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行为与企业价值相关关系研究

作者:未知

  摘要:近年來,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组成单位,既是环境效益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环境质量的最大破坏者。因此,研究企业环境行为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本研究在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以采矿业,造纸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A股30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上市公司2017年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环境报告书中搜集整理得到环境行为相关数据,提出研究假设,选取“三废(废气、废水、废渣)”排放量、排污费、企业从政府获得的环保补助、环保设备等方面的投入以及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五方面作为企业环境行为的代表变量,以企业价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引入控制变量有企业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净资产收益率,建立分析模型,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相关性检验及回归分析,以验证假设是否成立。研究结论表明,“三废”排放量、环保补助、重点排污单位与企业价值相关关系不显著,排污费与企业所有者权益比值和企业价值负相关,环保投入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与企业价值正相关关系显著。企业规模与企业价值负相关关系显著。净资产收益率和企业价值正相关关系显著。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最后提出有针对性的若干建议。通过本文的研究希望可以促使更多企业提高环境管理水平,提升环境责任意识,实现可持续发展理念。
  关键词:环境行为;企业价值;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20)01-0073-09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d enterprise Value
  Wang Heyang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 of Xicheng District,Beijing 100055)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rought more and more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peoplehave gradually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As a basic unit of economic activities, enterprise is both the biggest beneficiary of environmental benefits and the biggest destroyer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enterprise value. As the main content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d enterprise value.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relevant dissert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d enterprise value, and elaborat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is paper, including stakeholder theory,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ory, external pressure theor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for mining industry, paper industry, metal smelting and rolling processing industry, electric power, heat, gas,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industry of 303 listed companies as samples, the paper has collected the data from the 2017 annual report of listed compani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report , put forward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selection of “three wastes”(waste gas, waste water, waste residue) emissions, discharg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ubsidies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investment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quipment and listed company and its subsidiaries whether belong to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of key units five aspects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variables, has selected enterprise value as the explained variable, the enterprise size, the first big shareholder's stake, return on equity as control variables, had built the model, has mad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rrelation, regression analysis, has verifiedif the hypothesis is establish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ree wastes”emissions, environmental subsidies, key pollution-discharging units and enterprise value, the ratio of pollutant discharge fee to enterprise owner's equity and enterprise value has negative correlation, and the ratio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 to total assets and enterprise value has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nterprise size and enterprise valu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roe and enterprise value. The shareholding ratio of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h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enterprise value.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hrough the research, the paper hopes that more enterprises can improve thei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level, improve their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realize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environmental behavior; enterprise value;correlation.
