中国应发挥沿海发达港口城市的优势,根据双方贸易运输主要海运方式的特点,抓住金砖五国合作机制的多边合作的建设契机,发挥资金优势,加强对双方重要港口、物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加快航空物流运输网建设,提高双方贸易货物进出口的运输效率,节约运输成本。利用政府政策等支持,简化海关进出口手续,提高进出口效率,实现中巴双边贸易通道畅通。
  2.加快推动中国巴西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实现中巴双边贸易制度便利。开展中巴自由贸易协定刻不容缓。由于巴西的平均关税较高,而且经济自由度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的出口,中巴签署自由贸易協定,可以为中巴两国贸易往来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中巴双方应积极洽谈,逐步取消关税及一些技术性的贸易壁垒,增强双方贸易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减少贸易摩擦,又能促进中巴双边贸易的持续发展。
  3.利用双边贸易互补性和契合性,拓宽中巴双方经贸合作新领域。巴西和中国贸易结构互补性强,双方具有长远的发展空间。巴西农产品、铁矿石、石油、烟草等资源性产品丰富,中国主要向巴西出口工业制成品、高新技术产品、纺织品等,故双方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和契合性。中巴双方应在已有的贸易基础上,拓宽贸易合作新领域,寻找双边贸易新增长点,即提升农产品加工、物流等合作水平,加大能源勘探合作开发力度,加快建设双边全面服务贸易体系建立,鼓励中巴双方企业跨国直接投资,全面加强科技研发创新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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