   一、引言
   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组成单位,既受益于环境效益,同时也破坏着环境质量。企业主要通过年报对外公布在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方面的信息。同时,会计学界也在探索企业年报中如何披露企业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的相关环境信息,披露环境行为相关信息是否会使信息使用者认为企业相应地增加了支出,而使企业利润下降。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相关性,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行为。环境行为作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因此,研究企业环境行为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本研究对国内外文献研究进行总结,之后以沪深两市上市的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选取采矿业,造纸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四个行业303家公司,分别以“三废”排放量、排污费、企业环保补助、环保投入和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五个指标作为分析模型的解释变量,实证分析这五个变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得出研究结论,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性建议。
   二、文献综述
   目前环境会计研究多集中在企业环境行为的现状、影响因素、激励机制、驱动机制及评价方法等,以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如何影响企业价值。从环境行为的界定及驱动影响因素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关系、企业环境行为与企业价值关系、环境行为对企业股价影响研究等方面来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
   (一)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环境会计领域研究开始于1971年F.A.Beams发表的《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和1973年J.Marlin发表的《污染的会计问题》。此后环境会计方面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但至今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1.环境行为和环境信息披露相关研究
   Evangeline Elijido-Ten(2007)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澳洲上市公司的企业环境行为。[1]Hadrian GeryDjajadikerta和Terri Trireksani(2012)衡量印度尼西亚上市公司在其公司网站上公布的企业社会和环境信息披露的程度。[2]Charl de Villiers和Chris van Staden(2012)以新西兰活跃股东协会的成员为研究对象,在线调查研究个人股东对环境信息披露和监管的要求以及他们对信息的期望用途。[3]Michael Dobler等(2015)采用环境风险的度量方法探讨在环境披露与环境绩效之间关系的非结论性证据下,社会政治理论是否能够解释企业环境披露的水平。[4]
   2.環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研究
   Malcolm Smith等(2007)开发了一个环境信息披露的评级系统,考察在吉隆坡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年报中环境信息披露与公司特征之间的关系。[5]LopinKuo和Vivian Yi-Ju Chen(2013)探讨日本企业在京都议定书实施后环境披露水平与企业经营合法性形象的建立之间的关系。[6]George Emmanuel Iatridis(2013)以马来西亚普通公司为研究对象,评估了环境披露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7]MortezaKhojastehpour和Raechel Johns(2014)探讨环境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品牌声誉和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8]Chika Saka和Tomoki Oshika(2014)研究企业碳排放和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9]Yuki Tanaka(2014)以环境报告的连续性为重点考察了日本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绩效,对持续性自愿性与企业资本成本的关系进行研究。[10]Marlene Plumlee等(2015)探讨企业价值与企业自愿环境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11]GrigorisGiannarakis等(2016)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分别采用碳信息披露领导指数和环境信息披露得分两种不同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标来确定影响环境信息传播的因素。[12]Marco Fazzini和Lorenzo Dal Maso(2016)基于会计的估值模型对环境信息如何反映在意大利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展开深入的研究。[13]Refandi Budi Deswanto和Sylvia Veronica Siregar(2018)对在印尼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回归分析研究环境披露与财务绩效、环境绩效和企业价值之间的直接和间接联系。[14]IkramRadhouane等(2018)通过同时考虑水平和初始差异来估计环境报告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15]    (二)国内文献综述
   1.环境行为的界定、影响因素、驱动因素等相关研究
   潘霖(2011)选取五个行业605家上市企业作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对企业环境行为应用因子分析法开展量化评价。[16]王凤、王爱琴(2012)梳理了近十年来国外学术界对企业环境行为研究的进展,从三方面总结了企业环境行为的理论和模型和实证研究。[17]周曙东(2012)从制度、组织能力、企业战略、企业社会责任四方面对企业环境行为的驱动因素和机理进行研究,形成集成概念模型来阐述各驱动因素与企业环境行为的关系。[18]李振华(2014)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环境行为进行了研究。[19]陈怡秀(2015)对重污染企业环境行为的表现和特征进行回归分析。[20]杜瑶(2015)通过实证分析,建立了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比较了不同类型企业环境行为。[21]李朝芳(2015)梳理研究了企业环境行为的驱动因素、企业环境行为和企业绩效、环境信息披露和企业价值的关系。[22]曲国华(2016)以政府、企业、金融市场为三方主体,选取环境管理、文化、预警、处理和恢复行为作为五个一级指标,构建二级企业环境行为评价指标体系。[23]
   2.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
   史玄玄(2012)选取2005—2009年647家上市公司,对其进行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24]王润(2013)选取2011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3家的年度报告进行内容分析,构建环境信息披露指数。[25]卢登琴(2014)研究发现环境信息的披露水平对企业价值和净资产收益率存在正向的影响作用。[26]董慧玲(2014)研究造纸业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27]任爽(2015)、孟梅雪(2016)和蒋倩(2017)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环境信息披露指数(EDI),进行实证分析。[28][29][30]
   3.企业环境行为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
   周洪(2012)从排污费和环保补助收入两个因素研究企业环境行为与企业价值相关关系。[31]李丛苓(2014)以12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滞后变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32]高敏(2016)以2011—2014 年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环保投资、技术创新投入协同影响企业价值进行分析。[33]
   4.环境行为对企业股价影响研究
   龚全(2011)以冶金、化工、煤炭、石油、火电、造纸等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社会环保责任与股票市场表现进行相关性研究。[34]蒋雪(2014)选取2009—2013年沪深两市 A 股涉重金属、非涉重金属和其他行业126家公司,研究了涉重金属行业环境规制的颁布对股价的影响。[35]李晓琳等(2015)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在2005—2012年间刊登的四百多家上市公司636起环境事件为研究样本,研究上市公司环境事件与资本市场股价变动之间的相关关系。[36]姚文青(2017)对2000—2016年间三次环保政策颁布对一些企业股价的影响进行了研究。[37]李秋镝(2017)以2010—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社会责任披露表现、财务表现和股票表现为研究数据,对社会责任披露与股价波动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38]
   三、实证研究
   (一)研究假设
   本研究选取“三废(废气、废水、废渣)”排放量、排污费、企业从政府获得的环保补助、环保设备等方面的投入以及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五方面作为企业环境行为的代表变量。本研究中环境行为不仅是在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方面的努力,还包括对外界压力做出的反应,以及这些努力和反应的影响和结果。故而企业环境行为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就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基于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1.“三废”排放量与企业总资产比值和企业价值的关系
   企业“三废”排放量对企业价值有重要影响,同时与当地的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息息相关。企业的“三废”排放对所在地居民也有重要影响,需要按照国家环保部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向所在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排污许可证。同时不允许超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核定的排放总量。是否按规定进行污染物的排放对企业形象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影响企业价值。“三废”排放量是绝对指标,企业规模会导致其排放量具有很大差异。所以直接研究这个绝对指标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不能真实反映实际情况,故而将“三废”排放量绝对指标替换成“三废”排放量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相对指标更有意义。因此,第一个假设为:
   H1:企业“三废”排放量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和企业价值负相关。
   2.排污费与企业所有者权益比值和企业价值的关系
   排污费是企业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而必须缴纳的费用,费用支出会减少企业利润,从而降低企业价值。排污费费用的多少会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模型中直接使用排污费绝对数值会使结果不准确,故模型使用排污费与企业所有者权益比值相对指标。因此,第二个假设为:
   H2:排污费与企业所有者权益比值和企业价值负相关。
   3.环保补助与企业所有者权益比值和企业价值的关系
   企业响应政府号召履行环境保護责任,采取环境治理措施,配合政府提升环境质量而改造相应设备,政府为了鼓励企业相关环保行为,而对企业进行相应的补助,从而影响企业价值。企业规模大小不同,所在行业不同,获得的政府补助也不尽相同。故而直接研究环保补助绝对指标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不能真实反映实际情况,故模型使用环保补助与企业所有者权益的比值相对指标。第三个假设为:
   H3:环保补助与企业所有者权益比值和企业价值正相关。    4.环保投入与企业总资产比值和企业价值的关系
   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包括环保设备的投入和环境治理工程等方面,短期来看,会使企业效益减少。但从长期来看,又会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投入为固定资产投入,应属于企业研发投入,未来会为企业带来长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而影响企业价值。企业环保投入是一个绝对指标,会受企业规模和所处行业影响而不同。故而直接研究环保投入这一绝对指标不能很好地反映其对企业价值真实的影响,故模型使用环保投入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相对指标。因此,第四个假设为:
   H4:环保投入与企业总资产比值和企业价值正相关。
   5.企业是否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和企业价值的关系
   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也会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如果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企业就需要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相关信息,规范企业相关环境行为,企业也可借此对外界树立认真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进而使信息使用者和投资者更好地了解企业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相关信息,将此方面信息作为衡量企业价值的准绳。但重点排污单位排污费支出也会比较大,因而会使企业价值减小。因此,第五个假设为:
   H5:企业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和企业价值负相关。
   (二)研究设计
   1.数据样本的来源和选取
   研究对象来源于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选取四个污染行业:采矿业,造纸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燃气、水的生產和供应业,总计303家上市公司初选样本。将初选样本按以下标准筛选:一是剔除*ST、ST、SST公司,此类较大亏损的公司数据有可能不准确。二是剔除2018年后上市的公司。三是剔除年报中所需数据不全和出具非标意见的公司,因数据是从上市公司2017年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环境报告书中搜集整理得到的,非标意见的数据及不完整的数据会使模型实证结果不准确。经过以上标准筛选,共获得研究样本197家。
   从“三废”排放量、排污费、环保补助、环保投入和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五方面来研究企业环境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因此,模型以企业是否披露“三废”排放量、排污费、环保补助、环保投入相关信息(至少披露一项相关信息为披露)为筛选标准,获得研究样本197家。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国泰安数据库。其中,上市公司的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环境报告从两大证券交易所网站获得,企业环境行为相关数据来自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环境报告,靠手工搜集整理获得。企业价值及相关控制变量的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数据处理和实证研究分析主要采用SPSS23.0、EXCEL软件。
   2.研究变量
   (1)被解释变量:企业价值—TobinQ
   很多国内外对企业价值的相关研究中用TobinQ值代表企业价值。TobinQ值作为衡量企业价值的方法被广泛应用。TobinQ值高代表企业价值高,投资者愿意投资。本研究采用TobinQ值来衡量企业价值。
   TobinQ理论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提出的,他把TobinQ定义为企业的市场价值与资本重置成本的比值。其经济含义是将企业的市场价值与投入的资本成本进行比较,资本成本可以给企业带来现金流量。TobinQ值大于1,说明企业创造的市场价值高于资本投入成本,表明企业为社会创造了价值。现阶段学界对于资产的重置成本和企业市场价值的估算方法还有不同意见,为了数据便于获得,直接从国泰安数据库中取得TobinQ值,并未另外计算。
   (2)解释变量
   从“三废”排放量、排污费、环保补助、环保投入和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五方面来研究企业环境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为了更好地解释相应指标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现引入如下解释变量(其中,由于控制变量中引入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故而在模型中引入相对指标可以保持变量的一致性。)
   一是“三废”排放量与总资产比—DP
   将“三废”排放量与总资产比作为解释变量之一。“三废”排放量与总资产比是将“三废”排放量除以企业当年年初年末平均总资产后的结果。
   二是排污费与所有者权益比—FO
   将排污费与所有者权益比作为解释变量之一。排污费与所有者权益比是将排污费除以企业当年年初年末平均所有者权益后的结果。
   三是环保补助与所有者权益比—SO
   将环保补助与所有者权益比作为解释变量之一。环保补助与所有者权益比是将环保补助除以企业当年年初年末平均所有者权益后的结果。
   四是环保投入与总资产比—IP
   将环保投入与总资产比作为解释变量之一。环保投入与总资产比是将环保投入除以企业当年年初年末平均总资产后的结果。
   五是重点排污单位—FC
   引入虚拟变量对企业是否为重点排污单位进行描述。我们规定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为1,否则为0。企业是重点排污单位通常会规范发布环境污染物排放、环境保护及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验收相关信息,有利于信息使用者更好地了解企业环境保护及环境治理方面的绩效,有助于社会、公众和媒体等监督,会为企业树立良好的环境形象,会对企业价值有影响。
   (3)控制变量
   影响企业价值的因素有很多,除企业环境行为因素外,企业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净资产收益率对企业价值也有影响。故引入企业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净资产收益率作为控制变量。    一是企业规模—Lnsize
   为保证实证结果更加精准,用上市公司年初与年末总资产平均数的自然对数作为表示企业规模的控制变量,用Lnsize表示。查阅国内外文献资料发现,企业规模和企业价值之间具有相关性,但结果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并不一致。企业规模越大,资源集中度越高,价值越大。但企业规模大同样存在管理成本增加、企业组织机构繁杂、决策时间长等诸多弊病,也会对企业价值造成影响。企业规模与企业价值之间是负相关,企业规模越大,管理成本支出较大,经营效率较低。
   二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
   模型引入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这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之一,用Top1表示。目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尚没有统一的结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利于集中资源,更好地开展企业生产,使企业价值增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正相关。
   三是净资产收益率—Roe
   净资产收益率是净利润与平均股东权益的百分比,是税后利润与净资产之比。该指标反映了股东权益的收入水平,反映了股权资本获得净利润的能力。净资产收益率越高,投资回报率越高,企业经营能力越强,企业价值越大。认为净资产收益率与企业价值正相关。
   通过以上分析,研究变量相关说明见表1。 3.研究模型构建
   本研究以“三废”排放量与总资产比(DP)、排污费与所有者权益比(FO)、环保补助与所有者权益比(SO)、环保投入与总资产比(IP)、重点排污单位(FC)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以企业规模(Lnsiz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以企业价值(TobinQ)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
   从“三废”排放量、排污费、环保补助、环保投入的角度研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构建模型。采用“三废”排放量与总资产比(DP)、排污费与所有者权益比(FO)、环保补助与所有者权益比(SO)、环保投入与总资产比(IP)这四个相对指标和重点排污单位(FC)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对197家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如果企业某一项指标没有披露具体数值,该项指标的数值就记为0,具体模型如下:
   TobinQ=α+β1DP+β2FO+β3SO+β4IP+β5FC+
  β6Lnsize+β7Top1+β8Roe+ε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分别对研究样本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检验、回归分析。
   1.变量描述性统计
   分别对上述模型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模型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其中托宾Q值最小值是0.169,是华电国际,最大值是6.654,是赣锋锂业,平均值是1.369,说明企业规模不同,上市公司的价值有一定差异。“三废”排放量与总资产比最小值为0,最大值是1.675,是凯恩股份,平均值是0.016,说明不同规模的企业“三废”排放量与总资产比有差异。排污费与所有者权益比最小值是0,最大值是552.478,是株冶集团,平均值是9.320,可以看出不同规模企业缴纳排污费差异较大。环保补助与所有者权益比最小值是0,最大值是289.663,是赤峰黄金,平均值是6.847,说明不同规模企业获得政府补助存在差异。环保投入与总资产比最小值是0,最大值是648.497,是荣晟环保,平均值是15.393,说明企业所处行业和规模不同,环保投入差异较大。重点排污单位数值的选择只有0和1。企业规模最小值是20.341,是金瑞矿业,最大值是28.067,是中国石化,平均值是23.298,说明企业规模差异较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最小值是0.140,是盛和资源,最大值是82.510,是柳钢股份,平均值是36.617,说明不同规模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差距较大。净资产收益率最小值是-60.610,是安源煤业,最大值是146.690,是韶钢松山,平均值是8.374,说明不同规模企业盈利能力差异很大。排污费与所有者权益比(FO)、环保补助与所有者权益比(SO)、环保投入与总资产比(IP)的标准差在29.560—54.986之间,说明不同企业数据差异较大。“三废”排放量与总资产比(DP)的标准差是0.134,说明不同企业之间差异不大。
   2.变量相关性检验
   对模型的样本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
   一般来说,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来进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检验,如果解释变量之间的系数不超过0.8,就可以认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会对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产生影响。
   表3中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8,故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表3可以看出,环保投入与总资产比与企业价值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相关系数是0.185,呈正相关关系。重点排污单位与企业价值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相关系数是-0.169,呈负相关关系。企业规模与企业价值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相关系数是-0.662,呈负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规模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相关系数是-0.118,呈负相关关系。企业规模与“三废”排放量与总资产比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相关系数是-0.121,呈负相关关系。净资产收益率与排污费与所有者权益比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相关系数是0.211,呈正相关关系。企业规模、净资产收益率与重点排污单位在1%水平上均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是0.278和0.189,呈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重点排污单位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相关系数是0.133,呈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规模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相关系数是0.240,呈正相关关系。净资产收益率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相关系数是0.150,呈正相关关系。其他变量之间相关关系不显著。    3.回归分析
   从表4和表5中可以看出,R2=0.478,统计值F=21.491,F>F(188,8)=1.988(α=0.05),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0.05,D-W值在2附近,变量容差均大于0.1,VIF均小于2,残差的平均值为0,从以上数据中可以得出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表明回归方程有显著的统计意义。
   模型中企业规模(Lnsize)和常量项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0.01,表明企业规模和常量项在1%水平上和企业价值显著相关,企业规模(Lnsize)相关系数是-0.582,表明企业规模与企业价值呈显著负相关。常量项相關系数是14.813,呈正相关关系。排污费与所有者权益比(FO)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0.031<0.05,表明在5%水平上和企业价值显著相关,相关系数是-0.003,呈负相关关系。假设H2成立。排污费是企业的一项支出,排污费与所有者权益比值越大,表明企业在污染物排放方面需要缴纳的费用越多,这会使企业利润减少,降低企业价值。环保投入与总资产比(IP)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0.046<0.05,表明在5%水平上和企业价值显著相关,相关系数是0.002,呈正相关关系。假设H4成立。企业环保投入短期来看,会使企业效益减少。但从长期来看,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投入为固定资产投入,应属于企业研发投入,未来会为企业带来长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企业价值增大。净资产收益率(Roe)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0.018<0.05,表明在5%水平上和企业价值显著相关,相关系数是0.009,呈正相关关系。
   四、结论
   本研究以采矿业,造纸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A股30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上市公司2017年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环境报告书中搜集整理得到环境行为相关数据,提出研究假设,选取“三废”(废气、废水、废渣)排放量、排污费、企业从政府获得的环保补助、环保设备等方面的投入以及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五方面作为企业环境行为的代表变量,以企业价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引入企业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净资产收益率作为控制变量,构建模型,运用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检验、回归分析,验证假设是否成立,得出结论。结论如下:假设H2和H4成立,假设H1、H3、H5不成立。
   一是“三废”排放量与总资产比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0.857,表明与企业价值相关关系不显著。二是排污费与所有者权益比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0.031<0.05,表明在5%水平上和企业价值显著相关,与企业价值相关系数是-0.003,呈负相关关系。三是环保补助与所有者权益比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0.548,表明与企业价值相关关系不显著。四是环保投入与总资产比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0.046<0.05,表明在5%水平上和企业价值显著相关,与企业价值关系数是0.002,呈正相关关系。五是企业规模在1%水平上与企业价值呈显著相关,相关系数是-0.582,呈负相关关系。净资产收益率在5%水平上和企业价值呈显著相关,相关系数是0.009,呈正相关关系。常量项在1%水平上和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关系,故常量项应予以保留。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相关关系不显著,其对企业价值影响尚不能确定。
   上述结论蕴含的建议包括:完善环境行为信息披露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对企业环境污染行为的监督管理;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提升企业环境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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